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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上海第5节 雷峰塔、岳王庙及灵隐
在直奉战争之时，也许是在直奉战争之前，杭州西湖的雷峰塔忽然倾倒了。建塔的砖，每块都有绢写的经，因为历时太久，一被风吹，就见粉碎。据传说，白蛇即关在雷峰塔之内，雷峰塔既已倾倒，白蛇要出来了。大家都恐怕发生洪水之灾，那知是年没有洪水，而发生直奉第二次战争之事。
民国十三年，我曾到过杭州，西湖的风景，我不觉得什么可观。但我很注意雷峰塔，塔不甚高，我所以对此特别感觉兴趣者，就是因为白蛇与许仙之事，白蛇与法海斗法之事，白蛇生下的儿子，后来中了状元，状元拜塔之事。任何风景区必有一种神话，这种神话可以增加风景区的神秘。夏天杭州的气候并不凉快，唯于夕阳将次下山之时，泛舟湖中，看游舫泛来泛去，比较有趣。西湖生产鱼虾，同行朋友，有的敢吃生虾，我则不敢吃，因为西湖之水未必干净之故。
杭州有岳王庙，即岳飞之庙，庙前跪有男女各一，男的是秦桧，女的是秦桧之妻。游人常将小便放在秦桧夫妻头上，奇臭无比。我们到了岳王庙，不禁也向岳王行鞠躬之礼。据说，岳王庙之树枝都是北向的，即表示至死还要北伐之意。前清本来要封岳飞为武圣，而牌板挂上三次，丢下三次，盖清乃女真之后，故岳飞不愿接受，后来清室才封关羽为武圣，而关帝庙遂遍设各省，关羽在民间的威望就比岳飞高些。关羽所注意的是“义”字，岳飞所注意的是“忠”字。这个忠字不止忠于一姓，而且忠于国家。关羽是失败的英雄，岳飞是失败的民族英雄，国人对于失败的人常给予以较大的信仰。孔子栖栖季世，卒为万世师表，若其为鲁司寇，得行其志，大不过为伊尹吕尚，小不过为管仲赵衰。唯其失败，世人遂不知其才有那样的大。孔明为三代以下第一人，也是因为他六出岐山，而不成功。
杭州有许多风景区，我最爱玩的乃是灵隐，灵隐庙在深山之中，庙之后壁画有一幅观世音赤足站在鲤鱼背上之像，状至健美，竟令我百看不厌。庙内陈设一百零八位罗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荷荷而死”的梁武帝就是罗汉之一。每尊罗汉均有五六尺高，乡导告我：“你要数一百零八位罗汉是数不清的，只有拿了一百零八枝香，每数一人，即用香插在该罗汉面前的香炉。这样，你才不会重复去数。否则数了又数，一百零八位要变成二百以上了。”排置罗汉之室宇，甚见清洁，而罗汉金身亦甚崭新，可知保护很见周到。吾国名胜，多由和尚管理，和尚没有娶妻生儿，否则这一处挂了小孩的尿布，那一处又挂了太太的内衣，势必破坏名胜的风景。
第一部分 上海第6节 第一次三皮生活
十四年国父逝世于北京，十五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十六年攻克上海及南京，而实行清党。此时我仍住在逢源坊。炮火之声，不断地听到。国民革命军初到上海之时，满街贴有“打倒国家主义派”的标语，三民主义第一讲，明明白白地说出“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既然要救出中国于列强压迫之中，则“国家主义”何必排斥。当时总政治部主任为吴稚晖，副主任为陈铭枢及刘文岛。在立法院内，我常对刘文岛说，“你是我的老上司”，他连说，“不敢，不敢”，大约是他忘记了。吴稚晖不常来部，实权在于副主任陈铭枢，陈铭枢自称他的军队是钢军，以与张发奎的铁军相抗。是时宁汉分裂，南京总政治部成立伊始，陈铭枢知道孤军社是反对共产党的，所以托人请孤军社同人整个加入国民党，负宣传工作。我们初到南京之时，尚听到隔江有炮火之声。我们到了南京之后，均改穿军装，穿皮靴，拿皮包，挂皮带，这叫做三皮主义。总政治部设在花牌楼一个巷内，工作人数甚多。此际我们要创办一个《革命军日报》，请陈布雷君为主编，陈君初亦答应，而来到南京之后，旋即离开。盖承蒋公之邀，赴前线去了。《革命军日报》遂至流产。
我负编纂宣传品的工作，宣传品如何写法呢？我把过去宣传品看了一下，原来有一定公式，最初是说明理由，最后必殿以许多口号，口号之上必写“我们高喊”。千篇一律，有何效果，值得研究。
我在总政治部工作，只有二个月，即辞职不干。因为三次要讨伐武汉，我三次写了讨伐武汉文檄，三次均作罢论。我是学习政治学的人，干政治的须取主动。三次写，三次不讨伐，我就于某夜将行李送至火车站，并写信给陈铭枢，谓我不干。约略二星期后，蒋公引退，南京秩序大乱，许多友人坐火车回沪，状极狼狈，他们都说我有先见之明。
当我在总政治部工作之时，周佛海也逃出武汉而至上海，登陆之时竟为上海政治部主任陈群抓去，欲处以死刑，是日为星期六，星期日停止办公，周太太杨淑慧女士急到南京，要求我们设法挽救，我们与陈铭枢商量之后，即用总政治部的名义，令其引渡到南京，陈群不肯接受。后来似由蒋公下令引渡，佛海来到南京之后，即关在总政治部一个房间之内，我们因为同学关系，时时往问，并予安慰，佛海是很聪明的，在船上就写了一篇“逃出赤都”的文章，意欲借此以表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后来此篇文章曾在各报上发表，而蒋公且任命他为军校政治部主任。当中国组织共产党之时，佛海确是发起人七人中一人，后来因听河上肇经济学，即离开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据他说，七人开会是在上海一个小旅馆内，鲍罗廷曾来参加。鲍谓目前中国共产党尚非行动时代，只有宣传与组织，这种策略，我知道列宁在其《国家与革命》一书之中明文定下的。
当民国十九年，我到政校教书之时，翌年招考新生，竟然遇到左舜生、陈启天两君。原来他们两人是蒋公聘请来校执教的。当时国民党气焰甚高，青年党似难存在，此际蒋公聘请他们两人到党办学校教书，蒋公见解之高超毕竟与凡人不同。抗战初期，政校迁到小温泉，左君尚在政校讲授中国近代史一课。当时训导处训导，尤其王慕尊，党意甚见强烈，极力排挤，翌年左君便不续聘了。此位王慕尊与政校出身的王慕曾是两个不同的人。后者在政校办理毕业生事务。在台湾时，我曾见过数次。抗战末期，前者（王慕尊）曾做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他是研究哲学的，何以能做法学院院长，我实在不能了解。抗战胜利，王星拱先生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我则由朱家骅先生之推荐，由王校长聘任为法学院院长。我与朱先生很少来往，何以他希望我到中山大学主持法学院院务，我亦不甚了解。学校讲堂都有两扇门，一扇门开在接近讲台之处，一扇门开在接近后排学生座位之处。我到中山大学之时，许多教员告我：“当王慕尊上课之时，必把后一扇门锁住。”我问何故，他们说：“王君讲书，学生不甚欢迎，往往他在黑板写字之时，回头一看，学生已溜走了一半，所以必须锁闭后门。”
第一部分 上海第7节 第二次三皮生活
民国十七年，我到南京军官学校为编辑部主任，职是上校，这只是薪水高低的衔头，一旦辞职不干，就失掉上校之衔。如果不是这样，我今日所用名片，还是喜欢上有陆军上校之衔。文人总喜欢做武官，武人在平常宴会，多喜欢穿文人的衣裳。抗战时期，各省主席均兼保安司令之职，我遇到的省主席，他若文人，必穿军装；他若是武人，又穿西装。在北伐之时，在抗战之时，吾国自宋以来轻武重文的观念，似已变更。
此时周佛海为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恽悌为副主任，职是少将。陶希圣为总教官，职是上校。其他教官或上校，或中校。今日“立委”白瑜、汪少伦、倪文亚、张九如都是教官。陶希圣、汪少伦及我住在舒家花园。这是佛海租来的房子，他家里人口不多，所以分一半给我们住。
编辑部虽名为部，而又附属于政治部之下。工作同人约有十余人之多，除写宣传品之外，又发行一种日报，叫做《革命军日报》，我请一位姓杨（适忘其名）的负责编辑，胡一贯君亦在编辑部内工作。当时第七期学生尚未毕业，学生之中喜欢投稿的，人数不少。我记得有一位郑锡麟最喜欢投稿。他文字不错，故多登出。《革命军日报》为了鼓励学生投稿，故多登载学生文章。学生受了鼓励，除武学外，不能不多看社会科学书籍。所以在抗战以前，军校学生有政治眼光者，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