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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十几年后张集馨转任甘肃布政使时，就没那么幸运了。由于陕甘总督、旗人乐斌毫无政治才能，所有的公事都依靠师爷彭沛霖。彭师爷因此到处招摇撞骗，两省官员趋之若鹜，尤其甘肃按察使明绪、兰州道恩麟、候补道和祥、同知章桂文（代理兰州知府）等，和这位彭师爷都结成了义兄义弟，隔三差五就大摆宴席吃喝一番，逢年过节也一起登堂拜母，真个是情同手足。而两省官场，俨然成了他们独霸的舞台。翰林出身的张集馨因为看不惯，受到百般排挤。
有一次张集馨发现，代理河州知州的邓承伟在不到一年的代理期间，居然亏空公款上万两银子，于是依职权下令清算，准备弹劾治罪。但总督却突然下令该案转由按察使明绪审理，拖了几个月，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张集馨后来才知道，这个邓承伟也是彭师爷的结拜兄弟，是个惹不起的人物。
咸丰十年（1860）张集馨调任福建布政使时，又遇到同样的情况：闽浙总督庆端“惟幕友之言是听”，他的主要幕友庄焕文原来是个秀才，已经在福建八年，被保举得到正四品道员的头衔。省会几个主要衙门的幕友沆瀣一气，推庄焕文为首，“幕风靡下，终日在外应酬”，公事就在酒席、勾栏之地草草沟通，“幕友无不卖法者”。这时候的张集馨已年届花甲，宦途又流年不利，早已没了过去的风骨，只有在自己编的年谱里恨恨地表示，这就是幕友“盘踞把持”之弊。
王二先生把持云南
清人笔记《三异笔谈》中有一个绍兴师爷把持云南的故事。据说嘉庆年间，绍兴人王立人长期在云南作幕友，因为刀笔纯熟，转了很多州县，名气越来越大，后来被云南官场尊称为“王二先生”、“立翁”。
王立人年纪大了，不用再到地方辛苦，就住在昆明，先后和云南的布政使、按察使结了儿女亲家。他盖起一座花园公馆，园林、戏台，一应俱全，是全省师爷的“俱乐部”。来云南州县作官的，都要请王二先生介绍幕友；想到云南“佐治”的师爷，也要到王二先生那里报到。王立人也很公正，根据师爷的水平能力来分高下，分别推荐，无不应聘。全省的府州县衙门师爷都是王二先生的门生，而府州县官员到了昆明，有什么问题都到王二先生家里寻求帮助。
王立人上有督抚、二司的馈赠，下有各级官员的“敬意”，还有门徒的节礼，收入颇丰。不过他仗义疏财，开销也极大。于是他又通过督抚的路子，为自己谋得总办云南全省铜运的差使，承包了全省的铜运，有财有势。可奇怪的是，这位办政务功夫纯熟的师爷却理财无方，几年下来不仅没有赚钱，反而亏空了24万两银子。他的几位后台也在这时先后调离。王立人赶紧安排一场假官司，自己给自己定一个充军之罪。云南已经是“极边烟瘴”之地，按例调戍四川。于是他收拾余下的私产万余两银子，移居四川养老，直到以八十多岁的高龄寿终正寝。
利用职权结党营私
张集馨所说的师爷“盘踞把持”各省地方政务的弊病，实际上早在他出生以前就形成了。嘉庆五年（1800），御史张鹏展写了篇洋洋万言的奏章，指摘官场弊病，其中有一部分专讲“严幕友以肃吏治”，提到幕友之弊病已根深蒂固：“外省之陋习，遇有新州县到任，作幕者夤缘上司荐举，或贿托上司之官亲幕友，央求转荐。”
由于下属官员在赴任时，即使对上司推荐的幕友不中意也无法拒绝，只能请这类幕友入幕，“甚则有空食束修而不理事者，谓之坐幕。”这类幕友自恃甚高，索价更高，“多方需索，挟制本官，稍有拂意，即转至上司衙门煽动是非”。或者与上级衙门的幕友勾结，凡州县详文，必定予以批驳翻转，百般刁难，“是以州县之畏幕友，更甚于畏上司”。此外，一省同籍幕友也连成一气，排斥外籍幕友，互相钩连，索取重价。“如福建之漳、浦、侯官，广东之番禺、南海等缺，每缺须用幕友四五人，每人束修千五六百、千八九百不等，一缺之束修已近巨万，即小缺亦不下数千。官之廉俸，本有定制，此种出自何项？不得不削民间”。（《皇清经世文编》卷二十）
被迫花钱供养坐幕者
下属官员之所以心甘情愿地供养几个上级幕友推荐的“坐幕”，除了畏惧上司外，另一个原因是可以使将来上报的公文能顺利通过，不致被刁难。有时州县官不愿接受，上司的幕友还会以此相威胁。
清末有个叫徐赓陛的州县官在某省得一官缺，赴任前，总督的一位师爷向他推荐了一位自己的门生，但徐赓陛婉言拒绝。不料到任后，那位师爷又接连来信强行推荐，并威胁说如果不聘此人，将来你的公文就不能“顺手”。没想到徐赓陛是一位“强项令”，也写了一封回信，说：“前两次婉言推辞，并不是因为怕你。你如此狐假虎威，真把总督大人当作了摆设的木偶？幕友以才干受聘，你的门生百般走门路托关系，其人品如此，其才学也就可知了。我与你不过一面之交，延请幕友之事不必代劳。”一个硬钉子碰回去。（《清经世文续编》卷二十二）
中介幕席牟取暴利
然而像徐赓陛这样的官员并不多见，大多数官员对于上司幕友推荐的师爷总是照聘不误。到了清末，此一师爷盘踞把持之风愈盛。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以闽浙总督督办江西、皖南军务时，发现江西有个叫高隆燕的师爷，专门为其他幕友介绍幕席，从中抽头取利；如州县官不愿接受，就威胁恐吓。对此左宗棠十分生气，下令把高师爷抓起来严办。
第二年，御史何桂芳上疏，请求查禁“谋荐幕友”，疏文中说：“各省州县到任，院司幕友必荐其门生故旧代办刑名、钱谷，该州县不问其人例案精熟与否，情愿厚出束修延请入幕。只因上下通声气，申文免驳诘起见。而合省幕友从此结党营私，把持公事，弊端百出，不可枚举。”建议朝廷下令各省督抚严厉查办，“如院司幕友有荐引徒党遍充各州县幕友者，立即驱逐回籍，不准在该省逗留，并将有意谋情之该州县惩处”。（《清经世文续编》卷二十二）
一纸御史奏章打不垮各省盘踞把持的幕友集团，到了清末，此风愈烈。甚至属员与上司同用一位幕友，而广东这一风气最盛。光绪九年（1883）邓承修上奏，揭发广东惠州知府刘华的师爷宋华廷，同时又兼惠州府属下的归善县知县徐殿兰的刑名幕友。广东巡抚刑名幕友沈彬，为自己捐得广州府理事同知官职，还在广州城内广置房产、聚赌窝娼。他的儿子沈“不通例案”，他却强迫东莞知县聘请沈为刑名师爷，“一县之事，皆其主持”。到后来，广州附近府县的幕友“非沈彬之亲戚，即系门徒”（《语冰阁奏议》卷四）。
第六章被扭曲的善意谎言
为了怕“损阴德”，师爷在辅佐官员办案时，宁愿轻判，甚至错判以减少杀生的机会。对他们来说，事实不重要，替自己和后代子孙积福报才重要。
清代的刑名师爷虽然辅佐官员主持司法审判，不过并不同于现代的政府法律顾问。从前面的叙述就可知道，刑名师爷履行这一职责并不对法律负责，也不对所在地区百姓负责，甚至亦非向地方政府机关负责。他们只向官员个人的官宦前途负责，为自己的“天地良心”、子孙后代祸福负责。而对于幕友的此一特性，清代人有着精辟的总结，即把刑名师爷叫做“四救先生”。
欲造福反造孽的善意
“四救先生”之称出自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四》。传说有位学幕的幕友，晚上梦见去阴曹地府游历，见到九十个衣冠楚楚的人物，被小鬼们绑着拖入阎王的大堂受审。审了好长时间，那些人才被牵出来，脸上都带有愧恨的神色。
那位幕友感到好奇，就去向一位面貌似乎有点熟悉的阴曹书吏打听。那位阴曹书吏笑着说：“你不也是一个师爷吗？难道在这里面就没有一个熟人？”幕友摇头道：“我只入过两次学幕，没在州县当师爷。”书吏说：“那你是真的不知道了。这些人就是所谓‘四救先生’。”
幕友好奇地问：“什么叫‘四救先生’？”阴曹书吏解释道：“历来刑名师爷们有相传口诀，叫做‘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旧不救新’。所谓‘救生不救死’，是指死的人已经死了，不可能复活，而杀人的人仍活着，如果判处他死刑，就是又多死一个人，不如想办法使犯人不致抵命，而死者是否含冤就不去管他了。所谓‘救官不救民’，是指在处理上控案件时，如果真的给冤案平反，那么原审官员就要有祸了。如果不准翻案，上控人诬告反坐也不过是个军流罪，所以冤案是否昭雪就不去管他了。
“所谓‘救大不救小’，是指处理有关官员的案件时，如果把罪责归于上司，那么官越大所受处罚也越重，牵连入案的人也越多。而把罪责全部推给小官，小官责任轻、受罚轻，也容易结案。至于小官是否真的有罪，就不去管他了。所谓‘救旧不救新’，是指官员交接时发现有公罪，如果把罪责归于旧官，则旧官不得离开任所，必须羁留原地，没有收入，受罚时也无法清偿欠额、赔足罚俸。而新官上任不久，如果把罪责推给新官，他们总有办法搜刮财产来填补空缺。至于新官能不能接受那就不去管他了。
“这些都是出于君子之心，行忠厚长者之事，既不是有所求取、巧为舞文，也不是有所恩仇，私相报复。不过人情百态，事变万端，不能执一而论。如果坚持这一口诀，往往就会矫枉过正，顾此失彼，原想造福反倒造孽，本欲省事反而多事。这些人就是因此遭祸受审的。”幕友听了汗毛倒竖，问：“那么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