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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仗着区委书记韩希鹏一人的“赏识”，就坐上颖东区交通局的“头把交椅”。对李少军这般民怨多、素质差的人被重用，颖东区许多干部心怀愤懑，但怕“得罪书记”，就都“沉默”了。
“用公款在节日给书记送礼金”，早就是“公开了的潜规则”。在定远县，许多乡镇书记、镇长“结伴”在节日给陈兆丰送礼金，少则两三千、多者五六千元，成了“惯例”。在颖上县，张华琪不仅“过节”“生病”甚至连“家中失火”，都成了下属蜂拥送钱的借口，而绝大多数礼金最终都是采用虚开招待费发票、材料复印费等报销的，给孱弱的乡镇财政平添负担。韩希鹏曾表示“节日是不出门的”。定远县许多干部对这种“制度化的腐败”“蚁穴化的腐败”非常反感，认为“因为参与的干部人数太多，所以大家心照不宣地沉默着”。
“买官要走曲线，尤其要走夫人路线”，也是这些县区的官场潜规则之一。张华琪、徐保庭、陈兆丰等都是与妻子一道共谋、共贪的，他们试图通过“敛钱唱双簧”、相互推诿来逃避党纪国法的制裁。张华琪妻子姚舒玲还伪造大量所谓“做自行车生意的账本”，企图掩盖受贿的巨款来源。颖上县一些干部说，干部对贪官的沉默，跟相当数量基层干部或深或浅地卷入了“潜规则”有关。
安徽省纪委的专家说，对县委书记的监督确实存在着“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的难题，这里面有县委书记个人的道德修养、党性强不强的问题，也有着监督制度的缺陷问题。如果承担着监督重责的“同级”和“下级”多数人面对贪官选择“沉默”的话，后果将是严重的。
第三部分：“沉默”付出沉重代价
安徽省政府参事何开荫说，“多数干部的沉默”，事实上不仅纵容了贪官、助长了“邪气”，而且大大损害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毁坏了地方形象、滞后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李兴民刚任原县级亳州市委书记之始，就从捉襟见肘的财政中耗资百万以上搞“大阅兵式”，全市一万多名干警和机关工作人员统一置装、演练三日、肃立街头，等待他的“检阅”。这种荒唐透顶的事全市上上下下竟无人提出批评；为迎接全省小城镇建设现场会的召开，原阜南县委书记阴光立费尽心机：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严令县内所有单位和各乡镇自筹资金在三塔、田集两镇统一建设商用房和“小康村”，无条件执行。高压之下，穷得连工资都拖欠10个月的许多乡镇不得不借债完成这种“荒唐命令”，结果房屋以“大跃进”的速度建成后，因质量太差，虽售价低廉却卖不出去，有的被占用了耕地的农户强占居住，有的多年空置、残破不堪，而建房单位至今仍欠着巨额债务。何开荫说：“无人批评，是一些贪官胡乱决策的重要原因。”
《瞭望新闻周刊》走访的颖上县、定远县、涡阳县的许多农民气愤地说：“做官的”有两种“装糊涂”现象，下面对下面贪财受贿“装糊涂”、领导对下属弄虚作假“装糊涂”，到马路上走一走，一些主干公路边搭建“小康墙”装点门面，朝路的一面气派光鲜、遮住了墙后破败寒酸的农舍，只要伸个头就能发现的“秘密”，领导会看不见？故意沉默罢了。现在这种“官场风气”如何让老百姓信得过？许多基层干部也坦承，现在基本上没有批评声了，少有领导对下属的批评，更罕有下级对上级的批评。
阜阳市纪委的专家认为，采取措施加强对县委书记的监督，已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强化监督首先必须大兴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这本来就是党的优良传统，现在亟待“恢复”与发扬。必须让“沉默的大多数干部”开口说话，说真话、说实话、说心里话，在党内充分发扬民主，以克服封建家长制作风和事事“一把手”说了算的倾向。只有“批评声”高涨了决策才能更趋科学。
县委书记“集权度”较高、容易滋生腐败，已是不争的事实。
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2006年1月23日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一批跑官卖官的腐败官员，让他们的龌龊行径大白于天下。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是山西省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武保安2000年4月任翼城县县长，2003年9月底升任翼城县委书记，2004年6月因贪污受贿被逮捕，在县委书记任内仅仅8个月，武保安受贿500多万元，而在2003年6月之前，武在县长任内，家庭存款最多时在50万元左右，所以武保安的妻子王临风说：“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这位曾是翼城县第一夫人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频繁出入银行存款，有时两天存一笔，有时甚至一天存两笔，开始每笔三万元、五万元，后来就成了十几万元、几十万元，可谓“卖官书记日进万金”。
上述严峻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要把加强对党政主要负责人的监督，作为反腐败惩防体系建设的重点，〖ZW（〗中央纪委：《党风与党纪》第11期（总第617期），2005年6月1日。〖ZW）〗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最近指出：“要注意对县级领导班子，特别是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的监督，过去一年，全国有53位县（市、区）书记，25位县（市、区）长犯错误，一些书记、县长被开除党籍，影响很坏。”近两年，据统计，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党政机关厅局级干部359人，其中主要领导干部占很大的比例，他们出了问题，不但害了自己，也影响了一个地方的工作和风气，给党和人民的利益带来严重损害。因此，要对权力的科学配置与对干部的有效监督结合起来，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加强对多发部位和重要环节进行监督。
《赶考》 中国反腐败进入“体系反腐”新阶段第五节 治理好腐败的“重灾区”（3）
如何加强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党中央下了很大的决心，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各地、各有关部门也创造了不少好的经验：
第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对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的监督，要突出五个重点。一是突出对遵守政治纪律情况的监督。二是突出对重大决策情况的监督。三是突出对选人用人情况的监督。四是对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情况的监督。五是对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的监督。
第二，立足教育防范，加强事前监督。抓好教育、提醒和规范，是事前监督的有效方法。一是要在坚持原有教育内容、方法和制度的同时，积极尝试建立党政主要负责人党风廉政专项教育制度。将教育由软任务变成硬要求，切实扭转一些党政主要负责人只教育别人不教育自己的现状。二是要引导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牢固树立依法接受监督的意识。三是要对党政主要负责人经常就廉政建设问题早提醒、早打招呼、早制止。四是要规范在先。针对党政主要负责人岗位特殊，易成为腐败攻击的重点目标这一特点，要加强预测性、前瞻性的研究，及早制定规范性的制度和措施，有效防止决策失误、权力失控、行为失范。
第三，推进制度创新，强化事中监督。一是适度分解和限制党政主要负责人的权力。对党政主要负责人行使权力的范围、强度予以有效限制，防止权力过于集中、自由裁量权过大。二是加大上级组织对下级党政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力度。三是强化对党政主要负责人的同级监督。建立党政主要负责人参加党支部生活、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情况监督检查制度，促使其重视并自觉接受同级和所在党组织的监督。四是畅通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渠道。关键要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并建立群众反映意见和要求的“绿色通道”，保证将群众意见及时收集起来，反馈出去，落到实处。
第四，努力做到权责利统一，改进事后监督。党政主要负责人的权力、责任、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赋予权力的同时肩负着责任，当其能够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正确履行职权，且产生的效果能够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就应当受到褒奖和鼓励。如果在职权范围内出现失误甚至违纪违法，就应当受到追究，其特定的权力及相应的责任、利益也应当削减或取消。加强对党政主要负责人的监督，要逐步改变权责利相脱节的问题，既要健全激励机制，彰显公平，弘扬正气，又要严格执行纪律，加大对涉及党政主要负责人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坚持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严格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处理党政主要负责人的违纪违法问题。
第五，用制度强化约束机制，抑制腐败的滋生。在坚持和完善《党风廉政责任制》《民主生活会制度》《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重要情况汇报通报制》《述职述廉制》等制度的基础上，还要完善普遍建立起《权力运行制约制度》《民主科学决策制度》《清正廉洁激励制度》《廉政勤政制衡制度》等，使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使规范到制度之中，用制度行使监督，使监督伴随着制度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位高权重的“一把手”，必须自觉接受监督，因为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拒绝监督的干部终究要犯错误。领导干部要不断增强公仆意识，正确对待名和利，自觉接受监督，用制度约束自己的从政行为。在对待监督的问题上，一定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境界。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赶考》 中国反腐败进入“体系反腐”新阶段第六节 反腐倡廉（1）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和谐”一词，源出《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