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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刑后的当晚，那位师爷正要睡觉，突然听见有人敲门，接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女鬼从门缝里钻了进来。女鬼指着师爷大骂：“你不过是写几个之乎者也的酸秀才，自称精通法律，诓骗主人，坐享厚俸，竟然就敢草菅人命！巡抚大人还想为我平反，特意不耻下问，而你为了一盘围棋就支吾漫应。我死不足惜，只是不甘心背上谋杀亲夫的恶名声。现在上天已允许我向你索命！”说着扑向师爷。师爷吓出一身冷汗，赶紧跪下求饶，说：“我罪应如此，只是家中有八十岁老母，离家经年，能否让我回乡探望一下？”女鬼说：“念你有孝心，暂缓两个月。”说完就不见了。
翌日，师爷即告假回乡探亲，后在回衙途中暴毙。后任巡抚再查此案，发现商人那晚在葡萄架下喝酒，而葡萄架上有一只四寸长的大毒蝎，它一闻到鸡汤香味就会喷射毒液。于是案情大白，商人妻子得到昭雪，县以上各级官员都被处罚。（《折狱奇闻》卷四）
不成全善举，必遭恶报
这个广泛流传的故事说明，如果幕友不成全主人的善意之举，就会遭到恶报。汪辉祖在《续佐治药言》中特意写了一条“须成主人之美”。他认为，即使幕友觉得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如果主人另有善意的想法，仍应辗转筹划、再三斟酌，以成全主人之善意，才能有利于百姓。绝不可一意孤行，固执己见。所谓“公门中好修行”。为了说明这个道理，汪辉祖在书中也记载了一个不肯成官之美而遭恶报的故事。
乾隆年间，浙江归安县曾有一位知县名叫裘鲁青，他请了一位刑名师爷，无锡人张希仲，主宾相处得不错。有一次，县里发生一件情杀案，有个妇女与人通好，奸夫为了能与她结婚，就杀死她的丈夫。案件破获后，裘知县在审理中认为那个妇女对于奸夫谋杀自己丈夫一事并不知情，可以仅按“有夫和奸”罪处罚。按清代法律，这一罪名应处徒刑两年。但张希仲却大加反对，说：“孔子写《春秋》，以晋国赵盾在国君被杀时没有讨伐叛逆，因此记录为‘赵盾弑其君’。另外，以许国世子在父亲生病时，没有先尝药就给父亲服药，致使父亲中毒身亡，故记录为‘许止弑父’。所以孔子《春秋》有‘诛意（处罚行为人动机）之法’。这个妇女不可轻纵，仍旧应按‘同谋杀夫’罪处罚。”这项罪名也是一个凌迟死罪，所以妇女最终被处死了。
不久，张希仲每夜都梦见一个女鬼披头散发、手持利剑前来索命。女鬼还说：“我没犯死罪，你为什么要反对县官的好意，硬处我死刑？”一边说一边用剑砍张希仲。张希仲每每噩梦醒来，被砍的地方仍旧很疼，最后只得辞馆回乡，可女鬼仍夜夜入梦。不久他就死了。（《续佐治药言》）
协助官员获得好名声
当然，成官之美绝不仅仅限于司法审判。清乾隆年间，钱塘人许乐亭长期在陕甘两省作幕，颇负盛名。乾隆二十四年（1759），直隶总督兼漕运总督方观承到陕西督运军粮，延请许乐亭入幕，专掌起草奏折。当时平凉一带发生饥荒。许乐亭自行起草了一个奏折，奏请皇帝批准将购买、输送军粮的帑银赈济饥民。
方观承见许师爷未征询他的意见就以他的名义起草奏折，心里有点不高兴，且惟恐这份奏折惹皇帝不悦，怪罪自己，遂将它压下，不做任何表示。两天后，许师爷见自己的奏折草稿根本没被打算采用，就直接去找方观承，请他立即签署发出，否则即辞馆不干。方观承不愿失去这个帮手，只得亲笔修改后发出。不料乾隆皇帝见了此折，大加欣赏，以方观承能爱民如此，御笔朱批拨库银四十万两赈济灾民，并下令嘉奖他。方观承得知后喜出望外，连连感谢许师爷的用心。（《清代吏治丛谈》卷二）
导正主人、解除困境
义和团兴起后，清廷一度下诏向各国开战，军机处发出廷寄，要各地督抚限时焚烧外国教堂。袁世凯当时任山东巡抚，接到廷寄后立即转发。替他办理洋务的师爷徐抚辰是湖北江夏人，听说此事后极力劝阻无效，当下就打点行李走人。徐抚辰留下一封书信给袁世凯，力陈开战诏书只是“乱命”，会导致“以一国弱昧而服八国明强”的局面。袁世凯读完信后醒悟过来，马上派人追回徐师爷，并用六百里、八百里牌单追回已发的公文，转而镇压义和团，后来果然因此得到慈禧太后和列强的的赏识。（《世载堂杂忆·侧面看袁世凯》）
也有的师爷能替主人解除公务以外的困境。清末曾国藩的门生许振出任江苏布政使，当时曾国藩已死，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为两江总督，是许振的顶头上司。由于过去两人关系不好，现在成为上司下属后，许振即听说曾国荃已经准备好奏折要弹劾他，不禁焦急万分，赶紧向刚聘请的一个绍兴籍刑钱师爷讨教。
那个师爷听完来龙去脉后表示，事到如今，只好以情动人。于是火速在南京城里买下一幢大房子改建为书院，并取名“文正书院”，用以纪念曾国藩（谥文正）。开学那天，许振请曾国荃以及全省大员莅临，曾国荃不得不来。在此之前，绍兴师爷还替许振拟了一副对联挂在曾国藩遗像两旁：“瞻拜我惟余涕泪，生平公本爱湖山。”只见许振伏地痛哭，恭请曾国荃上书院匾额。礼毕，许振向全体生员讲话，说自己受先师之恩，毕生难报，所愿两江人士不忘先师恩德，刻志求学，继承先师。制军（指总督曾国荃）是先师之弟，大家见制军就如见先师一般。
他那一席话讲得感人肺腑，以至曾国荃回到总督衙门，就烧了弹劾许振的奏章，并说：“我如果弹劾许振，就对不起先兄了。”（《世载堂杂忆·绍兴师爷的妙计》）
成官之美，一举两得
幕友为主人尽心尽力之余，要替主人前程考虑，辅佐其获得良好官声。当主人有良政善举时，必须加以赞助辅佐，千万不可掉以轻心。从公的方面而言，官有良政善举，利国利民，幕友既为之佐治，自然有义务竭尽全力促其成功。从私的方面而言，为官员的良政善举出力，成官之美，使官员获得循良清廉的名声，也就是替自己做了广告，以后不愁失馆赋闲。儒家早有“君子成人之美”的传统，而幕友身为佐治的儒士，对这一传统自然必须身体力行。
第三章协助官员与胥吏斗法
书吏是地方官府的地头蛇，牢牢掌控各种陋规收入，把持地方行政资源。师爷的第一要务，就是帮助外来强龙对付地头蛇。
清代小说《儒林外史》第十九回《匡超人喜得良朋 潘自业横遭祸事》中，描写了一个浙江省布政局司署书吏的神通。该书吏叫潘自业，人称潘三，在家中开设赌窝抽头，又惯于包揽词讼，找到穷秀才匡超人替他书写假公文，且“家里有的是豆腐干刻的假印”，拿来盖上，一天当中就办了两桩案子，赚进两百多两银子。他开导匡超人说：“像这些都是些有想头的事，也不枉费一番精神。和那些呆瘟（指匡超人结交的一些杭州“名士”）缠什么！”潘三还带着匡超人去绍兴做“枪手”（代人考试），把匡超人打扮成在考场巡逻警戒的衙役，混入考棚，与参加考试的童生换过衣服，代考生作了卷子，交卷时又重新换过。后来，那位被代考的童生果然高中秀才，而潘三也得到五百两银子，分二百两给匡超人作“笔资”。
潘三被抓后，开列的罪名有十多款：“一、包揽欺隐钱粮若干两；一、私和人命几案；一、短截本县印文及私动朱笔一案；一、假雕印信若干颗；一、拐带人口几案；一、重利剥民、威逼平人身死几案；一、勾串提学衙门、买嘱枪手代考几案……不能细述。”
一百多万个政府基层职员
潘三的形象是清代政府中胥吏的典型代表。胥吏，或称书吏，是古代政府中的职员，职责是具体处理各类行政事务，制作、誊抄、保管各种公文册籍。每个基层州县衙门都有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书吏，分别负责有关事务。据《大清会典事例》统计，全国1418个州县，共有典吏15800人，平均每个州县仅10。9人。这些在法定编制内的书吏称“经制吏”，而在经制吏之外，没有编制的称“非经制吏”，人数要比经制吏多得多。
清人侯方域说：“天下之官冗，而胥吏更多，每县殆不止千人。”（《皇清经世文编》卷二十四）另一位清代政论家游百川说：“州县为亲民之官，所用胥吏，本有定额，乃或贴写、或挂名，大邑每至二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亦不下三百人。”（《清经世文续编》卷二十二）除此以外，府、道、司、督抚及中央部院衙门也有大批胥吏，一般尊称为“经承”。至于宗人府、内阁、翰林院、都察院的胥吏，则称“供事”，礼部书吏别称“儒士”。由此看来，全国总计胥吏约有一百四五十万人之多。
靠陋规来增加收入
前面已提及，清代胥吏很少有机会升迁当官，另外在经济上，胥吏也没有法定的、正常的收入。清代沿袭明代惯例，州县胥吏的报酬只有微不足道的“工食银”，而且到了康熙元年（1662），还下令正式取消州县胥吏的工食银。在这种窘困的情况下，胥吏的收入主要依靠种种“陋规”，即所谓“在山吃山，在水吃水”。比如征收赋税，经办的胥吏就有按比例向纳税人抽头的“陋规”；民间买卖房产、田产、奴婢，契约必须加盖官印，而胥吏就要抽取“心红银”；民间起诉要向书吏缴“挂号费”，当事人呈递诉状也要付“传呈费”，打官司时要交“纸笔费”，若不愿打官司，想私下和解，则要交“出结费”，等等。早在明朝，清官海瑞当浙江淳安县知县时，就曾革除六房书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