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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为“老先生”、“相公”，衙役仆隶则尊称“师老爷”，民间也尊称其为“师爷”、“师老爷”。
由于官员的公事要由师爷来办，宦途前程可说全掌握在幕友手中，所以对于幕友，官员一定以礼相待，且声色言辞都会注意检点。更甚者，“善待幕友”还被记入清代官员的“官戒”中：“幕中诸友，须情谊亲洽，礼貌周到，不可以似向年疏忽”；“论事当和婉相商，无执己见，轻行改窜。即或意见不合，亦当礼貌相别，无出恶声”。可见幕友拿定了主意，官员一般不便再加改变。
此外，幕友的待遇也需官员操心，“时常陪饭，使令厨子不敢省减”；设宴时，要请师爷先坐西席，师爷不到不可举箸。（《切问斋文钞》卷十一）按照浙江师爷金安清的说法，嘉庆以前，每逢年节，上自总督、巡抚，下至知州、知县，都要先到各房幕友处“逐一致礼”。幕友在东家来拜以后，再去东家房中答礼。这样的惯例一直到道光年间，才开始出现变化，即由幕友先到东家房中拜节。（《水窗春呓》卷下）
千般用计，只为聘请名师
遇上脾气古怪的幕友，官员还要设计笼络。
清人笔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刑名师爷，恃才孤傲，无家无室，所居不过一床一枕而已。他精通刑名，可是作幕总是有始无终，当几个月师爷就必定要辞馆而去。
有个县官不信邪，决定设计笼络这位师爷。他的方法很简单，即聘请对方入幕后，每天早上派一位年轻貌美的丫环给师爷送上早点，说是：“老太太要我给师老爷送早点。”
过了一阵子，师爷禁不住被丫环吸引，并与其私通。于是知县在一次谈完公事后，就对师爷说：“听说先生品学兼优，现在看来，先生学问优秀而品行不端。”师爷被说中心事，不禁脸红耳赤。但他很快就醒悟是中了县官的圈套，如果轻易辞馆，此事传出去必定于名声有妨碍，只得表示：“君做一日官，我做一日幕。”县官大喜，当即做主把丫环嫁给师爷，但却将其报酬减了一半。
从此这位师爷跟定了这位县官。几年后官员请求退休，并对他说：“君性情孤傲，不善理财，且不适于长期作幕友，所以我让你成家，并已用你的另一半报酬，在你家乡为你置买了田产。现在我辞官回乡，你也可以回乡安居乐业了。我们从此分别，前途珍重。”师爷这才体会到官员的用心，当下感激不尽。之后他携眷南归，从此不再出山。（《清代吏治丛谈》卷三）
得罪幕友，祸不可测
师爷既居于长官宾友的地位，身为长官下属者，自然也要尊敬他们。清代官场惯例，下级要向上级的幕友馈赠礼金，号为“幕敬”。平时也要礼貌周到，如有得罪，祸不可测。清代最著名的事例就是左宗棠和樊燮的恩怨。
左宗棠为湖南巡抚骆秉章主持幕务时，下级官员无论大小事务前来请示，骆秉章往往说：“可请教寄高（左宗棠的字）先生。”左宗棠本来就是一个目空一切的狂才，得此信任，更是嚣张跋扈。有一次总兵樊燮前来府署拜见巡抚，向骆秉章请安（垂手单腿跪）后，骆秉章说：“见一下左师爷。” 樊燮就向左宗棠拱了拱手，不料左宗棠居然发火，说：“武官见我，无论大小，都要请安。你为什么不请安？”
樊燮也是个倔性子，顶撞道：“朝廷体制没有规定武官见师爷要请安的。武官再受轻视，可说起来我总是朝廷正二品官，凭什么拜你这个举人？”左宗棠最听不得的就是别人说自己没有中进士，顿时勃然大怒，起身上前就要用脚踢樊燮，嘴里还大骂：“忘八蛋，滚出去！”樊燮于是悻悻退出。
不久左宗棠就唆使骆秉章弹劾樊燮，并要罢其官职，但樊燮不甘示弱，转而向湖广总督官文揭发左宗棠，彼此争斗不已，最后闹到咸丰皇帝都亲自出面过问。由于咸丰皇帝早已知道湖南巡抚的奏章都是由左宗棠代拟的，很是欣赏左宗棠的才能，同时也考虑到镇压太平军主要依靠的是湘军人物，因此经胡林翼、曾国藩等人的力保，咸丰皇帝非但没有治左宗棠的罪，还升他为四品京堂，到曾国藩幕府做幕僚。另一方面，他下旨将樊燮革职，勒令回乡居住。
樊燮回到家乡湖北恩施县，把“忘八蛋，滚出去”六个字写在木牌上，号为“洗辱牌”，放在自己祖宗牌位之下，要两个儿子定时参拜。此外，他还盖一幢“读书楼”，重金请来教师，将两个儿子和老师关在这幢楼里，闭门读书。他要儿子平时穿妇女衣服，说：“考取秀才可以换男人外衣，中了举人和左宗棠平等可以换男人内衣，中了进士、点了翰林，才可以烧掉洗辱牌，告慰先人。”皇天不负苦心人，他的小儿子樊增祥后来果然中了进士，进翰林院为庶吉士，而大儿子樊增也学问出众，但英年早逝，没能进翰林院。（《世载堂杂忆·左宗棠与樊云门》）
第一章跳不进龙门的书生
在读书、考试、当官这条不归路上，不少失意的书生，转而钻研“当官实务”，干起师爷，当地方官的操盘手，勉强算是进了龙门。
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中有个重要的角色周进。周进直到六十多岁还没有考中秀才，贫困不堪，只能当私塾教师。做商人的姐夫金有余看他可怜，劝他放弃“读书求功名的事”，帮助自己去经商跑买卖，记记账、点点货，周进只得答应。
某日，周进和一伙商人来到省城。由于他执意要去科举考试的贡院看看，姐夫和几个商人只得陪他去贡院，买通了看门的，进到考试的号房里。不料周进一见号房，突然一头撞在号板上，昏死过去。众商人连忙把他抬出来抢救。但周进醒来后嚎啕大哭，且一间间号房哭过去，无休无止。大家见状不免责怪金有余：“周相公既是斯文人，为什么带他出来做这种事？”于是凑齐二百两银子，要替周进捐监（清代允许以银钱来买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学生“监生”的资格。监生可以直接参加乡试，跳过考秀才的院试）。周进这才止住哭声，趴到地上连连给商人们磕头，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牛变马，也要报效。”从此他步入仕途，成为一名政府正式官员。
做官是读书的惟一正途
上述故事反映出清代社会对于读书人的普遍看法。在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出路只有做官这一条正途。读书人所读之书就是专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职责之书”，这些书不外乎要人做忠臣孝子而已。在家行孝无生计可言，只有替皇帝做官治民，才能求得俸禄，才能奉养双亲，才能光宗耀祖，才能忠孝两全。读了书不能为君效劳，博取俸禄，读书人就会觉得是白白读书，觉得无面目立于天地覆载之间。而且读书人为皇帝效劳也是法律义务，如明太祖发布的特别刑事法令《大诰》中就特立一条“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规定不愿出仕为官的士大夫要处死刑。
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社会所能提供给读书人的用武之地也并不多。社会主体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农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即使是拥有“千顷田”的大地主，一般也并不集中经营，而是把土地分成几十亩、十几亩的小片分别出租给一家一户的佃农，每年收取占收获量二分之一的地租，具体经营并不用操心——缺乏集约化、商品化的农业并不需要复杂的知识来经营。城市工商业虽然从绝对数额来看规模巨大，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比重并不很大。四分之三的商业分散于农村的集市，长途贩运商业比例较低，且不依靠严密的法律及公开的会计制度来维持，所以也就不需要读书人来提供法律上、经营上的服务。
僧多粥少，名额有限
读书人的“华山一条路”是做官，而政府官僚机构规模则受到财政、人事的制约，不可能趋向无穷大。尤其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如果官僚队伍及准官员、享有特权的士大夫阶层过于庞大，就会对皇权本身产生威胁。所以古代皇帝总是煞费苦心地维持国家财政与官员队伍、准官员队伍，以及皇权专制势力与社会士大夫阶层势力之间的平衡。在这一方面，清朝统治者最为成功——通过对参加科举考试人数、取中名额、考试次数的精心控制，有效地掌握了附属于皇权的士大夫数量、规模及其分布。而且为了防止官僚队伍中的士大夫力量过强，清朝皇帝又允许用银子“捐纳”为官，以这种“异途”官员和满族贵族官员来抑制士大夫势力。由于这种控制，清代读书人想出仕为官，就不得不努力攀爬一个层层台阶都极为陡峭的大金字塔。
读书做官金字塔
清代“读书做官金字塔”的基础是数以千万的读书人。而早在识字的启蒙教材里，就开始灌输“读书做官”的儒学传统，因此理论上，每个识字者都有着出仕为官的心理准备或主观要求。他们通过县官主持的每三年两次的“县试”、知府主持的“府试”而得以进入金字塔底层为“童生”。全国童生总数估计为两三百万人。
接着，各省学政每三年主持两次“院试”，童生参加院试如能考取，就成为一名“生员”（俗称秀才）。生员在理论上不过是县、府官办学校的学生，但却能够享受很多政治、法律上的特权，诸如可以礼见地方官而不用下跪、可以不受体罚、免去差役，成绩好的“廪生”还可获得政府发放的“膏火银”等等。所以考取生员就算是进入准官员的特权阶层——士大夫阶层或“绅士”阶层。这是金字塔的第一层台阶，录取名额限制极严。
层层筛选出的佼佼者
19世纪时，全中国1741所官学，每次录取25089人，录取率仅为百分之一二而已。所以能爬进这第一层台阶的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