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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上，鲁迅把“尊个性而张精神”这种精神改造提到“第一要著”的地位，忽视政治革命，忽视以革命政权的力量作杠杆改造和发展经济基础，改造社会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环境与人的辩证的改造，夸大了个人反抗凡庸的“众数”的力量。这在实质上还是“人的意见决定世界”的观点。这个观点和他所信仰的人类起源的学说、人是环境的产物的观点是互相矛盾的。鲁迅早年几乎没有觉察到这种理论上的矛盾，正是一个青年思想家难免的“婴年的天真”《集外集·序言》。。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鲁迅再次奋起呐喊，希望唤醒群众，起来摧毁旧中国这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鲁迅对中国的根深蒂固的旧文明的袭击，何等勇猛而且悲壮！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鲁迅切切实实地实践着自己这样的主张：“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华盖集·忽然想到》。在这几年间，从斗争的精神来看，鲁迅无愧于“发扬踔厉”的称誉，个人虽然为“文学革命”建立了伟大的实绩，距离“群之大觉”的境界却还很远，“邦国亦以兴起”的希望也还渺茫。不仅如此，而且还要身受反动政权日益变本加厉的镇压，甚至于屠杀，血的教训刺激鲁迅认真检查自己的主张，促使他的思想向前发展。鲁迅自己曾经概述了这几年的情况。他说：“加以这几年，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经验，对于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讲的文学的议论，都渐渐的怀疑起来。那是开枪打杀学生的时候罢，文禁也严厉了，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也正是那个时候，鲁迅认识到在反动政权统治下，“不革内政，即无一好现象”《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要革内政，就“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两地书·三四》。了。这就是“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两地书·一○》。的思想。从1907～1925年，在“立人”也即“兴国”的问题上，鲁迅关于如何“立人”的思想有了如下的变化和发展。第一，原先认为国家政治制度的改革、政权的性质不是根本，因而忽视了它对人的发展起决定作用，从而也忽视了革命的武装斗争的作用；现在充分认识这种作用了，鲁迅后期杂文对于政治问题及其对人的影响的揭露和抨击，就是这一认识的反映，也是为“立人”所作的重要的斗争。第二，原先认为“第一要著”是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现在认识到“第一要图，还在充足实力，此外各种言动，只能稍作辅佐而已”《两地书·一二》。。这样就把如何“立人”和如何“立国”的辩证关系，为此应该做的各项工作，何者为主，何者为辅，它们之间的轻重缓急摆在正确的位置上了。这样也就对自己所做的“辅佐”的工作的性质、地位、作用和意义有了正确的认识了。
马克思主义给予后期的鲁迅思想以科学的理论基础。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鲁迅的关于人和如何“立人”的思想，既是前期这一思想的继续，又是这一思想的质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鲁迅提出了“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在并未改革的社会里，一切单独的新花样；都不过一块招牌，实际上和先前并无两样”；“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南腔北调集·关于妇女解放》。的基本原则。这是如何“立人”的新见解。它的新表现在：第一，它引入了“社会”这一因素，不再囿于“人各有己”式的自我个性的发挥，从各个人自己的发展，达到“群之大觉”。第二，它确定了社会的解放与自我解放的辩证关系，社会的解放是自我（自己）解放的基础，也是自我（自己）解放的前提。要之，鲁迅在这里所表述的思想，即人民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改革，是人民群众，也就是人的解放的基础；个人的解放包含在人民群众解放之中，不是在这之外，更不是在这之上。
鲁迅的一篇杂文，《论秦理斋夫人事》，极精练而且精辟地评论了“秦理斋夫人及其子女一家四口的自杀”的原因，以及社会舆论对这一事件的各种评论。对于秦理斋夫人的自杀，鲁迅也承认：“既然自杀了，这就证明了她是一个弱者。”但是鲁迅不是到此为止，也不是指责这种个人的品性，而是进一步分析造成这种品性的条件。他问：“但是，怎么会弱的呢？”鲁迅根据“她的尊翁的信札，为了要她回去，既耸之以两家的名声，又动之以亡人的乩语”，和“她的令弟的挽联：‘妻殉夫，子殉母……’”指出“以生长及陶冶在这样的家庭中的人，又怎么能不成为弱者？”这就揭示了家庭环境方面的原因了。这是怎样的家庭，人们可以根据那“信札”和“挽联”得出结论。鲁迅接着指出：“黑暗的吞噬之力，往往胜于孤军，况且自杀的批判者未必就是战斗的应援者，当他人奋斗时，挣扎时，败绩时，也许倒是鸦雀无声了。穷乡僻壤或都会中，孤儿寡妇，贫女劳人之顺命而死，或虽然抗命，而终于不得不死者何限，但曾经上谁的口，动谁的心呢？真是‘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这就揭示了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了。对于社会舆论，鲁迅概述了三种意见：“社会虽然黑暗，但人生的第一责任是生存，倘自杀，便是失职，第二责任是受苦，倘自杀，便是偷安。进步的评论家则说人生是战斗，自杀者就是逃兵，虽死也不足以蔽其罪。”鲁迅严厉批评这种着重于个人的评论：“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偏激么？不！所谓社会环境不正包括自己以外的人们所发出的“舆论”么？每一个人对于他人来说，都是构成“社会环境”的一分子，人的重要性于此也可见。鲁迅早在1919年就曾指出：“世风人心这件事，不但鼓吹坏事，可以‘日下’；即使未曾鼓吹，只是旁观，只是赏玩，只是叹息，也可以叫他‘日下’。”《坟·我之节烈观》。切望改革社会风气的人们，不值得以此扪心自问么？
1933年1月，榆关失守，北平的大学生逃之夭夭，于是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鲁迅却写了《逃的辩护》和《论“赴难”和“逃难”》，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为他们辩护。为什么？鲁迅指出，“这正是这几年来的教育显了成效”。“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总之，我的意见是：我们不可看得大学生太高，也不可责备他们太重，中国是不能专靠大学生的；大学生逃了之后，却应该想想此后怎样才可以不至于单是逃，脱出诗境，踏上实地去。”这就指出了教育和政治措施对于人的重大作用，不是指责个人，而是抨击驱使个人如此行动的环境。
中国的教育，自古以来就是官办的，或主要是官办的。中国从秦始皇统一以至于民国，几千年间大多数的年月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府统一着。这对造就悠久的古文明自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历朝有一个几乎成为传统的习惯做法，就是用极大的力量统一老百姓的思想，以至于渗透到日常个人生活的方式方法，生在这样的环境，战战兢兢尚且栗栗危惧，哪能有积极进取的宏放的性格！鲁迅指出过：“中国的作文和做人，都要古已有之，但不可直钞整篇，而须东拉西扯，补缀得看不出缝，这才算是上上大吉。所以做了一大通，还是等于没有做，而批评者则谓之好文章或好人。社会上的一切，什么也没有进步的病根就在此。”《二心集·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鲁迅又曾指出：“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以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口同声称之曰傻子。对于‘锲而不舍’的人们也一样。”《华盖集·这个与那个》。这样苟活的社会心理，仅仅归之于一般的社会环境，自然也是正确的，但是很不够，而且这种思想，非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者，也是能具有的。达尔文关于“如果把人养育在与蜜蜂完全相同的条件下，社会毫无疑问地使我们的未婚的女性同胞们和职蜂一样，以杀戮自己的兄弟为一种神圣的义务，使母亲们企图杀尽自己能够生育的女儿，而谁也不会想到提出异议”达尔文：《人的由来》。的著名比喻，就是一例。鲁迅后期不止于此，他是进一步从经济关系，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建立的政权的性质及其政治措施来观察这个问题的。他曾指出：“《东华录》，《御批通鉴辑览》，《上谕八旗》，《雍正朱批谕旨》……等，……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钩稽，将其中的关于驾驭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分别排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