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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有些人就把自己的住处给丢掉了。”
“醉鬼通常会如此。听到海洛因这个字眼，总会令人联想到犯罪。”
“噢，光是买海洛因就已经是违法交易了。”
“而且是个负担沉重的习惯，大多数的毒虫凭合法的收入无法负担得起。不过若你有份不错的工作，毒瘾又没那么重的话，你就可以撑得下去。”
“我知道有些中产阶级也吸海洛因，”我说，“上个月那个女的，嫁给税务律师的那个杂志编辑。不过当然她不用针头。”
“不会在这种艾滋年代使用。拜伦如果晚几年才开始吸海洛因，他也不会用针头的。不过即使是用鼻子吸，那也还是海洛因。吸了会很亢奋，不吸就会犯瘾。而如果吸得太多，你就会死。那个杂志编辑之所以死掉就是因为吸过量了。”
我们谈着这件事，然后我说：“所以他这些年都一直在做同一份工作。”
“一直工作到他戒酒后。后来他的公司被收购，他就失业了，但我记得不到两个月，他就在另一家公司找到性质非常相似的工作。然后一直做到他因为健康原因辞职为止。”
“那是多久之前的事情？”
“我想六个月吧，但可能更久。对，没错，因为我记得他是圣诞节假期之前就辞职了，但他又回去参加公司的圣诞晚会。”
“对戒酒的酒鬼来说可真不好受。”
“他后来很沮丧，但我想不是因为周围的人都在喝酒，虽然那也可能是原因之一。我想是因为他了解到自己生命中的某个部分已经结束了，他再也不能回去工作了。”
“有些人认为这是得艾滋的好处之一。”
“就像不必担心得皮肤癌？你说的没错。但拜伦不这么想，他喜欢有份工作。”
“他银行里有钱，”我说，“接近四万元。”
“是这么多吗？我知道他不必为钱发愁，他的健康保险还有效，而且他说他的钱够撑到他离开，他是这么说的。”她沉默了片刻。“去年冬天他说过，他认为自己还有大约一年的时间可以活动自如，可以去户外的时间是两年。除非有什么奇迹的药发明，或者其他的奇迹。”
“我知道他立了遗嘱，”我说，“简单而直接，他是用现成的格式，找了两个邻居当证人，把所有的东西捐给几个防治艾滋病的慈善机构。”
“他以前告诉过我他打算这么做。”
“他结过婚吗？”
“他毕业后不久就结了婚，维持了大概一年。然后两个人就离婚了，或者是取消婚约。我想应该是取消婚约吧。”
“我想没孩子吧。”
“对。”
“有任何家人吗？”
“一个破碎的家庭，父母亲都是酒鬼。”
“所以他是遗传的。”
“嗯。他父母都死了，父亲是很多年前，母亲是他戒酒后没多久。他有一个哥哥，但已经下落不明很多年了，拜伦认为他可能已经死了。还有另外一个哥哥，也已经过世好几年。拜伦说他是死于食道破裂，所以我猜想他一定也是个酒鬼。”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①。”我说。
①此句出自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下一句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老天。”
“你认为他那四万元是哪里来的？而且如果他去年圣诞节前就没再工作过，一开始一定更多。就算他戒酒后开始每星期存点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存这么大一笔钱也还是很不得了。”
“人寿保险。”
“他是谁的受益人吗？”
“不，他有个特殊的寿险方案，几年前开始有个朋友说服他投保，说是很好的投资。”
“这些年还一直在保着？”
“他说这是发生在他身上最幸运的事情。如果他没钱或忘了缴保费，有一个延期的期限，可是保险公司会自动贷款去缴。所以他戒酒之后，保险还是有效，他就继续缴保费。”
“他的受益人是谁？”
“我想一开始应该是他太太，然后有几年他把他母亲列为受益人，后来她死了之后——”
“怎么样？”
“抱歉，很难讲出口。当时我并不知道，但后来他让我当他的受益人。我猜反正非填个受益人不可。”
“你说你们以前很亲近。”
“亲近，”她说，“你知道我是怎么发现的吗？他寿险结束领钱时，我收到了通知。保险公司规定的，我得签一份文件。我不必同意，但他必须通知我。”
“很多保险公司都有这项规定，”我说，“以防万一保险需要补缴保费，算是离婚条款的一部分吧。”
“他几乎是感到抱歉，马修。‘你恐怕不会成为富婆，金尼。我自己需要那笔钱。’”
“保额有多少？”
“不是什么大财富。七万五千元？八万元？反正不到十万。我不知道他领回了多少。”
“要看投保方案的退保金是多少。”
“嗯，”她说，“我也不知道。无论是多少，反正一定够他度过余生。”
“我自己也不太懂这些，”我承认，“只知道基本上要看你所缴的保费是多少。然后看你所投保的寿险方案，慢慢累积一个现金值。若是终身缴保费的方案，你缴的保费会越来越高，累积的现金值就越多。但若是定期型方案，你缴的保费越来越少，但累积的现金值是固定的。当然还有介于其间的其他方案。”
“我不知道他保的是哪一种。”
“不会是定期型，”我说，“因为定期型保险不能贷款。你刚刚说，他停缴保费时，他的保约还是有效。”
“对，他可以根据他所累积的现金值贷款缴保费。”
“你说的没错。当然如果有任何大笔贷款的话，现金值也会减少。”
“不过他事后还得付清，不是吗？”
“不必。这个贷款的利息很低，因为基本上你是在跟自己借钱。比方说你用这个方式跟自己借了几千元，为什么要还给自己呢？有什么动机呢？要是你拖着不还，等到你死了，保险公司就会从保险金里头扣除，让你的受益人少领一点，可是反正你也没法活着听到他的抱怨了。”
“噢，我不知道拜伦的贷款总额是多少，”她说，“或者他有没有还钱。我对人寿保险不是很了解。”
“我也不了解。”
“他也许有其他的投资，或者可能是我记错了保险数字，我对这种事情记性一向很坏。嗯，这倒提醒了我，你刚刚说你进到他的公寓里面了是吧？有没有碰巧看到一个小铜象呢？”
那是他们两个都戒酒后，她送给他的礼物。当时他刚戒酒，记忆不太靠得住。他永远记不住别人的电话，或者钥匙放在哪里。但她告诉他，有了这个象，就不会忘掉一切，这变成他们之间的一个信物。
“我想留着那只小铜象，”她说，“不值什么钱，除了我之外，对其他人也不会有任何意义。”
“这对他也一定有某种意义，”我说，“他没有什么摆设之类的，但他把这个小铜象放在电视机上头这么重要的位置。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好会注意到。管理员还劝我把它拿走。”
“你拿了吗？”
“没有，该死，我放回原位了。不过真可笑，因为我原来有个冲动想拿走的。我会回去拿。”
“真不好意思让你再特地跑一趟。”
“我离他那栋大楼只有两个街区，”我说，“一点也不麻烦。”
最麻烦的就是要找到那个管理员。他正在七楼修一个漏水的水龙头，门房花了好些时间才找到他，把叫他下来。这回我没在拜伦的公寓里逗留太久。第二次造访，里头艾滋病的气味似乎更浓了。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麝香味儿可以和那种疾病联想在一起。稍早我检查他的衣柜时就发现了——衣服都有这个味道——但这回整个公寓都闻得到。我拿了那个小象就走了。
第06章
四十八个小时后，我又去霍雷肖街的那间公寓拜访了两次。我敲了很多门，跟各式各样的人谈话。如果警方没跟所有人谈过，至少也是大部分，但那些人并没有因此不愿再跟我谈谈，不过他们的确没什么好说的。拜伦是个好邻居，大半都独来独往，据他们所知，他在这世上没有任何敌人。我听了一大堆关于谋杀的不同理论，大部分我都已经想过了。
星期三下午我和TJ碰面交换情报，不出所料，他的收获并不比我多。“埃莱娜要我明天过去帮忙，”他说，“可是我告诉她，我得先问问你。”
“你尽管去替她看店吧。”
“我也这么想。街上打听不出什么了。”
我在第八大道上了公车往北走，到了第四十街陷在车阵中，我就下了车，步行回家，然后去对面的办公室，刚好雷蒙·格鲁利奥打电话来。
“嘿，你这浑小子，”他说，“我想那个独具一格的‘人民的意志’已经知道你参与这个案子了。”
多年前，我缴回警徽辞职不干，而且离开太太和两个儿子后，就在第九大道东边第五十七街的西北旅馆租了个房间。这么些年下来，我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尊敬，但我住的地方不是原因之一。埃莱娜现在和我住在凡登大厦，就在第五十七街靠市中心那一头，西北旅馆的正对面。我搬去跟埃莱娜一起住后，还留着原来旅馆的房间，自我安慰说是用来当办公室的。不过实在没怎么用到。这儿没有地方见客户，我所收集的档案也轻易地可以装进对街的某个柜子或有架子的橱里。
“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雷蒙·格鲁利奥说，“今天稍早时候我在市中心遇到他。事实上我发现当时我刚好没事可做，于是我就坐下来看他工作。他正在办一个案子，相信你已经知道了。”
“我这两天没跟他通过电话，”我说，“他怎么样？”
“看起来没那么红，”他说，“不过就是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现在我每次打开电视都会看到他。不是在刑事法庭大楼前面把麦克风凑到他脸上，就是把他弄进电视摄影棚。昨天晚上他上了拉里·金的现场秀，是在CNN的纽约摄影棚连线转播的。”
“他说了些什么？”
“谈刑事司法里那种敌对辩论系统的道德观点。我们能期待一个律师有多宽的眼界，又能要求他负多少责任？他刚刚才谈得有点意思，接着就接听观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