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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加木失踪始末-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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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去国外留学,还是到边疆考察?在彭家睦的脑海中,产生了激烈的斗争。

去留学吧,这是彭家睦盼望已久的。况且,这样的机会是不多的。一旦放弃了留学的机会,也许以后十年八载不一定能遇上。年纪大了,出国留学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去边疆吧,那也很重要、很需要。当然,到边疆去,要比去莫斯科艰苦得多,条件差得多。

彭家睦经过反复考虑,选择了后者——到边疆去。

为什么彭家睦到边疆去呢?他亲笔写下了这样感人肺腑的话语:

我必须在出国和到边疆两者之间立即作出抉择。我考虑的结果,认为出国学习的任务虽然需要,但是可以由别的同志来完成,别的同志也乐于去。为了让科学在祖国遍地开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当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彭家睦几次向王芷涯提出申请——到边疆去。

为了争取组织上批准自己的请求,彭家睦还直接写信给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信中,彭家睦写下了这样一段铿锵有声的话:

……我志愿到边疆去,我这是夙愿。我的科学知识比较广泛,体格坚强。面对困难,我能挺直身子,倔强地抬起头来往前看。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

后来,彭家睦正是用他自己的行动,证实了他的确“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

令人不解的是,他在给郭沫若院长的信中,第一次署上了这样的名字——“彭加木”!为什么要改名呢?他笑着说:“‘家睦’,只是希望家庭和睦,着眼于小家庭,太狭隘了。我要跳出小家庭,到边疆去,为边疆‘添草加木’!”他还咬文嚼字地解释道:“加木,合起来就是一个‘架’字,我要在上海与边疆之间架设桥梁!”

从“家睦”到“加木”,这名字之改,正深刻地反映了他思想上的飞跃——从小家庭飞跃到了广阔天地!

1956年3月,领导上正式批准了彭加木的申请,办理了组织调动手续: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调到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职务是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设在北京,彭加木的户口从上海迁到北京。在迁户口时,彭加木打了改名报告,正式把“彭家睦”改为“彭加木”。从此,他一直用“彭加木”这个名字,以至如今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原名“彭家睦”。

◆跳出小家庭

在给组织的报告中,彭加木多次这样写道:

到边疆工作,困难比较多。我身体健康,家庭又放得下,还是让我到边疆去吧!

彭加木一向对组织很忠实。然而,在这段话中,他却在撒谎:他并不是“家庭放得下”,而是家庭正需要他!他的家庭——妻子多病,孩子年幼。

在1955年6月6日,家里又添了一个小成—员——女儿诞生了。当时,正是广东荔枝成熟的季节里,绿叶红果之时,为了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彭加木给女儿取名“彭荔”。

1956年,当彭加木向组织打报告要求到边疆去的时候,他的儿子才四岁,女儿只有几个月,妻子因病常常只能上半天班。这样的家庭,是多么需要丈夫细心照料啊!难道彭加木不喜欢自己的家庭?难道他的胸膛里跳动着一颗铁石之心?难道他是一个不懂天伦之乐的“怪人”?

不,不。彭加木爱自己的家庭,爱妻子,爱子女。

他与夏叔芳相爱,经过多年的考验。他们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他很爱惜体弱多病的妻子,在家里总是尽可能多做一些家务,以便让妻子能够休息一下。每天下班的时候,邻居们总是看到彭加木第一个回到家里,动手洗米、烧饭、炒菜,从厨房里常常发出菜刀剁肉的“笃笃”声。当夏叔芳从托儿所把孩子们接回来,彭加木已经把饭菜做好了。

彭加木也很爱孩子。他是有名的“孩子头”。他有一整套哄孩子的“技术”。正当彭海、彭荔号啕大哭的时候,他做一个鬼脸,很快就使孩子破涕为笑。彭加木什么时候在家,家里就充满笑声。

在科学院建造新宿舍之后,彭加木乔迁了。他住的是三层的小楼房,第一层住两家,第二层是一家,彭加木住在第三层。他的新居很舒适,有好几个小房间——孩子们有他们的小天地,他也有自己看书、写作的地方。

彭加木的小家庭是幸福的,充满欢乐。然而,他却下了很大的决心,跳出小家庭,离开上海舒坦的生活。他的心不在“小夫小妻小家庭,书桌台灯穿衣镜”,他的心在天南地北,五湖四海。当别人问他为什么要报名到边疆工作,彭加木说出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北京、上海都是乐园,我也很爱这样的乐园。但是祖国这么大,难道只有这两个乐园就够了吗?如果要把祖国各地都建设成乐园,我们青年人不去,让谁去呢?……我刚三十出头,浑身是劲,虽然边疆的生活艰苦一些,但是,这正是要我们青年去奋斗建设的地方。当我们战胜困难,作出一些成绩的时候,就会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幸福。

也有人为彭加木惋惜,说他“吃亏”了。理由是:彭加木年纪轻轻,精力充沛,他的学业基础扎实,上海的科研条件又好。当时,他已完成关于植酸酶、原肌球朊、原胶原等四篇论文。

彭加木深得他的导师、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王应睐的赏识。王应睐曾一再挽留他。

他的另一位老师曹天钦教授也很希望彭加木能留下来。当时,曹天钦正在做大电泳试验,彭加木是他的得力助手:为了表示惋惜之情,曹天钦写下了一首打油诗,叹息“电泳走子龙”(子龙即三国名将赵子龙)!

彭加木在一篇文章中,作了这样的答复:

有人说我“吃亏”了,我想不存在这个问题。我没有吃亏……我今天做的工作就像耕耘,又像播种,一分耕耘终会得到一分收获的;如果有更多的人参加到科学研究工作中来,肯定比我一个人的力量大,成果也会出得更多,这对党、对祖国的科学事业有什么吃亏可言呢?如果说吃亏,那么许多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了革命事业流血牺牲,他们甚至连革命的胜利果实都没有看到,这不是更吃亏了吗?还有无数的解放军战士,在战场上英勇作战,负了伤,甚至残废了,他们是否吃亏了呢?当然没有,他们都没有说自己吃亏了。至于我个人,虽然是一个科学研究人员,但我也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革命者。在入党的时候,我就向党宣誓:我要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党的利益坚决斗争到底。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里也不存在什么吃亏的问题。

彭加木这些闪闪发光的言语,象征着他的思想逐渐成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愿做铺路石子

叶圣陶先生在1929年,曾写过一篇着名的童话《古代英雄的石像》。

这篇童话描写一位雕刻家用巨石雕成古代英雄石像,却把凿下来的碎石在石像下面作为台子。人们向石像恭恭敬敬地鞠躬,石像骄傲起来,看不起垫在下面的小石头。小石头们生气地离开了,石像倒了,也碎成了小石头。人们就用这些小石头铺路。晴和阳光照在新路上,块块石头都露出了笑脸。小石头们都很高兴,赞美自己道:“我们集合在一块儿,铺成真实的路,让人们在上面高高兴兴地走!”

叶圣陶先生这篇童话的寓意是很深刻的:石头,与其做那“空虚”的石像而出人头地,倒不如作为平凡的铺路石子造福于人类,一点儿也“不空虚”。

彭加木非常赞赏铺路石子的风格,他愿一辈子做一颗铺路石子。

1964年,彭加木在上海《新民晚报》上发表《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一文,表达了自己愿意做一辈子铺路石子的心声:

我认为党领导下的一切工作都是革命工作,任何岗位都是重要的、光荣的岗位。像建筑工人,自己住的常常是简陋的工棚,等到新房子盖好,他们却又要到别的地方去了;又像筑路工人,他们铺好路,自己却不再走这条路。我想建筑工人、筑路工人能够默默无闻地做一些专门利人的工作,我为什么不能做一些科学组织工作,起一些桥梁作用呢?我想愿作一颗铺路石子,让别人踏在自己的背上走过去,也是光荣的。我愿意一辈子作这样的铺路石子。

1956年5月,彭加木告别了工作了七八年之久的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实验室,告别了共事多年的老师和同事,告别了温暖可爱的小家庭,踏上了新的征途。

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彭加木风尘仆仆,行程万里。

彭加木先是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队的云南生物考察队,来到了西南边疆。

云南,素有“植物王国”之称,既有寒带植物,也有热带、亚热带植物。云南的“云烟”、洱茶、轴木、红木、楠、榕、紫檀、相思以及热带水果,着称于世。在这个“植物王国”中,彭加木结识了云南昆明植物研究工作站的着名植物学家蔡希陶教授。蔡希陶指着那浩瀚的森林,对彭加木说,“这才是你的用武之地!”

彭加木来到热带森林,仿佛回到度过自己童年时代的广东槎头。不过,如今他不是来爬树,不是来用弹弓打鸟,却是来开发这座绿色宝库。他在野外考察中总是抢干重活,同事们劝他休息一下,他笑笑说:“力气用不尽,越干越有劲!”

在昆明,彭加木负责建立生物学家化学实验室,开展对紫胶及芳香油等次生物质的研究、分析工作。

这年秋天,彭加木离开昆明奔赴新疆,参加了新疆综合考察队的科研工作。

新疆,那么辽阔,占全国面积的六分之一。那里有雪山,有绿洲,有沙漠,有盆地。然而,那里的科学研究工作,却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彭加木在乌鲁木齐帮助筹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这种筹建工作,恰如“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那样艰难。做实验没有实验桌,彭加木把那种装运仪器的木箱竖起来,就算是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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