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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更多的苦痛折磨（如祥林嫂、子君等等）。因此鲁迅宁愿看到他（她）们“一死了之”，或者可以保持自己的纯洁、“留得清白在人间”，或者可以从此结束苦难，得到永远的解脱，再也不必忍受非人的痛苦。所以说，他们“死了，我就安心”。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鲁迅对人生的评价是相当暗淡的，正所谓“悲凉之雾，被于华林”，他常把人间比作地狱，“只觉得黑暗与虚无乃是有”。这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也有相似之处。后者曾说：“空虚，实是时间之流中惟一的客观存在；这个世界看起来即是地狱，比之但丁描写的地狱，有过之而无不及。”叔本华：《爱与生的苦恼》。
也许人们不免要问：既然鲁迅对人生如此悲观，他为什么没有像叔本华那样否定生命的意义，走向虚无主义呢？
这大概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鲁迅前期世界观具有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影响，并没有接受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唯意志论思想体系。他作为一个严峻的现实主义者，清醒地认识到“人间苦”的根源并不在于所谓“世界意志”，而是由吃人的封建礼教与家族制度所造成的。
其次，鲁迅虽深感社会黑暗与人生痛苦，但他没有接受叔本华的宿命论，后者认为“人生没有任何真正的价值”，只有通过“禁欲”，否定意志，否定生命，达到所谓虚无与极乐世界。与此相反，鲁迅强调“人间苦”可以设法减轻，可以通过呐喊，引起疗救的注意，至少也可以同黑暗捣乱，使反动势力不得长治久安。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鲁迅认识到自己的作品和思想“太黑暗”，他又怀疑它是否“真确”，他尤其不愿让自己的“黑暗”思想影响青年。这方面的矛盾，许广平当时已经有所认识，她在1925年3月25日写给鲁迅的信上说：“虽则先生自己所感觉的是黑暗居多，而对于青年，却处处给予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自己也仍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向前的走去，这种精神，学生是应当效法的。”《鲁迅全集》第11卷；第23页。
这种精神，实际上就是贯串于《野草》之中的“过客”精神，如鲁迅自己所说：“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鲁迅全集》第11卷；第442页。。我们如能理解这种精神，便可以掌握鲁迅前期人生哲学的真谛。
“绝望”；这是鲁迅在当时特定环境中对人生对社会的悲观认识。
“偏要走”，“反抗绝望”，“同黑暗捣乱”；这是鲁迅顽强、坚韧的人生追求与人生态度。
用今天的眼光看来，鲁迅对人生的评价未免过于悲观，但这是旧社会黑暗现实在他头脑中的反映，也是他个人痛苦的生活经历所造成的。也正因为如此，更显出鲁迅人格的伟大。黑格尔说过：人格的伟大与刚强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才能衡量出来，心灵从这种对立挣扎出来，仍然坚持自己的性格，就愈能显出主体性格的深厚与坚强。
我们实事求是地指出鲁迅前期曾经有过悲观、绝望、阴暗、虚无的思想情绪，不仅没有贬低他，而且恰恰充分证实和肯定他的深厚、坚强、伟大。因为他当时一面要同外界的黑暗势力进行绝望的抗战，一方面又要反抗自己内心的绝望情绪，这是何等惊心动魄的悲壮与勇猛？无怪有人说：鲁迅的悲观主义比陈独秀、胡适的乐观主义更富于韧性与生命力。
总的来看，鲁迅的人生哲学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实质，用他自己的话来表达就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对立统一。1925年5月31日他写给许广平的信是了解鲁迅人生哲学的重要材料，信中写道：
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鲁迅全集》第11卷；第79页。
《鲁迅其人》第三部分论鲁迅的人生哲学（2）
鲁迅所说的“爱人”，“为别人做事”，这是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憎人”，“为自己玩玩”，“希望生命从速消磨”，这是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本文前面谈到的对人生感到空虚、悲观、绝望，也都根源于个人主义。
这里所谓“个人主义”，并非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更不是追逐金钱、地位的卑劣思想，从哲学意义上说，鲁迅的个人主义大约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个性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孤独感。鲁迅前期对国民的弱点看得较多，深感群众的麻木、保守、上层社会的堕落，最大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他认为：“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里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进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以外，也再没有别的路。”《鲁迅全集》第11卷；第20页。
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其关键又在于解放个性，发扬个人的“自觉”、“自尊”、“自大”。但是如何改革？从何着手？靠谁来改革？鲁迅当时对这些问题不免茫然，他认为首先还是要依靠知识分子进行“思想革命”，但是“留心看看”，“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似乎不多，连青年们都很消沉，整个中国像沙漠一样，因此他深深地感到寂寞、孤独以至于悲观、绝望。
其次，鲁迅所说的个人主义，还包含“个人的无治主义”。他在写给许广平的原信上就是说“人道主义和个人的无治主义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后来此信收入《两地书》，才将“个人的无治主义”改为“个人主义”。
所谓“个人的无治主义”，即“个人无政府主义”，主张以个人反抗的方式去同旧社会进行斗争，不赞成集体的有组织的行动。用鲁迅当时的话来说便是“思想自由，特立独行”。他曾以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的主人公为例加以说明：“这一类人物的命运，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害，终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鲁迅全集》第11卷；第20页。
此外，鲁迅的个人主义有时还表现为独善其身的消极避世思想。中国历代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鲁迅尽管不同于士大夫，但当他竭力为社会做事，结果不仅得不到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反而遭到种种打击迫害的时候，除了愤激之外，有时也不免产生消极避世的念头，他曾不止一次地对许广平说：我们还是躲到什么村子里去自己玩玩吧。
以上三方面实际上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鲁迅人生哲学中“人道主义”的对立面。
鲁迅思想矛盾中的主导方面不是个人主义而是人道主义。
我们认为，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有着特定的涵义，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
从宏观上看，人道主义是鲁迅的社会理想。他早在1918年给友人的信上就说：“大约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中国虽不改进，欲为奴隶，而他人更不欲用奴隶；虽则温想请安，亦是不得主顾，止得傺而死。”《鲁迅书信集》上卷；第18页。在杂文《不满》中又说：“其实近于真正的人道，说的人还不很多，并且说了，还要犯罪”；“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鲁迅全集》第1卷；第358～359页。。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人道主义就是从人性的解放到全人类的解放，进入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理想世界。它不仅与爱国主义有密切联系，而且倾向于（空想的）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就是他常说的“爱人”，反对“将人不当人”，要求尊重人的价值，疗救人的疾苦，尤其“要替穷人想想法子，改变现状”，也就是本文前面所说的“减轻人间苦”。在这个意义上，人道主义就是鲁迅的人生目的。
广义的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思潮，至少已经存在了600年，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派别，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把人和人的价值置于首位。鲁迅也不例外，但他的观点又有自己的特色，区别于其他的人道主义者。
第一，鲁迅强调“爱人”但绝非“博爱”。他爱闰土、祥林嫂，对赵太爷、假洋鬼子则深恶痛绝。正因为他对被压迫者爱得深，所以对吃人的礼教与黑暗社会也恨得特别强烈。他的全部创作都是为了揭露反动统治者怎样“将人不当人”，尤其是给人们造成精神上的巨大创伤与痛苦。
第二，鲁迅对被压迫的奴隶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认为奴隶应当觉醒起来，克服自身的弱点，通过反抗、斗争去挣得人道，决不能乞求别人的怜悯与施舍。到1925年以后，他在继续强调思想革命的同时，进而主张用“火与剑”去改革社会。
第三，对于鲁迅来说，人道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或理想，更重要的是实践。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努力以实际行动为别人做事，为大家谋利益。正如他自己所说：“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鲁迅全集》第11卷；第249页。
总之，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特征，与爱国主义紧密联系而又向往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是鲁迅前期世界观（包括人生哲学）的核心。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前期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有着互补关系，它们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曾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