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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诡事录2:长安鬼迹-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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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年间,长安境内的万年县县尉侯彝藏匿了身有大罪的逃犯。这听上去有些奇怪,因为县尉相当于现在的县公安局长,这样的身份还会窝藏罪犯?这侠义精神玩得有点大了。后来朝廷问罪,派御史审问侯彝,后者虽理屈词穷,但终不坦白逃犯藏身之地。使用刑罚,仍不交代。御史也没办法了,道:“逃犯就在你右膝盖下吧!”意思是,你为什么不屈服呢?
侯彝听后,揭庭砖猛击膝盖,展示给御史看:“呵呵,哪里有逃犯?”
御史更怒,在铁锅下聚柴,升起烈火,烤侯彝的小腹。
侯彝却说:“为什么不再加点炭?”
御史沮丧,将此事奏于代宗,皇帝诏问:“为什么隐藏国贼而自己吃苦头到这种地步?”
侯彝答:“国贼确实是我隐藏的,但我已答应保护人家了,所以即使是死也不能说出藏身地点。”
案子最终的结果是:侯彝被皇帝下令贬为江西瑞州高安县尉。
作为县尉的侯彝,为了一句承诺,知法而犯法,虽承认罪行,但却不交代国家要犯被藏匿何处,对朋友之“义”超越了对国家之“忠”。以上观念在“安史之乱”前是很难想象的。由此可见,大动荡后,“忠”的对象(唐朝廷)已难以承载“忠”的意义,而“义”被放大了,因为越是动荡无常的年代,需要“义”的地方就越多。
在这个事件中,朝廷的暧昧也很有意思:明知侯彝窝藏国家要犯,最后却没治罪,只是把他从长安万年县县尉调为江西高安县县尉,由“从八品下”变成了“从九品下”,官阶降低了一品,职位本身却没有变化。
也就是说,唐帝国的秩序和价值观从下到上发生了混乱,这是最令韩愈悲伤的。所以,直到他死,仍对此耿耿于怀。这种耿耿于怀是正史上的说法。晚年的韩愈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现在,我们重新回到长庆四年的长安靖安里韩府。
韩愈在这一年死去了。其死因,引发了后世的议论。五代十国时陶谷著有《清异录》,里面记载了这样一则消息:“昌黎公愈晚年颇亲脂粉,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始亦见功,终致命绝。”
说的是,韩愈晚年好女色,为强壮身体,吃一种叫火灵库的东西。火灵库是什么?喂公鸡拌有硫磺末儿的粥,吃后又不叫其与母鸡交配,以此养到千日,再将这公鸡烹蒸,效果如超级春药。
按记载,韩愈大人隔一天吃一只这样的公鸡。
韩愈死后,白居易写了首诗《思旧》:“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再思今何在?零落归下泉。退之服硫磺,一病迄不愈。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惟余不服食,老命反延迟……”
信佛教的白居易最终活了七十五岁,而反佛的韩愈五十七岁即逝,虽然也不算短命,但毕竟死因不甚光彩(如果那一切是真的),尤其对他这样一个以恢复儒学道统自居的人来说。
后来,宋明理学建设者将韩愈视为先驱,因而极力反对《清异录》和《思旧》诗里的说法,认为韩愈是一贯反对服食丹药的,在很多文章中有证明,《清异录》里的说法是造谣,而《思旧》里的“退之”并不是韩愈。在当时,还有一个叫卫中立的人,是当时的御史中丞卫晏之子,同样字退之。他们又认为:韩愈和白居易虽都是大家,但关系实在一般,甚至还不怎么好,一个反佛,一个尊佛,文学追求上也不一样,彼此相轻,因而白在诗中不会提到韩。持以上观点的人很是激动,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一个儒学斗士死于春药。
但是,很多时候,人生是矛盾,也是残酷的,《清异录》中的说法也许是真的呢?因为撰者离韩愈生活的时代不远,且该书的风格又非纯杜撰,而是一本记叙唐朝生活的实录。
其实,很多时候,大人物的另一面是出人意料的。生活本身有着来自原始人性的最简单的诱惑,而且晚年的韩愈身心疲倦,古文运动和反佛主张都失败了,从南方返回长安后不再锋芒毕露,战斗精神渐渐退去而寄情深宅也未尝可知。
送塔过海的僧人
唐朝儒释道三教并行。
唐初时,太宗虽然信奉道教,但对佛教亦不反对,甚至还派玄奘西行取经。
就这样,我们的唐僧,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二十七岁那年,独自踏上西行求经之路。
二十七岁是个神奇的年龄,有那么多伟大人物的人生在这一年发生巨变。
孤身西去,荒漠万里。这是一个虔诚的信徒的朝圣之路,也是一个唐朝青年的探险之路。但不是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这样的勇气,也不是每一扇大门都会为信徒而开。除了热爱外,还需要金石般坚忍之心。
玄奘取经天竺,在那里学习多年。此日,他进入了著名的维摩诘方丈室。
维摩诘,佛教中著名的居士,家富亿金,而苦于修行,终为菩萨。他曾与文殊菩萨有过一次著名的对话。当时,他托病在家,佛祖派文殊去探视。
文殊:“此室为何没有一个侍者?”
维摩诘:“一如佛土皆空。”
文殊:“何以为空?”
维摩诘:“人以为空,即空。”
文殊:“既为空,何用再空?”
维摩诘:“以无分别空,故空。”
文殊:“空会有什么分别吗?”
维摩诘:“分别亦即空。”
文殊:“既然皆为空,你之疾应向何处求治?”
维摩诘:“向佛陀之外的诸见解求。”
文殊:“佛陀之外的诸见解又当何求?”
维摩诘:“当求于诸佛之解脱中。”
文殊:“诸佛之解脱又当求于何?”
维摩诘:“当向众生修心中求!”
传说中,维摩诘的修行之室为一石屋,只有一丈平方,但在他讲法时,却能容纳万人,以至无量。玄奘在进入该室前,已决定随后东归大唐,于是欲于其室壁上书写下年月日,以作纪念。他提笔上前,望见墙壁就在不远处,但“约行数千百步,终不及墙”。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返回长安。
按《独异志》记载,玄奘西去取经的年岁,唐朝名寺灵严寺的松枝年年指向西边,及至大师返回,松枝才变换方向,皆指东边。虽然在维摩诘方丈室触壁不及,但他也已是震烁东土的大师了。一个把人生中最光彩的年华赋予孤途和信仰的人,无论如何是值得我们敬畏的。
取经回来的玄奘,讲经译经,佛教更为红火。后来,经武则天推动,到了中唐,再加上禅宗的崛起,佛教进入全盛期。但物极必反,晚唐武宗时,突然来了一轮灭佛运动,下面这则秘密故事从侧面说到这一事件:
扬州栖灵塔,中国之尤峻峙者。唐武宗末,拆寺之前一年,有淮南词客刘隐之薄游明州,梦中如泛海,见塔东渡海,时见门僧怀信居塔三层,凭阑与隐之言,曰:“暂送塔过东海,旬日而还。”数日,隐之归扬州,即访怀信。信曰:“记海上相见时否?”隐之了然省记。数夕后,天火焚塔俱尽,白雨如泻。旁有草堂,一无所损。(《独异志》)
公元840年,唐文宗终于幸福地死去。因为对这位被宦官控制的皇帝来说,死是一种解脱。文宗死前,太子本为李成美(文宗的哥哥敬宗皇帝之子)。但专权多年的宦官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和鱼弘志为树权威,废黜了成美,而迎接文宗的弟弟颍王李炎为皇太弟。文宗死后,李炎为新帝,改年号会昌,是为武宗。
武宗李炎于人生中最关键的二十七岁即位,是继宪宗后又一个强势皇帝。此人有主见,富于谋略,风格雄俊,脱颖于晚唐诸帝中。他跟中晚唐的大多数皇帝一样,也喜欢游乐于夜宴,但他在“度”上能把握好。换句话说,游乐时他是一个洒脱的玩家,办公时他又是一个严肃的皇帝。
即位后,武宗以李德裕为宰相,从此开始了君臣相得益彰得时代。
李德裕是超一流的政治家,以自己的权谋与兢兢业业,把武宗时代打造得可圈可点,会昌六年间被认为是晚唐鲜见的政治清明与果敢的时代。作为皇帝,武宗虽然是被权宦仇士良拥立的,但即位后却并未受制于仇。后者也意识到,武宗比文宗难对付多了,所以在会昌三年(公元843年)被迫退休。
整个武宗时代最大的事件,莫过于爆发在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的灭佛行动。
中国历史上有著名的“三武灭佛”,即三个谥号或庙号为“武”的皇帝对佛教进行了大规模禁止行动:一是南北朝时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二是南北朝时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三即本故事涉及的唐武宗李炎灭佛。
三次灭佛事件中,“会昌法难”规模最大,按当时朝廷的法令,首都长安保留四座寺院:慈恩寺、荐福寺、西明寺、庄严寺。东都洛阳和其他州郡只象征性地保留两座寺院,其他全部限期拆除,僧尼还俗,否则严惩。当时,帝国境内共拆除寺院44600多座,迫使僧尼26万人还俗,没收寺院田地千万顷。
本故事说的是,扬州大明寺有栖灵塔,为整个唐朝最高的佛塔。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即该寺被拆除前,发生了一件隐秘之事。
当时有词人刘隐之,游于明州即今之浙江宁波,一日晚,在旅舍梦见自己泛海而渡,看到西灵塔漂现海面。恍惚中,又见老朋友扬州僧人怀信站在该塔第三层,凭栏对刘隐之说:“我正送此宝塔渡过东海,过些天再返回扬州。”
刘隐之懵懂问:“送塔过海?”
怀信说:“佛门将有大难,护塔过海,以逃此一劫。”
多天后,刘隐之回扬州,一日闲暇,游于怀信所在的大明寺。
该寺中的栖灵塔是当地名胜,建于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高九层,其势巍峨,挑破云层,最主要的,据说里面供有佛骨,所以每每吸引香客们前来参观。李白游扬州,曾登此塔,并留下一首《秋日登扬州栖灵塔》:“宝塔凌苍苍,登攀览四荒。顶高元气合,标出海云长。万象分空界,三天接画梁。水摇金刹影,日动火珠光。鸟拂琼帘度,霞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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