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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点三十分左右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静躺三十分钟，阅读《经济学家》、《时代》或《新闻周刊》等杂志，以及有关大自然的图书或者侦探小说。他很少阅读严肃的书籍，但是周围的人都向他提供很多有关这个世界的资讯，譬如科技的发展和人类退化的各种现象。中午他洗个非常热的热水澡之后，再接受油压。午餐时间是一点整。他通常吃印度餐，没有油炸食物，而且很少有甜点。他喜欢吃辣椒，不过只允许自己吃一小块。午餐时间，讨论再度进行，有时也有来宾参与。
讨论的话题包括国际事务、科学的新发现、战争、核武等无解的问题。克里希那吉非常好奇，他提出的问题都很深入。科学的新发现令他着迷，有时他也预测一下未来。他说的话远远超越他的时代，他能洞见国际事件的意义，而且能把它们与整体宇宙相连。他时常询问来访的客人：“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它为什么会丧失所有的创造力？”但是没有任何答案能令他满意。他时常要求那些比较认真的人在心中保住那个无解的问题，并且觉察其中的暗示。心智退化的问题必须被提出来，心智必须保住这个问题，必须深思。
他觉察的范围广阔得令人生畏。他有一次对我说，有些问题应该永远保持在心里。
午餐时，克里希那穆提继续早餐时的讨论，偶尔他也会说些故事——他和动物之间的趣事，圣彼得和天堂地狱的故事，还有苏俄人民委员的笑话。这些趣闻虽然重复讲了许多次，但仍旧充满着幽默和雅趣，因为他完全没有恶意。在陌生人面前，他显得很害羞，因此其他的人必须打破那令人尴尬的沉默。
多年来他会见了无数的人，其中有托钵僧，佛教的出家众，无上瑜伽的修行者，还有行脚的瑜伽士，都前来向他讨教或寻找慰藉。他从不拒绝他们，这些穿着黄色僧袍的出家人，往往能激起他最深的同情。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有两名耆那教的僧人开始来参访他。他们每一年都来，而且总是在一年前约定下一次见面的日期、时间和地点。因为一年有四个月是雨季，僧人必须停止行脚。四个月一过，这两名出家人便开始他们的朝圣之旅。有时他们会走七百英里路来到孟买参访克里希那吉。其中一位僧人患有白血病，另外一位则年纪很轻，有一对非常美的双眼。他们在嘴上绑一条白布，因为即使呼吸都不能伤到一只小虫子。他们不会说英语，我必须替他们翻译。我坐在门槛上，他们和克里希那吉一起坐在草席上；因为按照修院的规矩，出家人是不能和女众坐在同一张草席上的。他们非常热切地探索。很年轻他们就否定了自己的身体，但并没有因此而解脱。克里希那吉非常温柔地对待他们，总是花很长的时间和他们进行讨论。有一年这两名穿白衫的僧人没有出现，我们很难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许他们的教派领袖感觉到他们开始反抗权威，于是不准他们再来参访克里希那吉了。
午餐后，克里希那吉通常要休息一会儿。四点以后他开始接见访客。一名快要失明的妇人前来见他，他把双手放在她的眼睛上替她治疗；一名丧子的访客坐在他身边，他握住她的手，象征性地抹去她的眼泪，替她治疗内心的创伤；一位困惑的年轻人在这个充满暴力的世界里迷失了，于是前来向他寻找答案。
70年代的末期，他见的人比较少，但是到了九十岁，他又开始来者不拒地接见所有的访客——譬如一位幻想自己能和卫星沟通的年轻人，一名充满着痛苦的女人，不论老少或残疾者，他都毫不倦怠地接见他们。
他的名字和教诲举国皆知，包括喜马拉雅山的修院和学术界。印度的佛教徒到今天仍然认为他是讲龙树中观的伟大导师，印度教的上师和萨图则认为他是讲吠檀多不二论的伟大觉者。他们都承认他是这个时代最博大精深的老师。
傍晚太阳快要西沉时，他开始外出散步。九十岁的他步伐仍旧很快，身体依然那么挺直。他的好友以及他们的孩子、孙子时常和他一起散步。有时他握着其中一名小女孩的手，和她边走边笑。他们一走就是三英里路。他和天地同息，静听远方的声籁。有时他宁愿一个人去散步，他的心显得那么遥不可及。他说在散步时，心中没有一个妄念。
回家之后他盥洗一下，再做一阵瑜伽的吐纳术。他晚餐吃得很简单——色拉、水果、坚果、汤和蔬菜。他偶尔和友人一起共进晚餐，此时他总是给人一种永恒的感受。他的手势展现了老师的风范，他的嗓音充满着能量；空寂一波波地涌进屋内。
他的心从不执着，他随时准备接受批评。我记得1978年的某一天我们都在科伦坡，他显得焦虑不安，我对他说：“先生，你很不安。”他没有回答我的话。于是我们开始讨论别的东西。晚餐时他对我说：“今天下午你说我很不安，我带着这句话上床休息。我问自己：我真的不安吗？是不是因为心中产生了依赖？突然我看到了真相——企图找到答案，就会令这种不安根深蒂固；于是不安就消除了。我不会再有不安了，因为我已经观察和聆听我身上的每一个变化，于是我就把不安连根拔起了。”
他对于所有的挑战都保持开放。他从不停止观察、聆听或质疑，克里希那吉很少引用任何象征，对于大河他却有一种认同。1961年他在孟买演讲时如此形容恒河：“这条河有源头也有尽头，但是那源头并不是这条河，而尽头也不是这条河。这条河就在两者之间，它流过村庄和城镇，每一样东西都被它收纳。它被脏水和垃圾污染，但是几英里之后它又变得纯净了。鱼儿活在河里，人们饮用河水，它滋养了无数的生命。河水的压力巨大无比，它能够自我净化。赤子之心就像这条河，它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它是超越时间的。”
结语（1）
“我们该如何埋葬你？”
苏格拉底回答：“假使你们能逮得住我，不让我从你们的指间溜走，我就随你们处置。”
——柏拉图《斐多篇》
克里希那穆提的故事已经接近尾声。1986年2月16日太平洋标准时间晚上九点整，他在奥哈伊松舍去世。他罹患胰脏癌，死前重病五个星期。他死在那间面向胡椒树的屋子里，六十四年前他在那棵树下历经巨大的意识转化。他的遗体在加州文图拉火化，骨灰分成三份，分送到奥哈伊、印度和英国。
印度的友人把他的骨灰撒入恒河，包括拉吉嘉特和瓦拉纳西的中游，喜马拉雅山上的恒河源头甘戈特里，以及马德拉斯的阿迪亚尔海滩，他的骨灰被放在一只窄筏中，随风漂向波涛汹涌的大海，接受海水的洗礼。
克里希那吉在死前曾经说过，他的遗体不再有任何重要性，应该像块木材一样被火烧掉。他说：“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这个简单的人已经抵达旅程的尽头。他死后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不祷告，不铺张，也不出殡，更不要为他的骨灰建纪念碑。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要把这个老师神化。老师不重要，重要的是教诲。教诲必须慎加保护，以免遭到扭曲和讹传。教诲之中没有任何阶级或权威；它没有任何继承人，无论现在或未来，都不能有人奉我之名传教。”但是他吩咐他的伙伴，印度、美国和英国的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应该继续存在，在他的指导之下成立的学校也应该继续运作。
他的骨灰由专机运送到德里，我在飞机下接过骨灰之后，立刻开车回家。当我们要进入大门的那一刻，天上突然下起大雨和冰雹，持续了好几分钟，直到我们把骨灰罐放在花园里的一棵菩提树下，它才突然停止。
1985年的7月在瑞士的如吉蒙，克里希那吉开始预感自己的死期已近。9月底我和他在布洛克伍德公园见面，他在旧大楼西边厢房的小厨房里等我。他说他必须告诉我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从瑞士回来之后，我已经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死了。死亡的日期和地点我都知道，但是我不能跟任何人说。”他继续说道：“化身已经开始衰萎。”
我吃惊地呆坐一旁。
10月25日他抵达新德里，休息几天之后他又要前往瓦拉纳西。10月29日他和R。文卡塔拉曼（印度副总统，克的好友）以及拉吉夫？甘地聚会，头一天在副总统家午餐，后来又到我家一起吃晚饭。自从去年英迪拉死后，这是克里希那吉第一次和拉吉夫？甘地见面，因此气氛显得很沉痛。
克里希那吉从德里前往瓦拉纳西演讲，那里已经搭起了一个可以容纳三百人的帐篷。这次的雨季雨量很大，树枝和草丛都发出了新芽，黄绿色的芥菜已经出现在河岸。克里希那吉正好遇上排灯节，他住的那栋房子点了上千盏的油灯。晚风吹拂着漂在河面上的油灯，把河水映照得闪闪发光。
克里希那吉对群众演讲，和瓦拉纳西的学者以及吠檀多学者一起进行讨论，并且和基金会的成员探讨拉吉嘉特的未来。克里希那教授是本内尔印度大学的物理老师，克里希那吉和他相识多年，最近他同意放弃教职，担任拉吉嘉特教育中心的院长。两名朝圣者R。优帕萨尼和马赫施？萨克希那与克里希那吉一同散步，巡视这片土地，聆听这古城的脉动。
优帕萨尼已经在拉吉嘉特住了三十年，负责照顾这里的土地。他对生命的关怀，拉近了他和克里希那吉及萨克希那的距离，后者是德里中央警察局的局长。萨克希那为人热情而易感，他辞去自己的工作，披上僧袍，变成了一名寻道者。他在喜马拉雅山住了许多年，后来开始四处行脚，直到来到拉吉嘉特为止。克里希那吉的威仪和热情立刻拉近了他们的距离，不久他就加入了基金会，变成里面的干事。
克里希那吉从拉吉嘉特前往瑞希山谷，他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