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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哲学观与社会观来看，鲁迅的选择是庞杂的。叔本华的主观唯心主义，尼采的超人学说，易卜生的个性主义思想，都纳入他“新宗”的系统。就智性看，这是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思潮。就感情看，这是对自我世界重新发现的趋向。鲁迅没有全面探讨和吸收他们哲学观的整体结构。他只是在这个思潮的框架中吸取时代精神和个人气质发展所需要的果汁。集中一点是：他们对个人价值的重新认识，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尊重个性价值和内心精神生活的趋向。由于重个性，必然要重新发现和尊重个人的价值；由于重精神，必然由外在物质世界而转向内心精神世界的探索。这两个方面恰好与鲁迅的主观抒情诗的气质的特征相契合。这些新潮对于鲁迅思想的影响过去已被许多人注视，而对于鲁迅气质产生的影响却往往被忽略了。
其实对鲁迅诗人气质的影响，就包含在介绍本身所产生的潜移默化之中。鲁迅对这些新宗思潮表现了感情上的契合。他在推翻传统的偶像时又钟情于新的精神偶像。他不无偏爱地谈到从尼采到易卜生代表的重主观学说在改变人们精神中的作用，认为“其说出世，和者日多，于是思潮为之更张，骛外者渐而趋内，渊思冥想之风作，自省抒情之意苏，去现实物质与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之心灵之域”。他认为，主观主义哲学的旨趣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唯以主观为准则，用律诸物”，一是“视主观之心灵界，当较客观之物质界为尊”《坟·文化偏至论》。。这里我们可以找到鲁迅所以倾向这一主观思潮在个人气质上追求的根源。鲁迅抛弃了以主观为准则绳律一切事物的唯心主义观念。他羡慕和追求那种摆脱了现实与自然束缚，获得自我心灵自由之后产生的“渊思冥想”的作风和“自省抒情”的意向。恰恰是这种心灵世界的沉思性和自省性，成为鲁迅一生诗人气质的重要特征。他的全部创作几乎可以说是他内心世界沉思和自省的果实。鲁迅的一些作品，无论是小说、杂文，或散文诗《野草》，在思想深沉与自我反省的深刻程度上，都远远超出其他作家之上，不能不说与他独特的精神气质的追求有密切的关系。
鲁迅确信，这种内心的自省的注重是一个精神界战士、一个诗人或文学家心灵境界的最高尺度。富有这样精神的人，哲学观上可能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把自己的主观世界视为审度事物的惟一标准。但是，从文学上来看，却可以产生具有充满自信意志坚强的人。他们“思虑动作，咸离外物，独往来于自心之天地，确信在是，满足亦在是，谓之渐自省其内曜之成果可也”《坟·文化偏至论》。。鲁迅所说的自省包括对整个民族文化的反思检讨和主观世界的批判解剖这两个方面反省精神。这样的精神贯穿了鲁迅一生的战斗。他的严于解剖社会和严于解剖自我，客观世界的深刻剖析和主观世界的深入开掘统一的精神和气质，显示了一个伟大思想家的精神特征，同时也体现了一个富于深刻思想的抒情诗人的气质的特性。他的小说中充满对病态社会人生的严峻的剖析，字里行间又流露出主观世界沉思自省的热情。狂人、吕纬甫、魏连殳等形象背后都有鲁迅抒情诗人心灵剖析的影子。《野草》几乎可以看做鲁迅内心自省的对话。他内心的矛盾交战的声音和对社会现实不屈抗战的性格，编织在一种诗情的意象与境界中。鲁迅的杂感包含了更猛烈的战斗愤火，也往往蕴藏着自我的反省和沉思。由于这些作品是一个伟大沉思型的思想“自省内曜”的果实，就获得了别人所不大可能达到的诗意美的效应。
鲁迅作品的抒情诗人气质通过两个不可分割的两方面表现出来的：一个是对个人心灵和民族文化的深刻自省；一个是对社会现实的勇猛抗战。自省于内者愈深，奋战社会之力则愈强。鲁迅希冀出现的“明哲之士”，不是以调和为己任的中庸之辈，而是具有内心光曜意力超众的人。他们是“有勇猛奋斗之才，虽屡踣屡僵，终得现其理想”这样富于韧性战斗品格的精神界之战士。他们以“更革为生命，多力善斗”，“刚毅不挠，虽遇外物而弗为移”。鲁迅认为，这样的人才可以成为社会的栋梁。内在世界的充实坚定是外部世界斗争精神的强大根源。鲁迅在《野草》和其他作品中所表现的韧性战斗精神，集中体现了他这种诗人气质的特征。鲁迅年青时之接近摩罗诗人，把他们视为创造中国精神界战士的模式，而且自己终其一生保持摩罗诗人的灵魂和品格，可以说与渴慕这种自省内曜的“真的人”的模式分不开的。
鲁迅后来创作模式有了很大的转变，由浪漫主义而转向写实主义。他的精神模式却始终如一：艺术实践始终没有丢掉“自省”这一宝贵精神。这形成了他诗人气质中一个最鲜明的特征：主观内心世界的无情开掘与客观世界的深刻解剖的统一。
五
鲁迅对20世纪文化的发展趋向进行总体性的思索，从人们心理上存在的不断打破稳定和平衡要求的角度，论述了由外部生活而趋向内部，由表面而趋于深邃的文化动向。鲁迅做出了这样精湛的文化预测：“意者文化常进于幽深，人心不安于固定。二十世纪之文明，当必沉邃庄严，至与十九世纪之文明异趣。新生一作，虚伪道消，内部之生活。其将愈深且强欤？精神生活之光耀，将愈兴起而发扬欤？成然以觉，以客观梦幻之世界，而主观与自觉之生活，将由是而益张欤？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坟·文化偏至论》。这个高屋建瓴的艺术沉思本身表现了鲁迅诗人气质形成过程中的感情趋向。
面对20世纪文化新精神的潮流，鲁迅从思想到感情表现了强烈的共鸣。他不仅努力吸取那些合于自己时代需要和个人气质特征的养分，而且对于这种新精神给人们内部生活和文化特征带来的新变化进行了具有战略眼光的探测。他看到了这样的趋向：就人的内部生活来看，将日趋深邃和强大；就文化结构来看，也将愈趋深邃庄严。青年时代的鲁迅在这种文化新精神的冲击面前，表现了一个锐敏的思想家应有的最大的接受度。鲁迅把这种新精神视为立于时代“狂风怒浪”中间而以强大的意志力“开辟生路”的精神上的中流砥柱。鲁迅从精神到气质上努力使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他进行并逐步完成着以20世纪新的文化精神改造自己的巨大工程。从更深的哲学观和伦理观上探索人生的内，在深层的抒情结构上完成艺术上的创造，就成为鲁迅诗人气质精神系统中又一个特征。
在诗人气质的形成过程中，鲁迅不仅注意东西两种文化的歧异点，也注意两种不同文化系统的共同点。这就是西方个性主义思潮对人生内部生活思索的深邃性和魏晋时代文章意蕴风格的幽玄味。由此，他关注19世纪文化到20世纪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主要特征：由浅露抒情进至深邃庄严。他深刻地理解“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这一生活和艺术的原则。他选择摩罗诗派，不仅因为他们的作品“力足以振人”，而且语之也“较有深趣”，是在两个方面都超过其他诗人的伟美雄杰之声的代表。“恶魔者，说真理者也”。鲁迅欣赏的是他们在摩罗的外衣下潜藏着的真理的声音。由这个人生和艺术的审美标准出发，他评价雪莱“求索而无止期，猛进而不退转，浅人之所观察，殊莫可得其渊深”《坟·摩罗诗力说》。。他评价雪莱的这句话，也可以看做他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选择标准：力避“浅人”表层的观察，追寻文章或思想渊深的旨趣。鲁迅之所以接近屈原到魏晋文人谱系的精神人格和作品，从这个侧面来看，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
屈原的《离骚》虽然愤怼现实，放言无惮，却托诸香草美人，蓄意幽深。他的《天问》在深刻的怀疑中抒写了愤世的深情。鲁迅理解屈原的精神和艺术特征。鲁迅赞同《文心雕龙》对一些后代人的批评，认为只“着意外形”而“不涉内质”的浅人之见，无法真正了解屈原的精神。在鲁迅的眼里，魏晋文人在思想与表达的深邃上是与摩罗诗人相通的。在《摩罗诗力说》里，他就把拜伦在英国的遭遇，和汉晋以来负文名者多受毁谤的事实相比较，得出“窘戮人才，殆人群恒状，滔滔皆是，宁止英伦”的结论。后来他谈起阮籍的诗文慷慨激昂而意思大都“隐而不显”的特点，人们所学的只是表面，于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鲁迅特别引述刘勰的话：“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认为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之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由于魏晋时代文人所处的政治环境对文化的迫害和当时哲学上谈玄之风的盛行，使得他们的文章和诗表现了一种敢于师心使气而又深邃幽玄的作风。鲁迅在反抗民族压迫，反抗常俗对个性与精神的扼杀时，在气质上更接近于这种敢于师心使气，道出人生内的诗潮和作风。鲁迅融化了东西方文化传统追求深邃和强大的艺术精神，汇进了自己的诗人气质，使他的作品表现了现代意识的思想家和诗人特有的深刻性。
服从表达思想感情深邃特征的需要，鲁迅在转向以现实主义方法再现中国民族灵魂的同时，对于以深层表现为特征的象征主义艺术方法给予很大的关注。他努力吸收其中有益的成分，逐渐形成他作品诗的气质不可缺少的因素。象征主义方法是西方文化中追求深层表现结构的一种审美趋向的代表。它与中国传统诗学中隐而不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