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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人众多，但对中国前景误判的人也最多，不少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先是预测邓小平百年之后中国要大乱，后又预测中国会像苏联一样解体。有一个叫章家墩的美籍华人2000年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国即将崩溃》的书，还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他认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将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冲击下迅速走向崩溃，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七年之后，中国非但没有崩溃，而是通过改革开放和体制创新，经济总量又翻了一倍，经济规模世界第三，中国还成了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和带动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现在回头一看，不是中国崩溃了，而是这些唱衰中国的观点崩溃了。去年五月，在巴黎一个中国问题研讨会上，一位学者不经意地提到了章家墩的名字，会场发出一阵笑声，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他成了国际学术界的笑柄。当然，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仍有不少人死抱住僵化的意识形态不放，天天盼望着中国的崩溃，那也没有办法了，就让他们去吧。
很久以来，中国总是对发达国家说：我们人均收入比你们低很多，赶上你们还早着呢。但西方很多人，特别是工商界人士往往不这么看。他们说：你们人民币的汇率是扭曲的，不能反映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你们沿海发达地区在硬件的很多方面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你们内地的发展速度也不慢，和沿海正在形成一种良性互动。你们的沿海地区就有3亿多人口，如果你们沿海地区2020年达到今天葡萄牙的水平，这不是不可能的。那光是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规模就会大致等于今天的欧盟。西方持续不退的“中国热”很大程度上与这种研判有关。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人自己十分清醒。中国知道自己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遏制和消除腐败、缩小贫富差距、建立社保体系、推动生态文明、推进法制建设和政治改革、确保中国的长治久安等等。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还需要全体国人今后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我们不会为国际社会的种种赞扬而忘乎所以，也不会为任何暂时的挫折而垂头丧气。中国迄今所取得的成绩还只是初步的，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笑在最后才笑得最好。这种清醒姿态的背后是一种新的民族自信心：通过过去几十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基本上摸索出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不管我们今天面临多少挑战，我们还是处在1949年以来最好的时候，处在近300年来最好的时候，而且处理各种问题的资源和回旋余地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可以冷静从容地应对各种挑战，继续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推进这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现代化事业。
三、中国崛起：不同凡响的意义（1）
中国崛起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它首先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质的变化，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势头已经不可阻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很长时间内，中国社会的主要变迁大都局限在上层结构。占中国社会人口大部分的农村还是处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甚至到了1978年，我们的社会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一种自然经济。农民日耕夜做，勉强糊口。工业基础已经形成，但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没有活力。1949年以前还存在的一些微薄的商品经济也给取消了，计划和票证控制了社会每一个细胞，社会流动性极低，也没有外贸和国际市场的概念。除了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外，社会节奏发展相当缓慢。中国过去的仁人志士都致力于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但现在通过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已经彻底打破了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格局，整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也因此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已基本上完成了从一个封闭的中世纪式的农业社会转向一个开放的工业和商业社会的过程，并几乎和西方同步地转向信息社会。工业社会、商业社会、信息社会已经成了中国今天社会的主要特征。这种新的结构性的变革已经产生了对法治社会和市民文化的真正内需、产生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内需。
我走过的大部分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情况往往和我们相反：社会底层还是一个中世纪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非常低下，传统部落和宗法社会主导着大部分人的生活，实际上这些国家的内部并没有产生对西方式民主政治的真正内需，但是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这些社会的上层结构却形成了一种后现代的西方民主政治结构，其结果就是整个国家上下结构完全脱节。社会上犯罪率不断飙升，白天上街都危险，晚上没人敢上街，但议会里却在讨论向“文明国家”学习废除死刑。老百姓为每日的柴米油盐而挣扎，艾滋病吞噬着大量的生命，政府连把药品发到基层的能力都没有，但各种政党却忙于争权夺利，永远以民主的名义，行使部落主义、宗派主义或民粹主义之实，结果往往是国家持续动荡、政府无力整合社会、经济与民生凋敝、甚至导致内战和国家分裂。这个问题在非洲特别突出。
中国结构性的变化也体现在国家财力的增强，这为我们今天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和回旋余地。你去发展中国家访问，如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缅甸、尼日利亚、肯尼亚，你会发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现象：城市街道的人行道少，马路上的路灯少，有路灯也不一定亮，不少地方的垃圾堆成山，阴沟污水四溅、但几乎没人管这些事。这实际上反映了政府治理能力疲软和财力不足。要么是经济落后，没有多少税可以收；要么是政府能力弱，税收不上来；要么是贪官污吏截流了财税收入。不少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干脆主要依赖有限的外援，国库空空又导致了官员和军队的极端腐败、基础设施缺乏、公共服务非常有限，甚至连邮局、医院都处在半倒闭状态。
与此相反，发达国家虽然讲民主，但中央和各级政府的税收从不马虎。以法国为例，付税日超过一天，就多收你百分之十，一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过，中国历史上，好像皇权无限，但实际上天高皇帝远，经济基础是无数自耕农，农业税收不到多少，政府的财政收入往往并不高。但过去这30年，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出现了质的飞跃。2006年，仅上海地区为本地和中央创造的财政收入就达到了4800亿元。邓小平1984年曾说，到了2000年，我们的国民收入到了1万亿美金，我们可以做这个做那个，而现在我们光是外汇储备就是1万7000多亿美金。邓小平生前反复强调综合国力，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就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中国比较充裕的财力使我们能够比较从容地处理各种棘手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三、中国崛起：不同凡响的意义（2）
我们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过去10年突飞猛进，就和国家财力有关，整个世界为之惊叹，我们的高速公路，10年前在世界上前30名都排不进去，但现在中国高速公路的总里程数已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在中国，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人们的心理变化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特征。中国近代史上的变革往往局限在社会的精英阶层，大众心理则变化不大。但现在不一样，普通老百姓的每一个细胞都调动起来了，要发展、要挣钱、要自我实现，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机会。当然，当一个社会处在这种快速变革的时候，也会凸显各种不安和矛盾，很像一个处在青春期的少年，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同时，又带有青春期的风险。但是从历史发展的长期合理性角度来看，这是任何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
我自己出去访问，很注意观察街上无所事事的人是多还是少，并以此作为判断一个国家发展的潜力和势头的重要指标。你去约翰内斯堡、去开罗、去阿尔及尔、去金边，你可以看到游手好闲的人很多，说明这些国家失业问题严重。去孟买这个被称为“印度的上海”的大城市，你会感到无所事事的人比上海要多好几倍。仅此一点，你就可以得出结论：孟买赶上上海，谈何容易。
我20年前第一次访问瑞士，感觉到瑞士生活的快节奏，匆匆上班的人群和他们急促的脚步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时国内还比较悠哉悠哉。现在相反了，中国现在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忙碌的国家，特别在沿海城市，生活节奏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快。当然物极必反，国内现在也开始讨论放慢生活节奏的问题。这是一个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中国人最终也一定会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但是从一个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来看，生活节奏加快，确实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必经阶段。
这一点也反映在中国手机的迅速普及上。我感觉没有一个国家使用手机的人比中国多。当然这不一定是好事。欧洲很多人说，手机是一种新的公害，也不是没有道理。但从一个历史发展的大角度来看，这个事实反映了中国人的横向联系前所未有的增加。法国社会学创始人之一杜尔凯姆认为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