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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于洋务派和改良派的批判，赞同革命派使用暴力去实现共和，表现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不过，鲁迅对于国家命运的思考，并不限于政体的改革，不是实现了共和就可止步，他追求的是建立“人国”，要求的是“立人”。
鲁迅提出“立人”问题，也是和他从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探讨，得出中华民族在“文化竞争”中失败了的认识有关。他看到一些文明古国多是“灿烂于古，萧瑟于今”，中途衰落了。创造过灿烂文化的希伯来、以色列、印度、埃及等，都已听不到新声。中华民族从黄帝时定居华土，创造了斐然夺目的文化，但中途也衰落了。鲁迅认为这些文明古国的衰落，是由于固步自封，保守停滞，使民族失去了向上发展的活力，而那些曾被视为不开化的野蛮民族，却追上来，超过去了。近代西方以物质文明炫耀天下，其强盛的根底还是在人；清季，中国受到外族的凌辱奴役，根本原因还在国民的愚弱。因而他明确提出了“二十世纪之新精神”，在于维护人的尊严，光耀人的精神生活，明白人生的意义；中国“情状自不能无所变迁”，必须“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要“辟生路”，他认为，“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坟·文化偏至论》。。他根据“人文史实之所垂示”，强调必须“致人性以全”《坟·科学史教篇》。。有了健全的人性，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愚弱的现状。他说：
……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坟·文化偏至论》。
鲁迅提出的“立人”思想，把“沙聚之邦”的中国改造成为“人国”的理想，充满着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色彩，是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长期禁锢人民群众思想、压制人性健康发展而提出的一个思想启蒙运动的理论纲领。这个理论纲领的最终奋斗目标，是要把中国改造成为具有“最理想的人性”的国家。
归结起来，鲁迅形成“立人”的思想，是源于：（一）他对清季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他认为洋务派和改良派的主张谬而失正，都不是救亡之道。他赞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革命，但强调提高群众觉悟，改变群众愚弱麻木状态，进行思想启蒙运动（其中包含着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志士流血的教训）；（二）他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探讨，使他认为只有“立人”，才是民族图存之道；（三）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对他思想上的影响。
鲁迅“立人”思想的内容
鲁迅到日本后不久，就开始注意“立人”的问题。据许寿裳回忆，1902到1904年间，两人“见面时每每谈中国民族性的缺点”，“我们又常常谈着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以许寿裳和鲁迅相交相知之深，并验证鲁迅的生平和著述，这段回忆是可信的，这一时期，鲁迅不仅是从思想上探讨“立人”的问题，而且已经着手实践了。1903年，他在翻译儒勒·凡尔纳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的《弁言》中说明，他译书的目的是使人们“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充文明”。
如前所述，鲁迅对于“立人”问题的关注和探讨，以及着手实践，是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进行论战的背景有关。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先进的人们在谋求国家出路时，感到国家的盛衰与民众的状态有关。仅从1902到1904年的时论看，围绕着民质、民力、民气、民德、民志、民智等的讨论，对于民族的缺点、劣根性等已进行不少的探讨。不少论者提倡民族主义，以物竞天择为公例，比较研究一些民族的优劣，以及他们致强和致衰的根由，想借此激励国人奋起。这些讨论都是和政体改革，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有关。改良派认为群众愚昧不能依靠，群众文明程度太低，无自治能力，不能享自由，而只应受专制。所谓君主立宪，只是要张大士绅之权，民众是没有资格参政的。革命派有着强烈的光复旧物的愿望，更为强调民族主义，为民族招魂。他们认为，革命需要民众参加，但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愚昧的群众，而是少数的英雄豪杰、革命志士。尽管革命派和改良派的立场不同，但是他们都认识不到民众在创造历史上的决定性作用。
鲁迅和许寿裳的讨论，涉及到人性问题、民族性的缺点及产生的根源问题。对于他们讨论的三个相联的问题，确实应该联系起来理解。鲁迅追求理想的人性是目的，而不断改变人性、民族性的缺陷，铲除阻碍人性健全的发展和产生民族性缺点的病根，是逐渐形成理想的人性的途径。这也就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疗救的目的，还是为了使人性得到健全的发展。
鲁迅追求理想的人性，与他经受的时代刺激有关。他从所经过的人生中，感到人性有着缺陷。1903年，他翻译了雨果小说《哀尘》。他同情书中那个贫贱女子芳娣的遭遇，在《附记》里发出“嗟社会之陷阱兮，莽莽尘球，亚欧同慨”的喟叹。他在《破恶声论》里，批判崇侵略的兽性爱国者时说：“人类顾由，乃在微生，自虫蛆虎豹猿以至今日，古性伏中，时复显露，于是有嗜杀戮侵略之事，夺土地子女玉帛以厌野心；而间恤人言，则造作诸美名以自盖，历时既久，入人者深，众遂渐不知所由来，性偕习而俱变，虽哲人硕士，染秽恶焉。”青年鲁迅认为，无论古今东西，智愚之别，人性都不完美。他还说道：“夫人历进化之道途，其度则大有差等，或留蛆虫性，或猿狙性，纵越万祀，不能大同。”他以为人类在进化发展中，存在着差异，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人性的缺陷，距离理想的人性还相当遥远。
《鲁迅其人》第三部分鲁迅早期的“立人”思想及其意义（2）
民族性是人性的“同中之异”。鲁迅在早期著述里，研究了我国民族性的缺点，与其他国家的民族性做了比较。他认为，在帝国主义的蹂躏和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下，我国国民的缺点是不敢正视现实，缺乏远见，沿守古训，不思进取，落后而又自大，自欺而又欺人，无理想，无特操等等。人们像压在磐石之下的小草，默默地生死；又像一盘散沙，没有聚合之力，鲁迅对于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重压之下，人们这种麻木和不觉悟的状态，是忧愤深广的。他说：“？？华土，凄如荒原，黄神啸吟，种性放失，心声内曜，两不可期已。”《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无声的中国，使他产生了寂寞感。他对于人类文明史的探讨，认为中华民族从“煌煌居历史之首，而终匿形于卷末者”，正是由于民族精神不振，这使他有着从春温进入秋肃的萧条感。那么，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鲁迅认为，只有打破现状，解放个性，才能振奋民族精神，国家才能有进步和希望。这就要通过“立人”去实现“立国”。
怎样去“立人”呢？鲁迅提出必须用“尊个性”“张精神”的方法，也就是使个性获得解放。他说：“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而君之大觉近矣。”《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他以为“君之大觉”只能建立在“人各有己”的基础之上，鲁迅提出的“人各有己”，就是要人有自我意识，认识个性的价值，明白人生的意义。个性才是造物主，进步是始于个人的足下。人要独立思考，言必己出，勇于坚持真理，不应该逐波浮沉，随声附和，盲信盲从。他说：“诚于中而有言；反其心者，虽天下皆唱而不与之和”，“披心而，其声昭明，精神发扬，渐不为强暴之力谲诈之术所克制”《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他主张尊重个性，使自我得到不断的充实和发展，由此提高群众的水平。他反对有些维新人士，假口要做“国民”、“世界人”，“灭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别异，泯于大群，如掩诸色以晦黑，假不随驸，乃即以大君为鞭？，攻击迫拶，俾之靡骋”《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这种灭个性，抑制自我的发展，只能扼杀天才，使个性沉沦于混浊水平，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鲁迅提出的“张精神”，是要人们不要沉溺于物欲，而不顾内面精神之发扬，他认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正是人具有精神活动和无穷的创造力。因而只有张扬精神，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推动社会生活前进。他说：“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非发挥其辉光，于人生为无当；而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坟·文化偏至论》。人的精神能否发扬则和人格有关。如果人的格调低下，没有高尚的理想和情操，很难使精神昂扬，发挥创造的力量。鲁迅在评价西方哲学家关于理想人格的探讨时，表示了他的看法。他以为在社会的发展斗争中，一个人能有坚强的意志和高尚的感情，勇猛奋斗，不畏挫折地去实现理想，就称得上是理想的人格了。
在长夜未央，阒然无声的中国，要尊个性，张精神，进行启蒙的个性解放运动，鲁迅以为只有依靠少数精神界战士，“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集外集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