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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辉祖读完卷宗，对唐若瀛说：“这件案子只要杖枷就可以了结。逼嫁罪名的前提是寡妇自愿守寡，可叶氏后夫才死不到一年，她就已浓妆艳抹（按照礼制，妻子应为丈夫服丧三年），哪里是守寡的样子？再说与她结婚十七年的前夫死后，她都没有守寡，更何况孙姓后夫和她结婚才一年？那姓秦的既是穷光蛋，哪有拿不到工资还甘愿劳作的？而且孙乐嘉和族长劝她改嫁时，她也没有当面严辞拒绝。由此可见，她之所以轻生，是因秦某不告而别，并非孙氏宗族要她改嫁。案件的关键在找到秦姓雇工，至于其他，应该不难办。”
唐若瀛依言搁下案子，不再穷追，转而努力通缉秦姓雇工。不久果然抓到秦姓雇工，一审就坦承自己和叶氏有奸情，听说孙氏宗族要她改嫁，起先不过想以打官司来吓唬对方，后来发现事情闹大了，赶紧逃逸无踪，却没料到叶氏会因此而自杀。
于是，汪辉祖替唐若瀛拟定判决：秦某与叶氏通奸，只是个徒刑罪名；孙乐嘉等分别判处杖刑和枷号。
具备犯罪现场勘察的知识
汪辉祖办的这个案件是旧案，当然不会再去现场查验。其实就是当时、当地发生的案件，幕友也很少亲临现场勘察，因为他们毕竟是“入幕之宾”，没有公开的身份去代替东家查验现场。但清末名幕张廷骧说：“办案者踏勘非亲临、犯证非亲鞫，终是隔膜一层。”较复杂的案件，应该向主人仔细打听踏勘时的情景，才能弄清案情。按清代法律，州县官对于本辖区内的盗贼、人命案件都要亲临现场查勘，不过到了清末，州县官已很少亲自查勘了。张廷骧说他在直隶各地为幕时，只有朱允卿知县踏勘检验最为认真，“回署时必详晰向余述，余亦必凝神听之，细为讨论”（《入幕须知·赘言十则》）。
刑名师爷一般也不参加验尸，但必须熟悉《洗冤录》，掌握验尸的要领，不致被仵作蒙骗。清代专司验尸工作的仵作，是法定的，也是民间约定成俗的贱民，大多不识字。虽然他们由殡葬业者转化而来，比较熟悉尸体的体表特征，但对于法定的检验书《洗冤录》并不能掌握，故无法精确判断某一伤痕的致伤原因。万枫江说：“仵作多不谙检验，往往有无名尸首，伤痕鳞比，以深入者为枪伤、齐截者为刀伤、紫赤青肿为拳伤棍伤，信口乱报。”（《幕学举要·命案》）所以他建议刑名幕友应深入研究《洗冤录》，以弄清确切的死因。
精通法医学宝典：《洗冤录》
乾隆年间的苏州师爷王又槐，是位很精通《洗冤录》并精通检验术的师爷。他在《刑钱必览》中记载了一则使用《洗冤录》里“滴血认亲法”判断疑案的故事。
康熙五十年（1711）夏天，江苏苏州府吴县有一件疑案。吴县一个叫徐于清的无赖和一个叫周大的人在河边打架，两人打到了一座小桥上，正好一个名叫陈明贤的人从桥上经过，被徐于清一挤，竟挤下桥淹死了。乡邻们赶来打捞，可捞来捞去都捞不着。这时衙门里的捕快正好路过，见此情景，当下用铁链把徐于清拖到衙门里，准备办他一个杀人罪。
第二天县官升堂审案，听了经过情形，认为徐于清为“误杀”之罪，应判“斩监候”。但徐于清却一口咬定自己没有推人下河，并说陈明贤虽生不见人，可死不见尸，怎么能够说自己是误杀罪？县官无奈，只得再次召集人马打捞，过了将近一个月，才从河底捞得一具已腐烂的尸体。
陈明贤的妻子、女儿闻讯后，从绍兴赶到苏州吴县，但面对那具面目全非的尸体，也不能确定是否就是陈明贤。徐于清见烂尸无法辨认，更是咬紧牙关不肯认罪。县官无奈，只得请师爷出主意。师爷按《洗冤录》的说法，建议实行“滴血认亲”：将那具烂尸拆下一根腿骨擦洗干净，然后用针刺陈明贤女儿的手臂，让血滴在骨头上。只见那血滴滴上去后，渐渐沁入尸骨中。接着又用针刺陈明贤妻子的手臂，让血滴下，只见血滴在骨上凝聚一滩。最后，他们将徐于清的手臂刺破滴血尸骨，只见滴上去立刻流走，不留痕迹。徐于清至此才哑口无言，承认误杀罪名。
断案不能单凭滴血法
王又槐对此案滴血取证的解释是：“盖夫妻情所交感，虽不沁入，亦凝而不流，理也。”他说除了用滴血法检验已死的亲属外，也可用滴血法检验活着的人是否为亲人。办法是用一个干净的瓷碗装清水，然后同时滴入两人的血，如果是亲人，“二血交融不散”，如果不是亲人，两滴血就会各自“滚开不聚”。
虽然王又槐相信滴血法，但同时他也警告说，滴血法很容易被衙役动手脚，使检验结果无法确定。比如衙役有时会在碗中偷偷放入一点白矾，这样“即非亲人，其血自能融聚”；也有时衙役们会偷偷在碗里先滴上清油，这样一来，“即果系亲人，亦各自滚开不聚”。
滴血法是中国古代一种古老的检验方法，以现代眼光来看，一点也不科学，根本不能检验亲属关系，况且又如此容易作弊。即使不作弊，重复检验后的结果也不尽相同──往往前一次聚合，下一次离散。汪辉祖在其回忆录《病榻梦痕录》中就记载，他曾办过一个案子，使用滴血法后，结果仍是“游移”。所以他不像王又槐那么相信滴血法，且主张能不用就尽量不用。这是清代大多数师爷所信奉的原则，尽管滴血法是《洗冤录》规定的法定检验方法，可是“谳牍不其据之，防诈伪也”，一般很少作为惟一的定案证据。不过除了滴血法以外，对于《洗冤录》记载的其他检验方法以及死因分析方法，大多数师爷都是坚信不疑的。精读《洗冤录》一直是习幕的基本要求。
第四章化身侦探乔装私访
有些命案充满玄机、陷阱，师爷除了要有高超精妙的推理能力外，更要拥有“超级侦探”的本领，才不会摆乌龙。
清代涌现出的一大批籍贯为绍兴的“名幕”中，李登瀛也是其中的佼佼者。他长期从幕，留下很多佳话。在浙江巡抚幕中，李登瀛曾破过一个大案，从而闻名天下。
这案子是衢州上报的“弑父”案件：有个母亲告发自己的儿子杀死父亲，说是某月二十七日深夜四更时分，见一青衣人从窗口跳入卧室，杀死丈夫，而自己儿子当天穿的就是青衣。儿子被抓到县衙审问后，很快就对杀父大罪供认不讳。按照清代法律，儿子谋杀父母罪列“十恶”的“恶逆”之罪，要处以凌迟处死的酷刑。
此案从县到府、省按察使司三级复审，都没有出现异议，报到巡抚处复审时，照惯例只是转一转手就上报朝廷。可李登瀛仔细读卷宗后，总觉得这个案子有问题。虽然“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母亲告发儿子恶逆，儿子也承认恶逆，不应该怀疑母亲。但儿子谋杀的动机却只是与父亲口角而已，如果当场动手还有点可能，怎么会等到夜半时分才入室弑父？他虽然没能亲往衢州案发地去查看，却凭卷宗里的勘验记录找到了漏洞：农历的二十七日只有凌晨时分有一弯残月，夜半四更并无月色；一贫如洗的这户人家自然不可能通宵达旦点灯，查勘现场的通详里也没记载室内点灯，那母亲是如何在漆黑的房间里看出凶手衣服的颜色？
于是，他建议巡抚亲自提审此案，并就这个疑点追问母亲。结果案情大白：原来母亲另有奸情，杀害亲夫，再嫁祸儿子。而孝顺的儿子不愿暴露母亲丑行，情愿顶罪。案情弄清楚后，如何量刑又成难题。有人认为让儿子抵罪放纵了父仇，而让母亲抵罪又会伤此孝子之心，建议给母亲减去死刑，并将儿子发配。巡抚请李登瀛拟定上报的判决建议，李登瀛即引用儒家经典里“妻弑夫不予讳”的说法，落笔道：“今此妇既忍杀其夫，又忍害其子，反纲灭嗣，人伦道绝。母固天属，而父尤重。朝廷制法以裁民情，母不得减，子不容坐。”此语一出，官场上传为绝判，朝廷果然依此定案，母亲被凌迟处死，而儿子无罪释放。
师爷变装查命案
刑名师爷以“笔耕”为业，案头工作为主，并无参与侦查的职责。不过如果幕友与主人有特殊关系，亦会主动参加侦查；前面提过的“父为子幕”故事里，那位少年进士知县所破的最轰动一时的案件，就是由他的父亲所亲自调查侦破。
案子的经过是这样的：某日少年知县出外巡察，迎面来了一队大户人家的送葬行列。按当地习俗，出葬队伍不能停，即使遇到上官，上官也得让道。于是县官就在路旁等候丧葬队伍通过。期间他听手下皂隶说，这位死者还很年轻，刚结婚不久就暴病而亡。当时他也不甚在意。不过等死者妻子的轿子过来时，正好一阵大风吹来，将这位未亡人的丧服吹起。知县瞥见她丧服下是一条红色的裙子，不觉起了疑心，当机立断叫皂隶挡下丧葬队伍，并把棺材抬到附近一座寺庙里封存，准备验尸。
由于丧家是当地大族，少年知县的举动惹得他们群起抗议，并向其上司上控。少年知县一时没了主意，也不敢断定死者验尸时一定能查出凶杀伤痕。他的父亲于是教他暂且装病，好拖延几天验尸，然后自己黑夜出衙，化装成一位算命先生游历至此地，到死者乡间查访。
一天晚上，老师爷住在一个瓜棚里，与看西瓜老汉闲谈，无意间得知死者的新婚妻子在婚前就与其表兄私通，结婚后表兄送了一个小僮给她，实际上是私通消息。老师爷听完这段情节，得知新娘有谋杀动机，心里便有了底。第二天回衙，向儿子交代验尸时要详细谨慎，肯定有谋杀证据。知县闻言立即出发亲自验尸，果然在死者的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