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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毕业，我俩一起考过音专附中。看多了听惯了脚踏风琴和手拉风琴，考场上空旷、悠扬的钢琴声，我觉得蛮好听的，却把鲁风吓得直哭。
没考上，我俩也没有泄气。那时，上映着苏联电影《天职》，描写的是一个孤儿，经过勤奋努力，最终成长为一个出色的音乐家的故事。为了争论主人公一边走路一边敲打铁栅栏而获得的主弦律，也为了学习主人公不屈不挠的精神，将来能成为音乐家，我俩节省下父母给的买早点的钱，一连看了四五场电影。
上了中学，我俩痴心不改，依旧迷恋音乐。在方强老师的精心辅导下，我俩学习作曲，三年后一同考上西安音专。当时，有个叫张庆祥的考生，又擦黑板又扫地，显得格外殷勤。专业考试前，他好像又在显派，高声问：“老师，是用五线谱，还是简谱？”江静老师说：“你会什么就用什么谱曲。”我和鲁风不服气，我俩商量：“老师给的三首歌词，全部谱完，怎么样？”我俩一鼓作气，谱完三首歌词，提前交了考卷。
可是，很快，还没放假呢，鲁风就被保送上了军校。从此，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然而，无论生活怎么折腾，命运如何作弄，音乐，总是把我俩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他在上海部队，我把我在音专的学习成绩单寄给过他；他在五七干校，他把自己为毛主席题词谱的曲子抄写给我；他在兵工厂里，写了不少青年和工人师傅喜欢的歌曲，让我帮他定调、修改；他调到报社，负责文化艺术版的主编工作，我又给他介绍了很多搞演艺搞摄影的朋友，至今，他们之间的往来比我还多。我也曾想帮他调到音协工作，可惜的是，因为种种原因纠缠，他放弃了他喜爱的音乐。
艺术是相通的，艺术的潜能只要充分发挥，也会像火山爆发一样，通过另一种形态表现出来。
后来，他致力于文学创作，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歌、小小说和报告文学，不断地见之于报章杂志，展示着他的文学才华，也展示着他的人格魅力。
在如今人事繁杂的商品经济社会中，当人与人的交往成为一种负担，成为一种累赘时，人们往往首选的是一种真诚和轻松。
时至今日，我和鲁风依旧是亲密往来的好朋友。在我的心中，鲁风为人实诚，是个可交之人。在我的眼里，鲁风做事认真，是个可信之人。
我知道这些年来，鲁风与贾平凹交往甚密，这是鲁风为人做事的必然。我也知道这些年来，俊民一直潜心聚气写这本《废都后院——道不尽的贾平凹》，这也是鲁风呕心沥血的结晶。
但我没有想到，鲁风数十年来尝遍了人生的甘苦，也经见了世态的炎凉。他很少向我诉苦，他说得很少，做得更多。好在一切挫折、磨难，都成为过去。更可贵的是，他把一切挫折、磨难，都变作了财富。
他以滴水穿石的精神，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对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跟踪采访，连续报道；对贾平凹的日常生活不断采撷，适度披露。
从鲁风真诚而又细致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贾平凹许多鲜为人知的轶闻趣事。是他，把一个说不清道不尽的贾平凹，从鬼神莫测的云雾山中，拉回到众多读者的面前，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有喜有悲、有爱有恨、有情有义的真实的贾平凹。
贾平凹，他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一直把他称作“关中大鬼”。如今，贾平凹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名称和符号，他已经成为一种现象和潮流。贾平凹以独特的文学风格，旺盛的创作活力，轰动的社会效应，一次又一次地证实着他在中国文坛的巨大影响。他的长篇小说《浮躁》和《废都》，不仅在国内引起诸多关注和争议，而且得到世界文坛的赞誉和肯定，《浮躁》获得了1988年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废都》获得了1997年法国费米娜文学奖。在此我衷心祝福贾平凹身体安康，文学创作取得更大的成就。
我平生第一次为人作序，不只因鲁风是我的同学，平凹是我的朋友，我是被书中的很多故事感动着，缠绵着。当然，这本书对帮助读者解读贾平凹，有着现实意义。在诸多研究贾平凹的著作中，相比之下，这本书具有一定的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和史料性，也会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我是先睹为快了。我也愿意把《废都后院——道不尽的贾平凹》推荐给读者朋友们，它会带给你如同欣赏经典音乐一样的愉悦和快乐！
《废都后院》 祈福龙安祈福龙安（1）
平凹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他得的是乙肝，这号病怕劳累，还得吃好的。这几年医院没少住，药也没少吃，可是病情总不见好转。
然而，七八个月的流亡写作，妻离子散的情感烦扰，以及《废都》出版之后的纷纭评说，恐怕摊在任何一个男人的头上，不是被压垮整惨，也要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一败涂地。
1993年10月，心力交瘁的平凹从四川绵阳回来不久，又住进了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干部病房。
平凹是1952年2月21日出生的，属龙。当时，医生给他以“龙安”之名办理了住院手续，为的是期盼吉祥，期盼安宁。
而且，在他住院治疗的5楼最西端的病房门上，贴着一张大纸，上面写着：“生病期间，概不会客，谢谢合作。”
他的新家门上，也贴着西安市文联、西安市作家协会和《美文》编辑部的联合告示：“有病期间谢绝探访，有事请与《美文》编辑部联系。”
用平凹自己的话说，那就是：“现在一切为了保命。”
当平凹说给我听时，我心中不免生出一种淡淡的凄凉和隐隐的忧伤。这使我不能不忆及英年早逝的路遥、邹志安……
平凹病了，无奈他也很难安宁，探访者络绎不绝，川流不息。其中，有爱护他的省、市政界要员和文化艺术界的头头脑脑，有关心他的文学艺术和新闻出版行当的亲朋挚友，也有崇拜他的文学新人和热心读者。
就连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也要“明知故犯”，动不动借会诊看病、打针送药之名，递上贾氏著作让平凹签名留念。
待人敦厚与人为善的平凹，此时此地已是病魔缠身，哪有气力去“婉言”去“谢绝”？只有听之任之，由人摆布了。
我原先就认识平凹。1985年，我在东方机械厂担任《东方报》文艺副刊编辑时，就请平凹为即将问世的神剑文学艺术学会的刊物《东方剑》题写过刊名。当时，平凹用钢笔在一溜宣纸上写的“信”，我至今还珍存着。
那时，在我的学兄徐剑铭家里搬砖垒“长城”，他为一枚5分钢儿，还躲进茅房赖账呢。
然而，他毕竟是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我仅仅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编辑。
我生性不爱攀龙附凤、趋炎附势，对于日益走红，而且大红大紫的平凹，我只是常常开会与他碰面并不多拉扯闲谈，时时拜读他的大作也不曾登门拜访。
我相信这样一句话：“山远有色，水近无声。”
当我经历了人生的坎坷磨难，并获得新婚的美满幸福之时，我便自然想起离异之后饱受煎熬的平凹，我想起《废都》之后倍感压抑的平凹，我想起住院之后时常孤独的平凹。
我和新婚妻子李燕玲，都乐意为他分担忧愁，都情愿给他带去欢乐。所以，在平凹住院的日子里，我和妻子经常去看望他。
使我难忘的是1993年10月13日晚，我和妻子燕玲去家中看望平凹。
那天，他刚从医院回来，一脸的疲惫，一脸的憔悴。
上午挂上吊针，两瓶一吊就是多半天，叫他动弹不得。为了能获得一点儿“自由”，抽支烟，解解闷儿，他不得不总是在左手腕上扎针，腾出右手好抽烟，也好突发灵感随时记在小本本上。当然，也好与前来看望他的众多友人握手致谢。
只有在晚上，找借口回到家中，他才像飞出笼子的鸟儿，有了自由，有了欢笑。
平凹见到我和妻子，又是沏茶，又是端苹果，非常热情。
我和妻子环顾四周，猛然发现平凹的新居，说是新居，却不像个新居的样子。
卧室不像个卧室，冷冷清清；
厨房不像个厨房，缺这少那；
客厅不像个客厅，就说那个也算得上茶几的“茶几”，竟是用一个小白油漆桶子充当底座，上面摆了个用横竖几条窄木板钉起的烂板板搭成的桌面，简陋而实惠，破旧却耐用。
我不禁一阵酸楚涌上心头，就说：“平凹，你这‘茶几’也该进历史博物馆了。”
平凹苦笑着说：“唉，我这‘茶几’世上独一无二。”
妻子接过话茬，也说：“贾老师，你这‘茶几’举世无双，我从来还没有见过呢。”
平凹沏茶时，撮了上等的龙井茶叶，专门用水把宜兴紫砂杯涮了又涮。他说：“润一润杯子，颜色好看。只是茶叶看不出色，能品得出味儿。”
平凹得知我的妻子燕玲来自四川重庆，兴致勃勃地谈起了他的四川绵阳之行。他在那里结识了几位重庆姑娘，因此平凹不住称赞：“重庆姑娘漂亮、泼辣、能干，就是脾气有点儿不好。”
我随声附和：“就是，就是。”
妻子趁机询问：“贾老师，我给你介绍个重庆姑娘，你介意不介意？”
平凹说：“不介意，不介意。”
我连忙对妻子说：“平凹已经有了，你不要胡说。”
平凹认真地说：“没有，没有。”
妻子趁势为重庆姑娘做起了“广告”。
我也不住地夸妻子的贤惠、能干，妻子在我苦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