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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忍看着老公在名字的陷阱中越陷越深，于是半开玩笑半劝解地说：“你先休息一会儿，过来浪一浪吧。”一语道破天
机，高管茅塞顿开，惊喜地狂喊：“浪一浪，太好了，我们就叫新浪吧！”
新浪的注册地并非中国，股东也大都是海外的风险投资基金，但是，获得中国政府的审批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众多行业精英专门设计了复杂的重组结构，唯一目的就是让新浪在不违反中国相关政策法律的前提下，在海外上市。
中国的很多政策法规模糊易变，任由政府部门来解释，而且，相关部门繁多、重叠，时常自相矛盾。当然，如果一
切都透明、高效，这些投行、律师行里的中国同事们大概也就少了一半的用武之地。只不过，中国人的智慧好像总要消
耗在对付中国人身上，难怪人们常说，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个内耗严重的社会。
对新浪上市的审批，除了因为是红筹，还涉及到广告、信息科技等领域。更敏感的是，新浪涉足了新闻媒体。由外
资控股，还要到美国上市，这样的新生事物自然没有哪个部门敢擅自拍板。谁都管，但谁都不敢负责。
等待的那半年，我们不断更新公司的状况和数字，向美国证监部门申报。但是，更大的风险却在于市场。纳斯达克
的泡沫成分已经越来越高了，如果不能赶在下调前上市，就可能错过资本市场上这个稍纵即逝的窗口。
2000年年初的一天上午，志东从北京打来电话。他在电话中激动地叫喊着：“认了，认了，认同学了！”
我们几个项目小组的成员守在电话旁，面面相觑，总不会是因为审批遥遥无期，志东都开始说胡话了吧！
经过他一番兴奋得有些颠三倒四的解释，我们总算明白了其中原委。原来，通过各种渠道，王志东终于获得了某主
管部门部长的接见。而且，会见出人意料地顺利，领导对新浪的发展和海外上市都很支持，甚至表态说，他和志东是北
大同学。
志东的激动，不难理解。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除了要面对市场竞争，还要与各个部门斗智斗勇，任何一点支持
对于他们都难能可贵。
这次会见，可能改写了新浪的命运，也改写了中国互联网的命运。
第四部分
那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在即将告别纽约、和同事们说再见的时候，所有的苦和累似乎都烟消
云散了。几天几夜不能睡觉的挣扎，还有每天下午必定如约而至的剧烈头痛，仿佛都从我的记忆里消失了，留下的只有
那些激动人心的美丽片断。
1。不可思议的选择
2000年5 月初，一个周日的傍晚，我拖着跟随自己走南闯北的黑色Tumi行李箱，登上了从香港飞往新加坡的国泰航
班。空姐热情的问候和体贴的服务，并没有能够化解我心中的层层阴云。
一天前，我刚刚接到一个新项目，是马来西亚两家电信公司的并购，我们担任买方的财务顾问。这时的我已经升任
经理，对新项目的热切和渴望却在日益冷却。我知道，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我又要过上那种周日晚上飞到吉隆坡、周五
晚上飞回香港的日子了。酒店和公司之间的两点一线，统统在酒店里解决的一日三餐，还有数不清的不眠之夜，带着一
年级的分析员做模型、开会、谈判……已经数十次轮回的过程又要重新经历，这让我的内心充满厌倦和抗拒。
其实，就在两年前我离开纽约时，还认定了投资银行该是我一生的职业选择。
“如果子墨能被克隆就好了，哪怕只克隆出来一个子墨也行！”
“这里就像你的家一样，如果你在香港做得不开心，随时回来！”
“看来以后我们要多找一些像子墨这样的中国女孩！”
……
1998年7 月，我退掉了与公司仅仅一街之隔的公寓，卖掉家具，在同事们的声声感叹和祝福中，离开了美国这个我
曾经生活了6 年的国家。
临行前的一个月，从午餐到晚餐，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同事们用请吃饭这种最传统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心意，
为我送行。
那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在即将告别纽约、和同事们说再见的时候，所有的苦和累似乎都烟消
云散了。几天几夜不能睡觉的挣扎，还有每天下午必定如约而至的剧烈头痛，仿佛都从我的记忆里消失了，留下的只有
那些激动人心的美丽片断。
飞机从肯尼迪机场起飞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无限感慨。婉拒了猎头公司一个个的电话，放弃了老虎基金的高薪聘任，
我执意要回到香港，因为我知道，是时候，该回家了！
踏上归途时，我依旧对投行一往情深。我从未怀疑、也从未动摇，我一直确信，我将会、而且肯定会以最快的速度
走到金字塔的顶端，获得那个“董事总经理”的称谓。
从小，我就被灌输着最主流的观念：在家要做好孩子，在学校要做好学生，开始上班了，也一定做一份最好的工作。
但是，我却从未真正动脑筋去想一想，什么才算是“好”？是别人都认为好的才是“好”？还是追随自己的心声，让自
己开心快乐的才是“好”？
那一刹那，我想我是在冥冥之中受到了上天的点拨。我突然大彻大悟，投资银行不过是众人眼中的一道光环，我为
什么一定要牺牲自己的快乐，去点亮别人眼中的光环呢？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国同学都会在大学毕业后去非
洲、亚洲、去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地方做志愿者，为什么金钱、地位和稳定的生活从来都被他们不屑一顾。
毕竟，生活是属于自己的。
而后，一种从未有过的简单、轻松和愉悦笼罩了我。我就这样毅然决然地作出了一个在别人看来多少有些不可思议
的决定。
同事问我，是不是有了新的工作，待遇比现在要好；朋友劝我，说再忍半年，到年底就可以拿到那笔数目可观的奖
金了；连公司的运营官都和我打赌，赌一年半载后，我一定还会回来。
只有我自己才明白，我一刻也不能再等了，我也永远不会回头了。
2。走进凤凰
我来凤凰，牵线人是石宁宁，人称石老，我却一直叫他宁宁。
初识宁宁，完全是因为凤凰上市。2000年春天，我还是摩根斯坦利的经理，宁宁在凤凰担任财务总监。因为凤凰准
备登陆香港创业板，摩根斯坦利和美林、所罗门美邦等投行一起，参加了角逐主承销商的“选美”。
进入投行生涯的第四年，我已经懂得客户资源的重要性。记得我爸说起过，凤凰卫视董事长刘长乐曾在广院念书，
与我爸也算是相识。现在，恭逢凤凰上市，我马上想到动用这层家庭关系，希望籍此来敲开凤凰的大门。
我爸妈都是大学老师，并没有四通八达的人际网络。唯独这一次，算是天赐良机。
而且，我爸很少求人帮忙，但这次，他却按照我的设计，首先找到刘老板的手机，然后亲自致电，说明原委。结果
是，我没有能够和同事在正式“选美”前拜见刘老板，却第一次见到了宁宁。刘老板告诉我爸，宁宁是上市工作的具体
负责人之一，和宁宁谈就等于和他谈。
通过了电话，吃过了饭，与宁宁也算是相识了。10天后，我和摩根斯坦利的七八位同事一起，声势浩大地走进凤凰
位于九龙红矗陌旃摇�
会议室里，摩根斯坦利和凤凰的相关人士各自坐在会议桌的一侧。彼此寒喧时，宁宁特意指着我，向刘老板介绍：
“这就是曾子墨！”
刘老板连忙转过他魁梧的身躯，笑眯眯地与我握手：“你就是曾子墨啊？曾老师身体怎么样？现在还给学生上课吗？
见到他，替我向他问好！”
2000年秋天，因为宁宁的穿针引线，我再次拜见了老板。坐在明亮宽敞的办公室里，老板依旧慈眉善目，闲聊一样
地谈凤凰上市，谈我的经历。在那样轻松和坦诚的氛围里，没有人会犹豫、胆怯，我也一样，想都没想，就直截了当地
说出了心里话。
我说，离开摩根斯坦利，就是因为厌倦了金融，BD我可以做，IR我也可以做，但是我更想做的是一份新鲜的、不同
的工作，更直接地说，就是真正的电视工作。毕竟，在告别了枯燥乏味的财务数字和通宵达旦的工作方式后，媒体和电
视这两个词，对我有着无限的诱惑。
老板一听就乐了：“你会用对编机吗？”
我傻傻地摇摇头，坦白说，对编机这个词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老板还在乐，继续说：“那你连记者都做不了啊！记者可是需要自己剪片子的！”
是啊，老板说得没错，我的确什么都不会！我既没学过一天新闻，又没在报社或者电视台工作过，我会做的只有财
务分析，但在媒体，那是完全派不上用场的！
“不过，说话还是会说吧！”没等我开口，老板便乐呵呵地说，“看院长在不在，请院长过来安排一下试镜！”
院长？试镜？或许是两个全新的名词太陌生，又或许是一切来得太快、太简单，一时间，我竟没太听懂老板在说什
么。坐在一旁的宁宁忙向我解释，院长就是中文台台长王纪言，因为曾经担任广院副院长，所以得此称呼。
院长人未到，爽朗的笑声和高高的嗓门就已经先声夺人。紧接着，他穿着鲜红T 恤，风风火火地跑进来，一边雷厉
风行地安排试镜，一边对我说：“你等我们电话吧，让我们的化妆师、造型师好好给你包装一下！”
就这样，短短几分钟内，我竟然成为了即将开播的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候选主持人。
3。刘老板——时尚弄潮儿
或许因为初次见面，刘老板就是一副和蔼可亲、拉家常的样子，所以日后当他真的成为我的老板，我也还是觉得对
他的亲切远远超过了对老板该有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