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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祖听了这些议论，就向刘国表示要辞馆他就，但刘国不同意。汪辉祖便说：“你如果想留下我，就一定要平反盛大一案。孝丰劫案失赃颇多，仅根据一条可疑的蓝布被就定几个人死罪（清代律例将江河行劫定为江洋大盗罪，罪犯不分首从一律在案发当地斩首示众），非但有可能大损阴德、贻祸子孙，就是你也会后患无穷。”由于刘国与汪辉祖年岁相当，两人一直很合得来，因此他在听了这番话后，就不从众议，径按汪辉祖草拟的申详公文上报。两年后江苏苏州府元和县捕获了一伙江洋大盗，起赃时发现了孝丰劫案被劫的很多赃物，一经审讯，那伙人便承认是他们干的。
当时刘国已升任江西九江知府，而汪辉祖也已在杭州仁和县作刑名师爷。后来，刘国于赴任途中特意到杭州与汪辉祖会面。两人相见，提起旧事，刘国说：“你当时力主平反盛大一案，真是神了。”汪辉祖笑道：“这只是你不该抵诬陷之罪，我不该绝嗣而已。”（《续佐治药言》）
办案只能听声想像
师爷在堂后如能仔细听审，用心分析，确实可以像汪辉祖那样厘清案情真相，不致让主人错判误判。不过“犯证非亲鞫”，总是“隔膜一层”，只能听声想像，无法当面察言观色。如果主人不耐烦一而再、再而三地多次复审，师爷也就没办法了。汪辉祖自己亦说，“五听”之中最重要的是“目听”，他当官后，审案时总是先不言语，盯着被告看上一阵子，实际上这是因为他有近视眼，总想看得清楚一点。但被告却被他看得发毛，先慌了手脚。所以他在回忆录中再三强调“目听为上”。可惜师爷没有“目听”这一便利，只能根据“辞听”定案。
第四章起诉书誊写要诀
本着“多一情节则多一疑窦，多一人证则多一拖累”的原则，师爷在剪裁犯人的供证时，要谨慎勘验，战战兢兢。
中国古代司法审判以犯人的口供为定案的主要依据，所谓“案以供定”。清代法律规定：“内外问刑衙门审办案件，除本犯事发在逃、众证明白、照律即问狱成外，如犯未逃走，鞫狱官详别讯问，务得输服供词。毋得节引众证明白即同狱成之律，遽请定案。”也就是说任何案件，只要抓获主犯，就必须有主犯的认罪口供（输服供词）才能定案。只有在主犯逃走未能缉获时，才可以证人的物证、从犯的口供定案。所以口供可说是定案的关键。
禁删供词成为具文
“供”是一个统称，清代凡原告、被告、证人的陈述都可称“供”，而被告的认罪自白，还可称“招”。至少“证”则除指证人的证词（一定要是“众证”，即三个证人以上的证词才可定案）外，也指书证、物证；一般前者称“活干证”，后者称“死干证”。物证中最重要的是盗案的赃物，没有赃物就不能定盗案。对于这些供、招、证，刑名师爷必须结合各类勘验结果，整理成一篇文章，再现案发经过，以作为判决的依据，并报上级衙门复审。
为了防止作弊，真实反映案发经过，清代法律严格禁止删改供词。每次审讯时，刑房书吏应照录问答原句，然后在审讯后将供词笔录交给官员过目，迨官员亲笔批上日期，即卷起由值堂的长随带入内衙。而师爷在内衙详细阅读供词时，会在每页接缝处用朱笔勾划骑缝暗号，以防书吏抽换，紧要词句处，还得在纸背盖私章，以防书吏或衙役剜补改换，最后才交书吏“架阁”存档。
被告如当堂认罪，要在供词上亲笔画押。而前后几次的审讯笔录，再由师爷整理成文，称为“叙供”，以备定案使用。由于在整理叙供时，不可避免地要删改供词，所以有关严格禁止删改供词的这条法律，早已被师爷们视为具文。万枫江说：“删改供词久有例禁，然闲冗处不必多叙，令人阅之烦闷；并意到而词不达者，必须改定；土语难懂者，亦须换出，但不可太文耳。”（《幕学举要·总论》）
剪裁供词的要点
叙供既为以后的判决基准，所以重在“剪裁”。清代幕学专著《刑幕要略》说：“办案全要晓得剪裁，其某处应实叙，某处应点叙，某处应并叙，详略得宜，位置不乱，方为妥当。”又说：“办案要预先打算出路与结穴”，“案犹龙也，律犹珠也，左盘右旋，总不离珠。”这里不是强调法律适用于事实，而是以“事实”去凑合法律，因此只要叙供本身完整、能自圆其说即可。所以有人说：“办案如造屋，门、窗、椽、柱及屋内器皿均须周备。案中应有不可减，应无不必添。”
师爷剪裁供证的要点根据王又槐在《刑钱必览·案略》中的说法是：一、“口供要确”，所谓“确”并不完全指事实，而是指口供要符合情理，没有破绽。二、“情形要合”，“情者，彼此之情事也；形者，当日之形象也。”三、“情节要明”，所谓“情者，两造起衅之由也；节者，此事先后之层次也。”四、“针线要清”，“即一人如此供，他人亦如此供，如针线之缝衣，任其横直，路数碧清，无不贯串”。五、“来路要明”，指以上的情节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六、“过桥要清”，所谓过桥，是指“凡事先是如此，后则如彼”，彼此之间要有自然过渡，使读者不致迷失方向。七、“叙次要明”，即层次分明、结构完整。
王又槐又以作八股比喻叙供：“作文者代圣贤以立言，叙供者代庸俗以达意。词虽粗浅，而前后层次、起承转合、埋伏照应、点头过脉、消纳补斡、运笔布局之法，与作文无异。”总的要求是一篇叙供将案件情由全盘托出，自然得出判决的结果。
涉案证人不宜太多
除了被告口供外，证人的证词也要注意剪裁，甚至有些证人姓名还要剪裁掉。古代上衙门作证与被告无异，一样要长跪答话。一旦官员认为证人在作伪证说谎，一样要挨板子，甚至上夹棍。为此每一案件涉及的人越少越好。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说：“多一情节则多一疑窦，多一人证则多一拖累，何可不慎。”所以被告已认罪的案件中，只要列入确实能指证犯罪的证人，其余证人证词都要删除。同时，也要避免使证人成为案件中无所不在的旁观者。《刑案要略·人命》说：“案内见证虽须指证殴情，然不可自始至终某人殴伤某处，一一记得明白，如代为记账，竟忘其袖手旁观，亦一病也。”所以这时要注意剪裁，要用“补叙倒点”。比如指证斗殴，“‘余人已歇手，只见李四将张三殴伤某处倒地，连忙喝住云云’，则李四正凶无疑矣。”
赃物不求完全相符
口供、证词之类的“活干证”要经剪裁，物证、书证勘验结果也都要剪裁。比如“贼以赃定”，盗案中的赃物是定案要件，民间也称“捉贼捉赃”。可是师爷对盗赃也要多加剪裁，因为盗案破案后很难起获原赃的全部——除了被盗贼挥霍以外，更多的是被捕快据为己有。王又槐说：“捕役若不克留盗赃，何以养家用度？何以承值衙门？何以交结朋友？何以贿求免比（捕快缉捕盗贼，每五日一限，限期未获，就要挨板子受罚，称为“比较”）？而贼犯到官，全仗捕役照应，亦不敢供捕役于没。”所以既然只要有若干正赃便可定案，师爷也就不必一一将赃物与事主的“失单”对照，强求完全相符，况且事主也有可能多报失盗物品。师爷应用“已被挥霍殆尽”、“卖与过路行人”之类的含糊词句一笔裁去余赃。即使盗犯供称捕役私吞，也应一笔裁去。
验尸、验伤单不宜详细
对于死者的验尸结果，也要设法剪裁。在“尸格”（验尸单）上只要填写致命伤即可，其他无关紧要的伤痕必须裁去，以免枝节过多，惹出麻烦。“同谋共殴、伤多人众，伤痕未能一一分认明晰者，不如问‘乱殴不知先后’，则受伤虽多，不必分点，有原谋坐原谋，无原谋坐初斗，其余均问余人。”这样就可免去“何人击成何伤、难于一一确认”的窘境出现。如果死者伤痕有可疑之处，则要添叙仵作口供，以便万一将来上司驳诘责怪，可以把责任推给仵作。
至于伤者的验尸工作，亦由仵作负责，同样要填写“伤格”（验伤单）。师爷对伤格自然也会剪裁，例如伤势要写得模糊，用师爷的行话，这叫“浑括”。万枫江说：“填生伤总以浑括为上（如用布包裹、用药敷护、不便揭验之类）。其所以浑括者，一则人已受伤，当调护之不暇，岂可量其分寸？二则生伤如此分寸，死伤何能相同？此中大有漏洞。三则生伤报得凿凿，万一身死，填伤处多有窒碍。不如浑括，使将来可以活动。”另外“微伤可删，相连可并，伤多填重叠，因复审时总称：查验某人，伤痕业已平复故也。”
经过师爷一番剪裁，案件的口供、证词、物证之类都已高度统一，“铁案如山”，不可翻覆。师爷的看家本领毕现于此。
第五章完美无瑕的判决书
判决必须力求完美无瑕，使两造心服口服；师爷因此要“例案精熟”，有凭有据；对于判决词更是字字推敲，如同参禅。
清代州县“自理词讼”，主要是民事诉讼案件，诸如田土、婚姻、钱债、继承等等，只有一小部分轻微伤害案件。随着人口增多、经济繁荣，词讼也日益增加，而基层州县衙的日常司法审判，主要是审理词讼。
打官司不一定要有结果
与近代诉讼一旦开始就必须有结果的概念不同，清代民间原告提起诉讼往往是为了给对方一个警告，或抢占某种在谈判上、交易上的有利地位，当事人本身并不一定热切希望有个明确的结果。而清代法律对此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法官执法时又会考虑到传统儒家的“无讼”、“息讼”之说，并不想追根究底地把案件审理到水落石出。台湾淡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