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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很有价值。如果还有什么情况请继续告诉我。”栋居道谢后，出了饭店。
别的侦察组也没有发现重要线索，只了解到：
中国参观团在日本参观了农林省所属的农业技术研究所和农业综合研究所、游览了京都和奈良的古迹、访问了长野县的农村、松本市的日本民间风俗资料馆、秋田市的农药厂、化肥厂以及福岛县的农村及仙台市的农机厂。在这期间，参观团会见过许多有关人员，接触过不少人，但这些被接触的人中并没有原先就认识参观团某团员的人。据自始至终陪同访问的交通公司陪乘员以及农林省、日中友好睦邻协会派出的接待人员反映，杨君里在日期间身体一直健康，毫无死亡的迹象。
到都立大学附近调查的侦察组没有找到一个目击者，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都立大学附近地区是柿三木坂、八云、中根、自由之丘等高级住宅与中级住宅相间的混合区，很僻静。到了晚上，除了车站外几乎没有行人。发生在夜里十一点的事件，很少会有人看到。如果她要找的人家离她叫车的地点很近的话，那么没有目击者是很自然的。
对毒品来源的调查结果进一步为自殺的说法提供了依据。近来已密切注意对硫磷的毒性并控制使用，其最有效的灭杀对象是二化螟虫。其次则用于普通农家的果园等。已经证实，秋田市的农药厂在接待中国参观团时，作为学术交流曾把对硫磷的试剂送给来宾。而且也给过译员杨君里一份。厂方是按来宾人数准备的，他们以为杨君里也是农业技术人员。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也是一位农业技术人员。
经化验证实，她体内的毒物同农药厂赠送的试剂完全一致。
有人提出疑问：如果是自殺的话，为什么要在乘车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服毒呢？她完全可以回到旅馆写好遗书，然后整理好东西再从容不迫地死。
又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也有可能死者突然想到要死，一时冲动服了毒。精神受到巨大打击后，不选择地点就匆匆寻短见的人是常有的。
杨君里是自殺的说法占了上风，这么一来，就给侦察员的热情泼了冷水。侦察员的职责就是侦察，收集同案子有关的材料，查出罪犯。如果确定为自殺，那么侦察就要中止。
通过外交途径了解死者的情况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尽管中国方面愿意协助，希望还是不大。因为杨君里这种孤身一人的老寡妇是很少有人了解她的。
指挥部内开始的看法都倾向于有人谋杀，但这种看法还是较模糊的，不过是种假设，而且指挥部是临时性的。不久前刚制定的、从自殺、他杀两方面调查的方案已半途而废。指挥部里要把此案作自殺处理的倾向日趋明显。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如果确定是自殺就不会影响破案率，反正是一、二个外国人，自殺还是他杀都无关紧要。虽然栋居很反对这种极端不负责的做法。但是，在侦察工作无法展开时，就求稳妥、图安逸，这是干这一行的弱点。
栋居抵制这种做法是另有原因的。他同情杨君里的不幸。当然，作为一个侦探，这种同情心是要不得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她死在异国的警察署，连死因都没弄清就被葬在无人凭吊的“无缘塚”墓地，这确实太惨了。栋居同情杨君里是因为他想到了黑人青年的死。从乔尼之死到杨君里之死，使栋居倍觉不安。他始终认为这些访日的客人并不是偶然死去的。
然而，这只是栋居内心的想法，他没有办法拿出材料来证实自己的想法，也就不能扭转自殺的说法，指挥部几乎要被解散了。
第三节
事情发生一个月后，栋居收到邮给他的一个包裹，寄件人是“喻鑫培”。这三个字虽然笔划多，但栋居还没有忘记这就是杨君里访日时的参观团团长。
栋居急忙拆开封皮，是本中文书，书名为《日本当代短篇小说选》，这是一本日本小说的中文译本，由中国的出版社出版。随书还附来一封信，信的大意是：
自我们回国后，杨君里的死因弄清了吗？我也感到很奇怪，因为这件事太突然了，我们来到日本后，杨君里的精神始终很好，一点也看不出她想要死。回国后，我在整理自己行李时发现，无意中夹带了杨君里的书。这本书是杨君里访日期间带着的，听说这本书不错，我便借来看，忘了还给她。杨君里在中国没有亲属，无法归还。我想这本书会不会对破案有用，于是就寄给你。如果有事需要我们协助，敬请函告。
这是一封用日文写的信，虽然文笔不通畅，但可以看懂意思。
栋居重新观察这本书——很粗糙，装帧、纸张、印刷都不及日本的好，所用的纸张如同日本战后不久发行的黄色杂志所使用的仙花纸①，但书中收集的短篇小说却都出自日本文坛的名家巨擘。杨君里为什么要带这本书呢？栋居感到迷茫。她曾有过日本丈夫，本人的工作又是日语翻译，她读日本小说并不希奇。而且是中译本，在中国可以随意购买。
注：一种以楮为原料制成的日本和纸，纸质粗，常用于包装。——译者注
这本书32开，近七百页，较厚，中国可能没有文库本及纸皮书一类的袖珍版本吧。书中收录了二十八篇作品，排列着二十八位作家的姓名。每篇小说的开头还印有作者照片和本人简历。
栋居用手指漫不经心地翻着书。蓦然，他的手指停下了，一个念头闪过脑际：会不会在这些作家中有杨君里所认识的人呢？杨君里肯定要经过某种途径才能打听到三十六年前的丈夫的情况，是不是这本书提供了这种途径呢？喻鑫培曾说杨君里在访日前就已知道丈夫和子女的住址，难道杨君里从这本书中获得了阔别三十六年的丈夫的消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本书中的某作者会不会就是她的丈夫呢？即使不是丈夫本人，也一定是可以打听到丈夫消息的人。
这个设想引起了栋居的兴趣，他逐个看起作者姓名来。
如果真有杨君里的丈夫，那么，可能性最大的是六十岁上下的作家。书上有作家照片，一眼便可认出。看来找丈夫要比找孩子更容易。因此栋居对于曾在中国呆过的作家特别注意。
遗憾的是，这些作家简介都是用中文写的，栋居不懂。而且也可能简介中有漏记或作家本人隐瞒在中国的那段经历，看来除了女作家外，对所有作者都必须注意。
栋居向课长汇报了自己的想法。
“哦，有那种可能吗？”课长起初表示怀疑。
“我是这样设想的。首先查一下作者中是否有人的家及工作场所在都立大学附近，是否有人常去那一带的商店或在那里逗留。如果有，再加上他曾在中国呆过，那就有眉目了。”
课长虽然没有积极支持这个设想，但表示有兴趣。于是，栋居马上到图书馆翻阅文艺年鉴和文学辞典，调查了二十八位作家的经历。
马杉范之、58岁，住目黑区棉之木坂二区的二十多号，但是没有去过中国。
常法寺三郎、61岁，住目黑区自由之丘公寓某号，战争时期曾在中国的满洲铁路任职。
波肇（原名古馆丰明）、5。4岁，家住川崎市多摩区细山，但他把工作地点安排在目黑区八云二段的高级公寓里。战对，他作为一名“少年见习技术员”，曾去过满洲。
仙波信仰（原名信夫）、67岁，住目黑区中坂一某号，战争时期是《朝日新闻》报的随军记者，曾跟着部队到过中国的湖北、当阳、宜昌等地。
在以上四人中，仙波信仰在中国的时间最长，从一九四Ｏ年四月随三十九师团参加唐河平原围歼战、宜昌战役，强渡汉水、当阳，到一九四四年四月眼随由第十一军朝日集团十几个兵团组成的三十多万大军占据湖南，前后共四年。而且他住的地方离杨君里叫车的地点又最近，步行只要一、二分钟。
仙波在中国的那段经历，为他获得今天的地位和职业奠定了基础，使他成名的处女作就是以那段经历为内容的。但是战争尚未结束他就从湖南回到日本，这同杨君里因停战而与丈夫分离的情况不符。
其次，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常法寺三郎，但是他在满洲铁路部门的职务是什么，任职期的长短都无从知道。
波肇，真名叫古馆丰明，如果把他当作杨君里的丈夫的话，年龄还小了些。现在五十四岁，停战时是十八岁，十八岁就娶有妻室未免太早，但也不能说当时就不能同二十二岁的杨君里结婚。所谓的陆军少年见习技术员属于什么兵种，尚不清楚，
马杉范之，只是因为住在柿之木坂才被列人四人之中的，但如果他隐瞒了在中国的经历，那么，疑点立刻会集中在他身上。
在同这四人直接接触前，栋居想把他们的作品大致浏览一下。小说选中收集的都是各位作家的代表作品，不费什么周折，就从图书馆的藏书中找到了。
首先要查的是仙波信仰的作品，他的作品以战争为题材，名为“臆病队长”，用喜剧形式写了他从军期间在中国的一段经历，但没有发现同杨君里有关的线索。
接下来是常法寺三郎的作品，题为“六棵树的周末”。是篇把男女生活情态归结到六棵树里描写的报告文学。早期东京的风俗，在中国人看来一定是很有趣的。这篇作品里也看不出什么头绪。
其次是波肇写的“深夜出殡”，内容是关于解剖活人的，读后令人毛骨悚然。它的故事情节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医生想要新鲜的内脏，活活解剖了仍在呼吸的病人，然后又把别人的内脏放入体内，缝好还给病人家属。病人家属领遗体时还以为自己的亲人为医学研究作出了贡献。作者很可能有过这方面的经历，解剖场面描写得非常逼真。
看到末尾，栋居大吃一惊。作品用一句俳句结尾，这句俳句是：
“手术刀，割活体，又剖柠檬。”
栋居不懂俳句，但是这里却出现了“柠檬”字眼。
光看这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