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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妈妈每次替我据理力争,似乎也没什么效果。该打的时候,我还是一顿都逃不掉。哪怕我已经长大成人,快二十岁了,成绩突出,拿了不少好名次,只要我爸认为我犯了错、不听话,觉得该教训教训我的时候,他是向来“毫不手软”,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不过他也清楚,儿子人大了,再“打屁股”是行不通的。渐渐地,就换成用“打头塌”(沪语,就是用巴掌狠狠打一下头顶)或其他办法。
有一次,爸爸来队里找我,我不在。他向我的队友一打听,原来我去电脑吧通宵玩游戏了。这下可好,我回到莘庄,他一见到我,话也不说。伸手就给我“啪啪”两记“头塌”。还有一次,也是我溜出基地玩,不巧我爸正好来看我,于是就在基地门口等着我。我玩好回基地时,远远地门卫老伯就喊:“刘翔,你爸爸已经等你很久啦———”我心想,糟糕,大事不好,这回又逃不掉了。于是,我本能地一缩脖子,脚底抹油,哧溜溜就往校门里钻。因为作了心理准备,我逃得快,我爸的巴掌没赶上。他气不过,撩起一脚就要踢我屁股。门口进进出出这么多人,我好歹在基地也算有点小名气,他倒好,死活不管,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
这两次,大概是我记忆中最后两次我爸发火打我。这之后,“打”———这个我们父子间的交流方式,逐渐变成了兄弟式的拍肩击背。某天天冷,我爸爸看到我只穿一件T恤就要出去,朝着我的后背就是一巴掌:“多穿点多穿点,小家伙,不知道冷暖!”
我不领情,回头强烈“反抗”:“爸,怎么我这么大人了你还打我!”
“你啊,就是再过30年,犯了错我一样要打。”
我笑眯眯地一把从身后搂住我爸,适时送上“刘式马屁”:“爸爸,那时候你都老喽,说不上谁打谁喽———”
刘学根: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承认我打刘翔打得蛮厉害,从小到大,以至于刘翔看到我大概至今心里多少还是有点怕。但要我说,打得他懂事,我一点都不后悔;打得他不懂事的话,我倒要后悔了。刘翔现在是真的懂事了。
打归打,严厉归严厉,其实爸爸对我发自内心的疼爱和关心,我都知道。我还在少体校的时候,通常下午都要训练到晚上六七点钟的样子。爸爸下班后,干了一整天的活已经很累了,还要开车来接我。他怕我大运动量之后饿肚子,会事先给我把面包等点心买好,让我舒舒服服地往车上一坐,就可以开吃。但他自己却时常饿得肚子咕咕叫。
小时候,我嘴馋,但凡是我提出想吃什么东西,肯德基啊,麦当劳啊,我爸爸总是尽量满足我的要求。休息天,他还经常带我出去玩,西郊动物园、植物园、森林公园……几乎玩了个遍,还帮我拍照片。国庆节看灯,外滩人山人海,我爸爸就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看。上海第一次办恐龙灯展、冰雕展,他都带我去过。
更多时候,我爸爸通过言传身教,让我懂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所以,我和我爸爸可以说是无话不谈的。碰到开心的事,尤其是不开心的事和困难,我都愿意跟他讲,听听他的看法。爸爸以前是知青,回上海后就“顶替”到厂里工作,并没受过什么高等教育。跟我说话的时候,他也从来不道貌岸然引经据典。他所跟我说的,都是些大白话,都是些从几十年的生活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老老实实地做人、过日子的原则和道理。
我爸爸总跟我说,做人,要正直、正气,要做个好人。这个世界上,可能会有很多不公平的事,这些事也可能会让我们遇到,但一定要相信邪不压正。他那份中国男人传统伦理道德的世界观,还有他为人处世的方法,我从小耳濡目染。
爸爸和妈妈为人谦和、实在、热情,因而他们朋友很多,与同事邻居之间的关系也都很不错。我们家海棠苑的房子是我爸单位分配的。他的不少朋友、同事———我都叫他们阿姨叔叔伯伯,也住在海棠苑,算是我们家的老邻居。2002年,我在釜山亚运会夺金后,他们一起为我高兴,张罗着在居委会摆了两桌庆功酒。大热天,女人们摇着蒲扇,男人们穿着背心,从家里搬出一只只凳子,二三十个人聚集在一块儿,在楼下乘凉。每家人家出一个小菜,懂电工的师傅还在门口拉上两盏小灯,喝点酒、吃小菜,说自己家的孩子、说我、说种种家长里短……就算我奥运夺冠之后,我父母也丝毫没有变过,照样和楼下理发店的伙计说说笑笑,与小区停车库的值班阿姨招呼问好。
我父母不讲究排场,也一点都不羡慕有钱人家那种整天山珍海味、花钱如流水般的生活。他们讲究上海人居家过日子的实惠、舒适。“钱多钱少都是次要的。多有多的用法,少呢,我们就节约一点。关键是要一家人开开心心地生活在一起”,这是我爸爸经常说的一句话。
我爸教育我,花钱不能大手大脚,但是做人一定要大方。长大以后,同学、队友间有时会呼朋唤友,相聚吃饭。我爸一直提醒我:和人家相比,你比赛拿到的奖金要多一些,如果大家说要出去吃饭的话,哪怕你晚到一点,哪怕你有事情最后才赶过去,埋单你来。有些什么好吃的,同学、队友在场,就与大家分享。
他还灌输给我一个原则,尽量不向别人借钱;即使不得已开口向人家借,也一定要尽快归还。一般学校里要交钱,我问爸爸要100块,爸爸总会多给我一点,甚至会另外给我两三百块让我备在身边。久而久之,我也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出国比赛,这项那项费用,不少是师傅替我临时垫付的,我都会尽快归还,免得日子久了,欠多少钱算也算不清。奥运回来以后,我和师傅到华东师范大学参加活动时,我临时决定以我的名义捐给学校8000元钱。当时身边现金没带这么多,是师傅替我付掉的。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敲他的门把钱还了。在这方面,我信奉“亲师徒明算账”。
爸爸常说,与人为善,对人和气,才能和大家搞好关系。和亲戚朋友、队友同学、老师、师傅的关系融洽了,日子才能过得舒畅、开心。每到过年的时候,爸爸都会不厌其烦地叮嘱我,要记得去看看你师傅:“虽然师傅几乎天天和你在一起,低头不见抬头见,但过年是中国人的大节日,心意是一定要表一表的。”
他最看不惯的,就是年轻人染发。我想去染发,纯粹是想稍微改变一下。原来的一头黑发,对着镜子看了很长时间,多少觉得有些沉闷。我想把它染成暗棕黄色可能人会显得精神些。去美发店之前,我就知道爸最讨厌人把头发染成很突兀的怪颜色,所以特地挑了样板上和我原来发色最接近的一种黄。染好以后,我自己也觉得不是很夸张。没想到,一回家就被我爸“识破”了:“你这是什么头啊,不伦不类的,越看越难看。酷啊?酷你个头!明天就给我染回去!”没办法,让老爸看得不顺眼,怎么能在家里待得下去呢?第二天我只好再把头发染回来。我特意换了一家美发店,不然的话,那天替我染发的店员肯定要觉得我“脑子有毛病”———这人干嘛呢,第一天染,第二天再染回去,钱多得没地方花啊?
我平生最恨我爸爸的,只有一件事:抽烟。爸爸的烟瘾厉害,一天总要抽上半包。每次他抽烟,我都皱着眉头避开。戒烟,我跟他提过几次,但都不了了之。想想就算了,毕竟这是他为数不多的爱好之一。但我自己对香烟是碰都不碰的,我压根就不会抽。酒我也基本上不喝,除非实在推不掉,才礼节性地稍稍喝一点。我知道,酒对人的神经系统可能产生麻痹作用。而我的项目110米栏,尤其是起跑,需要极快的神经反应。这方面我自己非常注意。
第二章第2节
在家里,我爸爸虽是“顶梁柱”,是一家之主,但他这样的地位仅限于在原则问题和大事情上。生活中我爸爸最“怕”我妈,我妈妈则“包庇”我。我是我妈妈最心疼的人,用我爸的话来说,我妈妈“看着我吃饭都会笑,做梦想到儿子也会笑,简直宠得不得了”。
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爸和我妈妈这样“联手”教育我,是一双“绝配”,一个凶一点,一个软一点,好比白脸黑脸唱一台戏,调皮如我,也得服服帖帖。
小时候我爸爸主张我练体育,我妈妈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后来在体校的日子里,我一旦觉得训练艰苦,妈妈就心疼得不行。每当这时,我爸就成了家里的“通缉犯”,妈妈联合外婆、外公、爷爷、奶奶一起反对我爸。说到伤心处或和我爸爸吵得发急了,就“机关枪”似的冲着我爸嚷:“你想让儿子拿金牌啊,你有本事你自己去拿呀!你让翔翔吃这份苦干什么?”
我在体校里受大同学欺负,有那么一两次,我回家实在忍不住哭了,哭着哭着就把憋在心里的委屈说了出来,我妈一边帮我擦眼泪,一边自己流眼泪,她就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只要儿子一开口,就算是赴汤蹈火也要保护儿子的母亲。第二天,我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