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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得做点事情。某个小丑打电话威胁放炸弹时，你还是得把人全都撤离某个学校或办公大楼，甚至警方都知道那很可能是个骗局。警铃响起时，救火车还是会出动，尽管大部分的警铃声到头来都是假的。（纽约市警局已经开始拆除大部分的街角红色警铃箱，因为统计数字显示实际上大部分的来自那些警铃箱的报警，都是恶作剧。可是他们得拆除箱子，不能让箱子照样立在街角，却无视那些报案的警铃。）
同时，每个人都等着看接下来会如何。那三个列在威尔名单上的人，或许等得比其他人要焦急一些，可是连他们自己大概都发现，随着时日的消逝，没有任何不幸的事情发生，他们已经越来越松懈了。
就像手提箱班尼，他觉得每天早上替托尼·富里罗发动车子很烦。抱怨说从来没发生过任何事情。
有天我去参加花旗银行总部的一个中午聚会，然后花了一两个小时逛街，想提早买圣诞礼物。我没看到什么想买的东西，最后只是觉得被圣诞节的气氛给压垮了。
这种情形每年都会发生。甚至在救世军的圣诞老人上街跟流浪汉抢着讨钱之前，我就发现自己被过往的圣诞节鬼魂纠缠着。
我第一次婚姻的失败原因大半是因为我当丈夫和父亲的种种缺点。匿名戒酒协会里称这种仪式为“清理旧日残骸”，这是一种让你甩掉危险的方式。
这些仪式我都做过，悔过自新，原谅别人也原谅自己，有系统地把那些鬼魂留在我过去的历史中。我不像某些人那么急，但慢慢的、一直持续在努力。我跟我的辅导员做过一连串长谈，还有一些心灵探索，还有无数的思考与行动。如果说过去多年有些什么始终纠缠着我，现在都不见了。
只不过它们偶尔还会回来，尤其往往发生在十一月底。白昼越来越短，阳光越来越淡，我也开始回忆起我没买的每一件礼物，吵过的每一次架，讲过的每一句刻薄话，还有我找借口留在纽约而不肯拖着疲倦的身躯回长岛赛奥斯特的那些夜晚。
于是当我采购无功而返时，我没回凡登大厦，而是到对街的旅馆。我告诉自己，我无法面对凡登大厦大厅里的媒体轰炸，但其实我没有理由认为自己会在那儿遇到任何一个记者。他们都已经很体谅地对那个像是要挤出地铁车厢一样走过他们面前的家伙失去兴趣了。
我向柜台后头的雅各布打了招呼，又向一个醒着的时候大半时间都坐在西北旅馆破落大厅里的家伙点点头。那个可怜的混蛋比我早几年搬来这里，早晚也会死在这儿。我想他没什么机会娶到一个美女，然后搬到对街的大厦里。
我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打开电视，迅速搜寻了一遍频道，然后又关掉了。我拉了一张椅子坐在窗前，看着眼前一切，却视而不见。
过了一会儿，我拿起电话，拨了号。吉姆·费伯本人接的，从他说“费伯印刷公司”的那个沙哑的嗓音，我找到了多年来的那种巨大安全感。现在能听到他的声音真好，我这么想着，也告诉了他。
“其实，”我说，“光是拨你的电话号码，就让我觉得好过多了。”
“哦，真要命，”他说，“我记得以前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酒吧，非去不可。你知道那种好像整个人要跳出这副臭皮囊的那种感觉吗？”
“我记得那种感觉。”
“一旦酒倒进酒杯里，我就放松了。我还没喝，它就已经在我的血管里头把和平与爱传送到我身上的每个细胞里了。不过是什么恶劣状况，会让你打电话找你的辅导员呢？”
“唔，圣诞节的愉快气氛。”
“是啊，每个人一年中最喜爱的时节。我想你最近大概都没去参加聚会吧。”
“我两小时前才参加过一个。”
“真不错。你最近除了内疚和自怜之外，还忙些什么？忙着追查威尔的代替品吗？”
“全纽约一半的警察，”我说，“外加所有的记者，都在找他。不差我一个。”
“真的？你没在查这个案子？”
“当然。我只是过自己的日子。”
“那你不办那个案子，在办什么案子？”
“其实什么也没办。”
“好吧，那我把答案告诉你，”他说，“抬起你的屁股去做点事情。”
他收了线，我也把电话挂上，望向窗外。纽约还在那儿，我出去再晃一晃吧。
第19章
那天下午我没太多事情可做。只不过想着该去见什么人，又该问他们什么问题。
其他就得等到明天早上了。晚上我跟埃莱娜去赶了一场伍迪·艾伦的新电影，又去爱瑞厅听了一场钢琴三重奏。走回家时，我告诉她圣诞季节抓住了我。
“我不是酒鬼，”她说，“我甚至不是基督徒，可是我也一样被抓住了，每个人都被抓住了。为什么你应该例外？”
“我一开始被你吸引，”我说，“就是因为你那颗活泼敏锐的心。”
“讨厌。这么多年下来，我一直以为是因为我的屁股。”
“你的屁股，”我说。
“一定很令你难忘。”
“回家以后，”我说，“我再来温习一下。”
早晨我穿上西装打了领带，走到大通银行位于阿宾顿广场的分行，拜伦·利奥波德以前就把钱存在这儿。坐在我面前的银行职员是个活泼的年轻女郎，名叫南茜·张。开始她说：“这我帮不上忙，得请示一下。这件事跟那个写信的家伙有关吗？”我跟她保证无关，“因为我在报上看过你的名字。你就是破案的那个人。”
我说了些得体的谦虚话，不过这回我被认出来并不觉得难过。这绝对可以讨点便宜，结果我走出银行时，带着一张总额五万六千六百五十元付给拜伦·利奥波德的支票复印件。是从得州阿林顿汇过来的，账户是维亚特康公司。
“维亚特康，”我说，“你听过这家保险公司吗？”
“没有。”她说。“这张支票是保险支付吗？”
“他提领了他的保额，”我说，“不过这超出原来的现金总额，除非我的消息来源弄错了。我也没听过什么叫维亚特康的保险公司。”
“是啊，你知道听起来像什么？像哪个硅谷的软件公司。”
我说：“也许那家保险公司有个专门把保单兑换成现金的分公司。”
“也许。”
“你的口气好像很怀疑。”
“呃，这张支票看起来不像以前我所看过的保险公司支票，”她说，指指那个复印件，“现在保险公司的支票通常都是电脑打印出来的，而且都是用机器签名。这张却都是用原珠笔填写的。而且签名好像是同一个人用同一支笔签的。”
“维亚特康。”我说。
“不知道什么意思。没有地址，只写着得州阿林顿。”
“阿林顿不知道在哪里。”
“我只能告诉你，”她活泼地说，“阿林顿在达拉斯和沃思堡之间。游骑兵①的主场在哪里？”
①游骑兵是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球队之一，主场就在阿林顿。
“噢，对了。”
“看吧，你本来就知道的，”她笑了，“你要飞去那里吗？或者打电话去查就行了？”
817查号台的接线生查到了维亚特康公司的资料。我本来想哄她告诉我地址和电话的，可是还没来得及问，她就把电话转到语音系统，把电话号码的数字逐一念给我听。
我把电话抄下来，拨过去，接电话的小姐一开口说：“维亚特康，早安。”我就确信她是个得州妞。她的声音里完全有那种味道——靴子，蓬发，衬衫上有珍珠纽扣。
“早安，”我说，“我想打听一些贵公司的资讯。你能不能告诉我——”
“请稍等，”她说，没等我讲完就让我等着。至少她没让我听罐头音乐。我等了一两分钟，然后一个男的说，“喂，我是加里。能为你效劳吗？”
“我姓斯卡德，”我说，“我想了解一些贵公司的事情。”
“你好，斯卡德先生，你想知道些什么？”
“首先，”我说，“不知道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他沉默片刻，然后说：“先生，我很乐意回答你，但过去的经验让我学会不要接受电话采访。如果你愿意来这里，我很乐意接待你。你可以带笔记本或录音，我一定尽力回答，而且说不定除了你想知道的事情之外，我会额外说得更多。”他低声笑了，“你看，我们很欢迎有人替我们打知名度的，可是每次接受电话采访，到最后都成为一个不幸的经历，所以现在我们再也不接受电话采访了。”
“我明白了。”
“你过来拜访有任何困难吗？你知道我们在哪里吧？”
“从我这里过去远得很。”我说。
“那你在哪里？”
“纽约。”
“那倒是很远。你讲话的腔调没有得州口音，不过我知道记者常常跑来跑去的。前两天我跟一个小姐谈过，她在芝加哥出生，然后跑去俄勒冈州，替一家报纸当记者，最后才跑来得州替《星讯电子报》做事。你是纽约哪家地方报纸的记者吗？”
“不是。”
“那是商业报吗？不是《华尔街日报》？”
如果我知道自己要打听些什么，也许就会去那儿跑一趟。可是打电话对我来说，好像是最直接的方法。
“加里，”我说，“我不是记者。我是纽约的私家侦探。”
电话那端沉寂了很久，久得让我怀疑电话断了线。我说：“喂？”
“我还在。电话是你打的，你想知道什么？”
我单刀直入。“几个星期前，我们这里有个人被杀了。”我说，“坐在公园凳子上看报时，被开枪射杀。”
“印象中纽约常有这种事情。”
“也许其实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多，”我说，“当然，纽约也有很多人以为得州佬成天都在抢劫公共马车。”
“我们却不总是在想白杨事件①。”他说，“好吧，我懂你的意思。自从中学那次旅行后，我就再也没去过纽约市了。老天，以前我以为我很时髦、很帅、很酷，可是你们那儿让我觉得自己只是个土得要死的乡巴佬。”他回忆着，低笑两声，“后来我再也没去过了，另外我也不是那种打领结或随身带把枪的得州佬，所以那家伙肯定不是我杀的。我们公司怎么会扯上那件事？”
①一八三六年德州白杨镇发生反抗墨西哥法令的起义事件，包括许多知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