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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每到一个客栈，夜里无事，旅客多集合起来闲谈，其中奇怪之事甚多，唯其奇怪，所以听者觉得有趣。我希望读者依“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态度，看我此段所述，不必认以为真，也不必斥为邪说，天下之大，不可思议之事本来甚多。
第三部分 由南京到重庆第15节 由芷江到重庆
吾妻病愈之后，休养十余天，我就决定赴重庆。是时住在芷江的只有焦如桥夫妻，焦君是政校第一期毕业生。吾妻病时，得到他夫妻帮忙不少。我打了一封电报给当时政校教育长陈果夫先生，请他派车来接。此时湘西土匪又横行了。一天下午学校所雇的公共汽车来了，前一天汽车被抢，客人死伤者约有五六人，行么，危险，不行么，永久危险，我就决定翌早开走。与我们同车的有焦同学夫妇及警察局局长艾君（此时艾君已辞职不干）。吾妻及焦太太均穿朴素的短衣，装作村妇之状。由芷江到重庆，湘西最后一站似是黄县。时已薄宿，我们只有下车去找客栈，好的客栈叫做什么旅行社，已告客满，我们只有住在旅行社隔壁一个小客栈之内。本想行李不必搬下，但司机谓昨夜旅行社被抢，行李还是放在身边为妥。听了司机之言，同车的人又恐慌了。客栈是平房，窗外就是街道，时时有人窥视，吾妻以为强盗，我告他们，强盗不会来抢小客栈内的旅客，要抢，则抢隔壁大旅社。吾说此语，不过安慰人心而已。小客栈内必有臭虫，臭虫不是择肥而食，而是择血而吮。大率臭虫对我血液最感兴趣。我无法睡在床上，只有伏几而卧，那知椅上、几上均有臭虫。这样，我便看到天明，自然地预防小偷了。天色微明，我们吃了早点之后，坐上汽车，向贵阳出发。
由黄县至贵阳，汽车须越过高山。山上公路都很狭隘，只许两辆汽车一去一来。汽车靠山还好，靠右，则下临深渊，一或不慎，便要滚到山下，粉身碎骨。我们汽车是靠右走的，我一夜未睡，凡车经过危险之处——最危险处叫做吊死崖，即呼呼大睡。而竟未曾看到吊死崖的险状。那知一次汽车转弯时，差一点出事了。侥幸山傍有一大树挡住，不至滚下。司机叫我们下车，他则徐徐地将汽车退走数尺，而后我们又上车，继续前进。
沿途常常看到插有旗帜的马，后面跟着许多挑担子的人。司机告诉我们，这就是保镖。强盗看见保镖，不会抢劫，保镖认识强盗，常将保金数成献给沿途强盗，以作买路钱。由此可知保镖与强盗是互相利用的，没有强盗，便没有保镖；没有保镖，强盗要抢劫旅客行李，亦须冒险，万一遇到武功高强的人，强盗且有丧失生命之虞，何能安居而分得数成保金。
汽车行了一二天，约略下午二时左右到贵阳了。司机告诉我们，谓须休息数天，待新车来时，再送客人赴重庆，因为汽车走了太久，万一机器失灵，中途“抛锚”，进既不得，退又不能，那就糟了。我对他说，新车来时，希望还是由你驾驶。他开车很为小心，我们对他亦甚客气，凡遇吃饭之时，常请他来同吃。汽车爬山越岭，生命财产操在他的手中，人类总是有感情的，所以他谨慎将事，行驶极为安全。这是抗战时的情形，现在则不然了。你对人愈客气，对方还以为你怕他，不惜大敲竹杠。
贵阳物价亦甚便宜，我只记得米粉肉一盘，价钱不及一角。等了数天，司机告诉我们，新车来了，还是由他驾驶。翌早，我们坐上车子，向重庆出发。由贵阳至重庆，汽车须盘山而走，时在山上，时在山下。我们在这一段公路，也常常看到保镖。苗民也看到不少。这些苗民常由四川，头负重重的长方形的布袋，手执T字形的木棍子，越过山岭，而至贵州。他们所负的是盐，贵州缺盐，他们将川盐运到贵州贩卖。他们走累了，即将棍子靠在峭壁，一半布袋放在棍子之上，一半仍在头上，取出干粮冷水，充饥解渴。布袋甚重，故不能全部放下，放下，无人协助，便无法再顶头上。在交通不发达之处，劳工叫做“苦力”，确实名副其实。
由贵阳出发，是先到橦梓，而后才到遵义么？抑或由湖南黄县出发，先到橦梓，而后才到贵阳么？我地理不甚熟悉，而家里又无地图，只有付之阙疑。橦梓是一个小县城，但有电灯，什么旅行社甚见清洁，没有臭虫，我睡得很甜。到了遵义，已近四川南部了。此地生产银耳，银耳在东南各省，是名贵的补品，遵义的银耳，价钱甚廉，每两不过二三元。由遵义赴四川，汽车亦须盘山而行，汽车走到高山，常常看见山下有汽车走动，到了山下，又看见山上有汽车走动。后来敌军到了独山，不能冲至重庆，未始不是交通不便之故。
汽车走了数天，竟然安抵重庆了。政校呢？距离重庆尚有二三十里之远。同车的艾同学不再前进了，我们同焦同学夫妇在重庆稍为休息一下，渡江，至储奇门对岸的海棠溪，再坐汽车，沿公路南行二十多公里，到了堤坎，步行若干分钟，即到南温泉，住在清华旅馆之内。
第四部分 南温泉回忆第16节 初到南温泉
南温泉本来只是乡村中一个市镇，房屋不多，故我住在清华旅馆之内，一住就住了一年以上，苟非政校教员个个搬走，我恐怕不会搬家。最初政校教员住在清华旅馆之内的，人数不少，我记得梅仲协家眷就是住在我房间对面。梅先生同其太太及两个女孩挤在一室之内，我除太太之外，有两男一女，另带有一位厨子，一位老嬷，所以租下两个房间。厨子则于夜里，打开行军床，排在走廊上睡觉。老实说，此时我没有雇用厨子的必要。在南京时，我每月收入不少，约有千元左右，因为在中大、军校、陆大、警官学校兼课之故。但是我们夫妻均不善贮蓄，钱随到随花，抗战军兴，我只有千余元的法币，存在上海商业银行。现在收入减少，用不起厨子，但林科题一路跟我逃难，他举目无亲，何能解雇。他见我收入减少，自动的要求减薪，这种的事，我又不忍做到。不久，陈果夫先生家里缺乏一位厨子，就由吴铸人兄代我保荐给果夫先生使用。总统蒋公时兼政校校长，每次到校，苟在校中吃饭，均由科题烹饪。科题认为光荣，常常对人说：“委员长吃了我煮的菜。”数年后，他又辞职不干，与人合伙，在海棠溪附近，开办一个小小食堂。每月必来吾家一次，来时常带我爱吃的食品，如甲鱼、仙鱼之类，我给一点花彩，他总不肯接受。他为人太过慷慨，要欠就许人欠，要赊就许人赊，办了两年，赊欠太多，食堂竟至倒闭。然而因此他却认识许多朋友，尤其是空军人员。所以胜利之时，就有空军人员请他坐飞机赴成都观光。我在四川数年，最初以为游览成都，不是艰难的事，那知胜利来临，又欲返都，成都之行作为罢论，现在想去，也去不成了。
科题家里有些田地，何以要赴人家做厨子，我不甚知道。他有钱，即花光，而且乐于助人。政校教授薛伯康先生有一男用人，年纪不过二十上下，薛教授因患盲肠炎之病，赴重庆医院动手术，而日机来炸，他吓坏了，由人扛至防空洞内，那知警报解除之后，他热度忽然增高，竟至死亡。薛君死后，其用人想入学校读书，一切费用都是由科题供给。时值抗战，既不能汇款回家，而他家里也不需要他的接济。他常常说：“在此离乱之时，金钱有什么用处呢？不如帮助朋友，还觉舒服。”这比之今日士大夫钩心斗角，只想讨别人便宜，人格之高低自不能以职业之贵贱为标准。
科题为人，是很乐观的，我曾问他，你一路伴我逃难，你后悔么？他说：“不，没有逃难，那会到过庐山，那会坐长江的船、坐洞庭湖的船，那会游湘西、游贵州，而至重庆。”他每事均就好的方面着想，所以流浪八年，不觉得什么烦恼。
关于林科题的事，说得太多了。我是借科题之事，说明一般士大夫虽然读了圣贤之书，至其人格却未必比下层阶级为高。现在归到本题，我们住在南温泉，夜间常常看见敌机成群结队，往轰重庆，其投下的照明弹，有的发出红光，有的发出绿光，小儿们误为放花火，而远远地听到炸弹轰炸之声，又远远地看到重庆方面火光冲天，大约房屋烧了不少。但是中国人富有忍受之力，炸弹炸毁房屋，不久，房屋又重建起来了，街道由狭隘改为宽大，每炸一次，重庆市容却改善一次。中国是农业国家，炸弹炸平民房，与炸平工厂不同，毫无用处，只增加国人仇恨日人之心而已。
我们初到南温泉之时，看见路上行人头上均缠白布，以为是戴孝，但是那会个个戴孝。有人说是帮会的服饰，又有人谓为纪念诸葛亮之死。到底如何，应请四川人解释。任何一省都有排外之心，我们来时，四川人叫我们为“脚底下人”，因为四川在长江上流，来到四川的人多半是长江下流的人。“脚底下人”大约有轻蔑之意。住有一年之后，省界歧视即见消灭，不但南温泉许多地主与我们交际，就是抬滑竿的人也欢迎我们。政校师生住在南温泉与小温泉一带之地，人口增加，繁荣了南温泉的市面，增加了许多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