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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最棒的一次，”他告诉她，“使一切更圆满，就像餐后来份甜点一样。我们应该把他们都解决掉的。”
“好吧，从现在开始，”她说。
“想想最后她眼中的神情，”他说，“耶稣啊。”
“可怜的孩子。”
“是啊，可怜的孩子。你知道我希望怎样？我希望她还活着，好让我们从头再来一遍。”
够了。他们是禽兽——这是我们给他们贴上的标签，奇怪的是，这个词是用在我们的一些同类身上，而他们的行为在其他较低等动物身上其实很难以想象。他们找到了第二个被害者，这回是个男孩，然后把他的尸体丢在离第一具半英里的地方，接下来就被抓住了。
毫无疑问他们有罪，这个案子本来应该十拿九稳的，可是后来却一片接一片地掉落，直至土崩瓦解。由于法官提出种种理由拒绝，使陪审团无法看到大量的证据、无法听到大量的证词。这应该也无所谓，因为弗拉尼已经认罪，并且做了对里奇不利的证词——他们没有结婚，所以也没任何特殊保密的借口可以阻止她这么做。
结果她自杀了，一切就都完了。
里奇的案子依然在陪审团面前被起诉，但没什么大用，而且里奇的律师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是个好律师，有办法找出种种破绽让里奇过关。结果法官的量刑轻得几乎等于无罪释放，而陪审团花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回到法庭，做成无罪的决定。
“真可怕，”一名陪审团成员告诉记者，“因为我们都十分确定是他犯了那些罪，但检控方无法证明。我们必须判他无罪，但无论如何，应该找个方法把他关起来。这种人怎么可以放掉他，让他重返社会呢？”
这也是马蒂·麦格劳所不解的。“在法律的眼中，你或许是无罪的，”他威胁道，“但在我和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人的眼中，你就像犯了原罪一样有罪。只有那十二个受限于司法系统而必须像司法女神一般盲目的陪审团员除外……
“有太多人和你一样，”他继续写道，“钻司法的空子，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不宜居住。我必须告诉你，我希望上帝有个方法能摆脱你，动用私刑是个坏方法，只有傻瓜才会想回到无政府的民兵时代。但你却是支持这种做法的一个强有力的论据。我们无法动你一根汗毛，而且我们只能让你生活在我们周遭，就像个赶不走的病毒。你不会改变，也不会去寻求心理治疗，而且反正你这种人已经无可救药了。你会玩弄心理治疗师、心理顾问和假释委员会于股掌之间，然后溜回我们城市的街道，去猎食我们的孩子。
“我想亲手杀了你，但那不是我的作风，我也没有那个勇气。也许你会走下人行道被公共汽车撞死。若是如此，我会很乐意捐钱给那位司机当辩护基金，如果司法系统疯狂到非让这个司机得到一些报应不可，那么应该颁发一枚奖章给他——我也很愿意捐钱赞助，而且心甘情愿。
“又或者，在你可怕一生中，曾有那么一瞬间，你愿意当个顶天立地的人，做应该做的事。那么你可以学习弗拉尼的做法，消除众人的痛苦。我不认为你有那个胆子，但或许你会鼓起勇气，或者有人会帮助你。因为无论圣伊格内修斯教会的修女们如何教导过我，我就是抑制不住地想：我非常非常希望见到你颈上绕着绳子，挂在一根树枝上，在风中，缓缓地，缓缓地旋转。”
这是典型的麦格劳作品，这类文章正足以说明为什么那些小报会出破天荒的价格从其他报纸挖走他。正如某人所说的，他的专栏构成了真正纽约的一部分。
多年来，他一直插手别人的工作，而且不无成效。这些年他出了几本非小说类的书，虽然都不是什么畅销书，但都颇受重视。几年前他在一个本地的有线电视频道主持脱口秀节目，播了六个月因为跟电视台管理阶层不和而结束。在那之前，他还写过一个剧本，并且曾在百老汇上演过。
但使他成为纽约不可或缺一部分的，是他的专栏。他用一种通晓清晰的方式宣泄读者的愤怒和无奈，用字造句又比那些率直地表达蓝领愤怒的文章要高明。我记得自己读过他谈里奇·沃尔默的那篇专栏，也记得自己多少同意他的说法。我不怎么在乎司法制度，不过有几次，我似乎觉得没有这个制度更好。我痛恨看到动用私刑的民众涌上街头，不过若他们停在里奇·沃尔默家的门前，我也不会跑去试图劝他们离开。
我并没有花太多时间思考那篇专栏文章。读的时候，就像其他人一样，我不时地点头表示同意，偶尔也对一些过度简单化或不适当的措辞而皱眉，心里想着如果里奇被发现在一棵树或街灯柱子上头上吊自杀，也完全不是坏事。然后，就像其他人一样，我把报纸翻过去看下一页。
几乎每个人都是这样。
那篇专栏是在星期四刊出，外加星期三深夜的晨版早报①。除了有八至十封给编辑的信——其中两封后来在“人民的声音”专栏中被引述——之外，星期五和星期六还有五封读者来信是给麦格劳个人的。一封是布朗克斯河谷区的一名天主教信徒寄来的，他提醒麦格劳，自杀是不可饶恕的罪，而教唆他人采取这样的行动也同样有罪。其他的信则是表达对那个专栏的赞同之意，赞同的程度不等。
①一般美国大城市的报纸每天会发行好几个版本，内容也随着新闻的发展有所更新。如果遇到特殊状况，更会随时发行特别版的快报。
麦格劳有一叠印好的明信片：“亲爱的XXX，谢谢你在百忙之中给我写信。无论你对我非说不可的话赞同与否，我都很感激你，能够拥有你这样的读者，让我觉得既高兴又光荣。盼望你今后每星期二、四和周日，都能阅读我在《每日新闻》上的专栏。”并不是每个写信来的人都会留下回信地址——有些人甚至没在信末署名——但那些收到明信片回信的人，会看到他们的名字写在“亲爱的”后头，信末还有手写的评论——“谢谢！”或“你说得对！”或“好观点！”麦格劳会在那些明信片后头签名寄出，然后便忘得一干二净。
其中一封信倒是让他留下了印象。“你那篇给里奇·沃尔默的公开信相当犀利而具有煽动性，”信中一开始这么写道，“当司法系统失灵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光是失望地置身世外、归咎于我们把权力交给这样的系统——即使我们对这个事件的不幸结果束手无策——是不够的。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需要一个后援措施，一个故障时仍能保全整个机器运转的装置，以便更正这个有瑕疵的系统所必然出现的那些错误。
“我们发射火箭到太空时，也同时设计出许多出故障时应变的后援措施。我们容许某些无法预测的因素会使得整个计划受挫，因而建立了一套装置来修正任何可能发生的偏差。若是我们对外太空都会有这类固定的预防措施，那么为什么对我们城市中的街道不能如此呢？
“我提出一个针对我们刑事司法系统的后援措施，其实这已经存在于我们市民的心与灵魂之中，但要看我们有没有行动的决心。我相信我们有。你写的专栏，就是一种集体意志的体现。而我，也同样是这种人民意志的一个体现。
“里奇·沃尔默很快就会被吊死在树上，这就是人民的意志！”
这封信的文字修养比大部分的读者来信都高，而且是用打字的。麦格劳的读者不完全是那些只知道用蜡笔在牛皮纸袋上涂些标语的小丑角或低能儿，他也曾经收到过打字且用词讲究的信，但这类信一定都会签名，而且几乎都会有寄件人地址。这封却没有签名，也没有寄件人地址，不单是信纸上没有，信封上也没有。麦格劳看了一下信封，上头只有他自己的名字和报社地址，其他什么都没有。
他把信归档，然后就忘了这件事。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两个多明尼加小孩在山区骑自行车，他们从内林丘公园一个很陡的小径骑下来。其中一名对他的同伴大叫，两个人到了比较平的地带便同时煞车。“你看到了吗？”“看到什么？”“那棵树上。”“什么树？”“后头那里有个家伙吊在树上。”“老兄，你疯了。你看到什么东西，你疯了。”“我们得回去。”“上坡？就为了看到那个上吊的人？”“来吧！”
他们回头，那位先头没看到的人也回去了。在距离单车小径约十五码之处，的确有个男人从一棵针橡树坚固的树枝上吊下来。他们停下车来，好好看个仔细，其中一个男孩当场呕吐起来。那个男人吊死的画面不会太优美，他的头肿得像篮球，脖子被他身体的重量拖得老长。他并没有在风中缓缓地旋转，因为根本没有风。
不用多说，那是里奇·沃尔默，他被吊死的地方离惨死在他手下两个受害人的陈尸处不远，麦格劳的第一个想法是，这个狗娘养的果真听了他的话自行了断。他有一种拥有莫名而奇异的权力感，一时之间既不安又兴奋。
但里奇不是自杀的。他是窒息而死，也就是说绳子套在他脖子上的时候他还活着，不过很可能已经失去意识了。验尸发现他的脑袋曾受到重击，而且造成头盖骨致命的伤害，如果不是某人还费事把他吊起来，光是这个伤也足够取他的性命了。
麦格劳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感想。看起来似乎是他的一篇专栏文章引起了某些回响，而导致了里奇的被杀。至少，凶手在行凶时遵照了麦格劳的方法。这令他厌恶，但仍无法让他哀悼里奇·沃尔默的死。所以他依照多年来的习惯，在专栏上谈论他的想法和感受。
“我无法说我很遗憾里奇·沃尔默已经不在人世，”他写道，“这毕竟符合我们八百万市民的愿望，而我也必须说，里奇长眠于冰冷的地下，并不会使我们的生活品质更糟。但我很不愿意去想到，我或任何这个专栏的读者对于他的死有责任。
“在某种意义上，杀里奇·沃尔默的凶手帮了我们所有人一个忙。沃尔默是个恶魔。有人真以为他以后不会再杀人吗？难道我们现在不都抱着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