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癖缁ぁ６翊嬖谟诤未Γ渴窃谌死嗌砩下穑课蚁氲搅寺矶蘼矶蓿ˋndréMalraux，1901～1976），法国作家、政治家。——译注的一句话：“我在寻找至恶与友爱相对的灵魂之中起决定作用的地方。”
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孤立存在。要定义一个事物，必须指出所有属于它的东西，并由此确定所有不属于它的东西。描述“A”的特征，同时是在描述“非A”的特征。概念也是一样。
想“美”必定也是在想“不美”，美只是依丑的存在而存在。我们可以想像一种文化不懂得根据这个标准对事物进行分类，但是，我们不能想像一种文化仅仅认识美而不知道丑。对于恶，也是同样的道理。这关系到我所实施的行为：为了不至于饿死，我钓了一条鱼，杀死了它；为了摆脱妨碍我的人，我向这个人发起攻击，打死了他。这两项行为，我们可以撇开任何的价值判断来看待。它们都是我行使自由的结果，是各种因果关系根据其自身的逻辑性运行发展的结果。就它们本身而言，无所谓什么善或恶。它们存在，仅此而已。只有当我对这些行为作出评判，力求肯定其中的一些行为，谴责另一些行为时，“恶的问题”才被提了出来。这一评判需要参照事先已经确定的准则。
所以，应该从人类树立道德规范的能力中去寻找“恶”的根源。对于别的生物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恶的概念。各种自然过程盲目地进行着，每个生物，除了继续自身或所属物种的生存之外再无其他明确的目的。
然而，一个道德规范的确立并不是可有可无、无缘无故的行为。它直接来自于我们思考未来的能力。与其他动物相反，我们人类知道明天将会到来，而且我们看到我们能够参与到创造明天的事情中去。于是，我们向宇宙中我们可以发挥作用的小小的角落引入了目的性。
因此，我们必须在所有可能的行动中进行选择，而为了作出选择，我们就必须参照一些使我们能够对这种或那种行为分别作出“善”、“恶”评判的标准。为了得到来自其他地方的标准，摩西登上了西奈山。今天的人们将登上哪座山峰呢？
这也有点像汉斯·约纳斯汉斯·约纳斯（HansJonas，1903～1993），德国哲学家。——译注在《奥斯威辛以后的上帝概念》中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他在书中写道：上帝任人类自由，是在“冒险”……
如果用本来就决定了一切的造物主的意志来解释目前宇宙的现实，那么很显然，造物主赋予自己的某种创造物自行作出决定的可能，是一项极大的冒险。
确实，20世纪的科学已经远离了拉普拉斯拉普拉斯（Laplace，1749～1827），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译注的观念。拉普拉斯只看到宙中决定性因素在起作用，照这种看法，从今天进入明天，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将来就包含在现在之中。如今我们知道，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在基本粒子层面，不定性占上风；在宏观层面，各种决定性因素混杂在一起，导致了长期的不可预见性。但我们周围的事物并不因此就是自由的，因为它们处于从属的地位，它们没有能力对它们的将来起作用。而这种能力，我们有。
我们可以选择。更好或者更坏，我们必须选择，我们没有不自由的自由。不管这礼物是造物主早就给予的，还是宇宙朝永远愈加复杂的状态跃进的部分结果带来的，全都无关紧要。我们应该“慢慢来”，而且要认识到，我们获得的，有时是有毒的礼物。
不过，毒性从来没有像在我们现在说到的情况中的这样强。弗拉迪米尔·让凯莱维兹在《不失效性》中谈及纳粹罪行时，就把它们称为“反人性的罪行”、“反人类的罪行”，称为灭绝人类的行为。
首先选择的是我们注视自己和我们同类的目光，其他的一切选择均源于此。也就是说，这目光是包含尊重还是蔑视。但是，选择一旦作出和表明，就应当从中引出结论。最恶劣的态度，是像很多国家所做的那样，标榜选择尊重，而每天的行为却表现出蔑视。有些国家，表面上信奉福音书，实际却又将死刑纳入它们的法律武器，它们所采取的就是这种态度。任何使人受到轻视的行为都是“非人的”。
然而，纳粹的行为已经完全到了残忍恐怖的地步。纳粹不仅仅打击个人，而且迫害他们希望从人类中除去的集体，就像拔掉一颗烂牙一样。他们的罪行是如此的骇人听闻，以至“非人的”一词已不足以来形容它。得使用新的词语，来表明纳粹摧毁了我们人类所特有的东西，摧毁了既存在于他们的受害者又存在于他们自身的这种东西。
这最成体系的反人类的暴行，就是纳粹德国的所作所为，它的领导者决定并有秩序地组织了对数百万犹太人和成千上万吉卜赛人的灭绝。鉴于在这之前还从未有哪个国家在最高领导者的权威下决定人类的一个群体应该被灭绝，我们能够从纳粹对犹太人进行的灭绝，从这一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中得出什么特点、什么特殊性吗？
历史充斥着人类犯下的累累罪行，不计其数的美洲印第安人被屠杀，无数的非洲黑人被流放……犯下这些罪行的人，或者说指挥这些罪行的人，一般都明白自己的行为是违背道德准则的，于是，他们以战争或生产的需要为由替自己辩解。例如，这种辩解的企图就在罗马教会的《黑人法》中表现了出来，该法令把奴隶制度描述成了使非洲黑人进入真正的宗教的一种手段。
可是在纳粹眼中，他们实施的种族灭绝并没有什么需要辩解的，他们将其看成一项对人类有益的行为，认为就应该消灭人类的劣等群体。将犹太人押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火车享有先行于德国国防军军车的权利，这一事实表明，在纳粹看来，毁灭是比军事上的胜利更为重要的目标。纳粹不是为了更顺利地赢得战争去消灭犹太人，而是想要赢得战争来完成他们毁灭犹太民族的“事业”。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罪行是绝无仅有的。
另外，这一暴行是发生在科学技术已经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纳粹将科学技术改变了正确的方向，使其服务于他们的种种妄想。遗传学方面的早期发现就被纳粹肆意歪曲，成为他们将种族主义科学化的依据。一位遗传学家，柏林人类学研究所的所长冯·费索尔还曾称赞希特勒是“第一位将生物遗传学的资料变成国家行动指导方针的政治家”。然而，遗传学最终证明，对于人类，种族的概念是任意的，用弗朗索瓦·雅各布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oisJacob，1920～），法国医学家、生物学家。——译注的话来说，是“非操作性的”。
您详细阐述了“种族”概念。随着戈比诺戈比诺（Gobineau，1816～1882），法国外交家、作家。——译注《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的发表，种族主义于1856年出现在了我们的历史上，它颂扬雅利安人种，宣称混血、混种形成的文化必将衰亡。确切地讲，您认为种族主义影响了德意志第三帝国的人吗？这些人说应该彻底地消灭所有“异常的人”、有缺陷的人、犹太人、吉卜赛人……因为他们都是不可同化的。
寻求将人类划分为定义明确或不甚明确的种族，这本身并不是坏事。我们发现，就某些物种而言，这一内部的分类是比较严格的。因此，针对个体遗传上的差异，不同群体遗传上的差异应该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们人类，情况却是相反。寻求内部的分类并不能得出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各个种族的定义。
19世纪致力于确定不同种族的人类学家们不能被当做种族主义者，成为种族主义者的人，已经超出了进行什么分类的限度，他们企图确立的，是一种等级制度，规定一些种族“优”于另外的一些种族。在这条道路上，戈比诺的确是一位“先驱”。奇怪的是，戈比诺把“雅利安”置于其等级制度的顶端，可这个词表示的并不是一个人类群体，而是一套语言体系即印欧语系。因此，用这个词来表示一个种族是没有意义的。虽然不合逻辑，戈比诺的思想还是使瓦格纳瓦格纳（RichardWagner，1813～1883），德国作曲家、剧作家。——译注的信徒，英国政治家豪斯顿·司徒·张伯伦豪斯顿·司徒·张伯伦（HoustonStewardChamberlain，1855～1927），英国种族主义预言家。——译注受到了启发，后来又给《我的奋斗》《我的奋斗》（《MeinKampf》），希特勒著，书中阐述了其纳粹主义理论。——译注中的胡言乱语提供了素材。所谓“纯种”的观念突出了种族主义者和生物学主义者观点的对立。在前者看来，一个种族应该避免混合，否则便会衰亡，混血儿生来就是不健全的。而在后者看来，情况完全相反，一个群体基因遗传的价值正来自其多样性，“纯”意味着“贫乏”。
从幻想纯种到消灭不纯种，显然只有一步之遥。您觉得，就像保罗·里科尔保罗·里科尔（PaulRicoeur，1913～），法国哲学家。——译注在《批评与信念》中谈到的，“大规模的死亡”从来都是极权制的显露吗？这里说的，其实是一种制度化的灭绝，过去的十字军东征，甚至宗教裁判所都不是这种情况。您也和里科尔一样，认为极权制意味着社会关系遭到破坏，意味着人类共同体沦为无差别的群体状态吗？
极权制是到20世纪才开始出现的吗？我觉得，当宗教超乎个体之外企图以一种关注“整体”而非其各个组成部分的教义之名逐去附在个体身上的魔鬼时，宗教就已经表现出了一种形式的极权制。当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们抱着与“整体”这个无处不在、张牙舞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