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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苏斯洛夫同志的整个发言，在许多重要原则问题上是歪曲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是在随心所欲地解释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随后，苏共代表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中共代表邓小平、彭真、康生又在会议上作了一轮轮发言，互相进行对抗性辩论，唇枪舌剑，一来一往。
辩论进入高峰之际，7月14日，苏共中央竟违背协议，抢先公开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只得于7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了这封苏共《公开信》，但在编者按中着重声明：苏共的这一《公开信》“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公开信》“采用了马克思主义者绝对不能允许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其中这样的例子总共有七八十次之多，举不胜举”……
苏斯洛夫见后，恼怒地对邓小平说：
“我抗议你们对我们党的领导，对赫鲁晓夫同志，对我党几次代表大会的歪曲、捏造和诽谤。”
“你们还提什么抗议？如果要说抗议的话，我们可以提出更多抗议。”邓小平回击说。
“你们抗议什么？”苏斯洛夫心虚地问。
“苏斯洛夫同志，这不是明摆在眼皮底下的吗？鉴于今天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建议会议暂时告一段落。双方可以在另外的时间继续举行会谈，具体时间地点双方再商量。”邓小平严肃、明确地表达了中共代表团的观点。
不谈了！面对苏共一副“老子党”的姿态，邓小平毫不妥协地捍卫了中共的原则立场。
会后发表了双方达成的例行公报。
告别宴会上，邓小平举杯对前来赴宴的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说：
“赫鲁晓夫同志，我代表中共中央重申，邀请苏共中央派出代表团参加下一轮在北京举行的两党会谈。”
“好！我们一定派代表团到北京来，一定来！”赫鲁晓夫欣然作答道。
始料未及的是，在这次会谈的第二年10月，赫鲁晓夫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声中下台了！他从苏联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再也没到中国来。
1963年7月22日下午，邓小平一行从莫斯科回到北京。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全部亲到机场迎接邓小平一行的归来！
机场上花团锦簇，红旗飘扬，数千名首都各界群众聚集在机场周围热烈欢迎中国代表团抵京。
当邓小平走下飞机后，毛泽东上前与邓小平亲切握手、问候，显得十分高兴。建国后，毛泽东亲赴机场迎接出访归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仅有两次，这是其中一次。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器重与满意。
对邓小平来说，这真是一次罕见的殊荣啊！
第五部分 治国安民和衷共济第53节 山雨欲来
邓小平在中苏谈判中取得成功凯旋归来后，国内“阶级斗争”的氛围开始升温，党主席毛泽东与总书记邓小平在“包产到户”等问题上的分歧进一步延伸，时局让人忧心忡忡。
毛泽东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就是“把五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一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又飞走了。”
自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念又从“包产到户”延伸到意识形态等领域中去了。
毛泽东严厉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认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指责文艺界“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等等。
毛泽东的这些不切实际、耸人听闻的言论，让党内外为之一惊，很难接受。由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毛泽东已开始逐渐地脱离他一直充分信任的战友们（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陷入了“阶级斗争”绝对化、简单化的泥坑而难以自拔，且愈演愈烈。
从1962年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到1964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心目中更为重要的头等大事，就是担心“中国出修正主义”、“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危险。
而且，毛泽东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视线，转向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说“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就有十几个人是修正主义者”、“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还有“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显然，毛泽东心目中的“修正主义者”，具体所指有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邓子恢、王稼祥、李富春、李维汉等。这些领导人都是在不同场合被点名或暗指的，是“十几个人”中的头面人物。其中，“书记处书记”当然指的是邓小平，这是谁都知道的。
让我们从头说起。
毛泽东最早提出“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是在1956年12月修改中央政治局《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指出：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不过，当时毛泽东提出这一概念，是完全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思潮的，与国内没有什么关系。
毛泽东最早或者说比较早地提出“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是在1962年8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上，当邓子恢检讨“包产到户”主张时，他对罗瑞卿发言的插话中讲的。他说：
“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
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时，毛泽东在讲阶级、形势、矛盾时，曾说道：“在我们中国，也有跟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右倾机会主义，现在恐怕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
在这里，毛泽东把党内一些不同意见的分歧，错误地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或叫做“修正主义”进行批判，动辄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他错误地认为，你持有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就是“修正主义”。这就不可能做到正确处理党内的不同意见分歧，使党的事业蒙受重大损失，党内同志蒙受不白之冤。
1963年2月，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五反”和“四清”运动。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插话（刘少奇谈到“防止出修正主义”）时说：“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从十中全会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可以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同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阐述了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看法，随后同大家一起进餐，毛泽东在举杯祝酒时说：“为‘四清’、‘五反’，挖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
同月，毛泽东在浙江省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一份材料中批示说：“……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196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时，说：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党。这实质上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他们联络部（即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里就有少数这样的人。另一个是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它是同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每个部都找得出这样的人。例如农村工作部里就有一个邓子恢，他是中央委员，还是副总理，都主张单干，实际上不要社会主义事业。
同月，毛泽东在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金日成时，又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所以说“天下太平”，没有这么回事。比如，彭德怀像赫鲁晓夫那样掌握了党、军队和政权，那么，今天我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岗诺维奇他们的处境一样，也可能被杀掉了。
同年4月，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共产党访华代表团田里见时，说：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就有十几个人是修正主义者。
同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近郊十三陵水库会议室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培养接班人的著名讲话。他在讲话中说：“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并且提出了“防止出修正主义”的五条措施。不久，这五条内容被写进《九评》。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不断地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说：“我们将来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呢？不注意，一定要出。”“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中国一定要出修正主义？不一定。有两种可能。我说，出了也不要紧，你苏联还不是出了赫鲁晓夫？将来那个列宁主义势必要翻起来的。还是那两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同年11月底，毛泽东在一次听取工作汇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