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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里岗战斗的常识
李洱
据《二战史？中国战区》一书记载：1942年5月1号，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茨中将，率三个师两个旅，共5万人，动用800辆汽车、坦克和飞机，采用“纵横张网，对角清剿，反复合击”战术，以及“三光”政策，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扫荡，企图发现并围歼“像鳗鱼一样滑溜，不可捉摸”（冈村宁茨语）的八路军主力部队。从5月16号到6月20号，日军在滹沱河以南、德石路以北、滏阳河以西的三角地带，进行过反复清剿。二里岗战斗，就发生于这期间。后来，日本出版的《大东亚战史》，称它是“五月大扫荡之一典
型战例”。
二里岗战斗最早见于1942年10月11号《边区战斗报》，文章的题目叫《敌后铁流》。这篇文章的作者黄炎，当年曾与葛任以及本书第三部分的叙述人范继槐，乘坐同一艘邮轮到日本留学。在《敌后铁流》的第三段，黄炎这样写道：
此次反扫荡战役，中华民族的许多优秀儿女英勇牺牲，为国捐躯了……在麻田战役中，我副参谋长左权同志指挥所部，向敌军反复冲杀，激战竟日，敌伤亡甚重，难以支持，于午夜向麻田窜去，左副参谋长率部追击，指挥作战，奋不顾身，不幸中弹，在十字岭壮烈殉国；在太行山麓，女战士黄君珏身陷重围，面对敌人篦梳式进攻，搏战竟日，弹尽援绝后跳崖自杀，实为女界之楷模；在二里岗战斗中，文化教员葛任同志在执行任务途中，遭遇敌军，毫不畏惧，与敌人同归于尽，虽死犹生……民族痛失精英，抗战顿失干城；军民同声哀悼，血债誓死讨清……
关于葛任是个“文化教员”的说法，与事实略有出入。葛任当时真正的身份是马列学院编译室的译员。许多年之后，黄炎再提到此事时，顺便纠正了这一错误。黄炎后来移居了美国，并著有长篇回忆录《百年梦回》。在这本书中，黄炎先生写道：
那时候，葛任在马列学院编译室工作，专事译述，并继续他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研究。他要算个富人，因为除工资外，他尚有部分稿费收入。因为我是他留日时的同窗，所以他常邀请我，以及他的两位同乡——边区锄奸科副科长田汗、边区医生白圣韬，一起共享民间的美食……在一次外出途中，我发现他喜欢采摘坟间地头的那些枸杞子，他称之为死婴的念珠。啊，时光荏苒，二里岗战斗距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如果葛任的坟头还立于天地之间，我想那上面一定长满了那些念珠。他说，因为牛是中国农民的命根子，舍不得宰杀，他曾有过一个念头，将托洛茨基著作中的“土豆烧牛肉”，译成“枸杞炖狗肉”。
黄炎的文章还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半个世纪之后，人们仍然认为葛任死于二里岗。看来，这已经成了常识——最近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化名人录》中，葛任的卒年写的仍是1942年。
1998年春天，我到二里岗采访，曾去过关帝庙，即人们所说的葛任殉国之地。现在的关帝庙，是“文革”后修建的。庙前的石碑记录了当地政府为发展旅游经济，筹资重建关帝庙的经历。门内的石碑，是关帝庙里的旧物。负责出售门票的人告诉我，石碑是从他女婿家的驴圈上取下来的。此碑立于康熙二十三年，碑文记录了关羽浓抹重彩的一生：“汉寿亭关夫子不受曹□之封而一心为汉室，非有功于朝□乎？除黄巾之害，诛庞兵于□，非有德于百姓□？千里寻兄，独当一面，杀身成仁，非有光于名节□？”
导游向我解释，碑文字迹脱落，一是因为枪打，二是因为驴踢。不过，他又告诉我，某电视台“欢乐大本营”剧组，来拍过这个石碑，并拟订了知识抢答题。我曾看过当时的录像片断，抢答题就是字迹为何脱落。随后公布的标准答案是：“这是八路军和日本人打仗的时候留下的。”作为远道而来的特约嘉宾，那些影、视、歌明星，在主持人的反复启发下，瞎猫终于逮住了死老鼠，都蒙对了，并领取了奖品。那是一盒阿拉斯加海豹油。为了显示自己知识渊博，主持人又特意做了一番解释：“这个题太容易了，因为它是个常识。1942年6月1号，著名翻译家、诗人、语言学家葛任，在此与日本鬼子狭路相逢，有过一场生死决战。如果还有人想不起来葛任是谁，那么我一提到冰莹，你就会想起来。这位观众朋友真聪明。对了，冰莹是三四十年代有名的演员。不知道贝克汉姆的人，总该知道辣妹维多利亚吧。对了，葛任就是冰莹的丈夫。不，不，不，葛任已经死了，当时就为国捐躯了。这是个常识。”
读者朋友，不怕你笑话，作为葛任的后人，我在看到白圣韬的自述前，也认同这个常识，即葛任死于1942年的二里岗。而被常识忽略掉的东西，比如葛任为何会到二里岗，他执行的是何种使命，似乎也就显得微不足道。在常识面前，我们似乎只有默认、服从，或者无动于衷。
＠ 毛驴茨基
李洱
有甚说甚，田汗没骗我。驴车上果真甚么都有，吃的，喝的，穿的。连酒都是现成的，那天晚上不是用过一个酒葫芦么，就是那个。命令如山倒呀，因我走得急，没有甚么衣服，田汗就在车上给我放了棉袄和棉裤，当然还有裤衩。在车上换衣服时，我拎着那个裤衩亲了亲，就像亲着自己的亲人。
将军，你到过陕北么？好，我不问，只管说。我先说说毛驴。毛驴可是宝贝疙瘩，你寻
不到比它更好的长工了。犁地、推磨、拉炭，甚么都离不开它。边区的人说话都要带上“驴”字。骂人时喊对方是“驴日的”。事情办砸了，十分恼恨自己，怎么办？就骂自己是“驴日的”。别笑，我有甚说甚。高兴了，也说“驴日的”，细声细语的，就像和婆姨说悄悄话。我刚到延安时，革命热情高涨，干活不惜体力。有一次在延长，风闻胡宗南的人马打过来了，部队必须马上转移。当时车马不足，我背着一个伤员，沟沟坎坎的，一走就是二里地。人们这就送给我一个外号，叫“小毛驴”。我当时甚是高兴，就像戴上了桂冠，做梦都会笑醒。可是，后来我成了托派，人们就把这个绰号给改了，叫我“毛驴茨基”。
赶车的老乡都晓得我的绰号“毛驴茨基”。他说，我给打成托派的时候，他亦在跟前。他以前是康生的房东，康生你知道么？此人是中央社会部部长。老乡还说，他多次见过毛，也见过王明。老乡嗜酒，趁我解手的工夫，把我的酒葫芦掖进了他的棉袄。喝了酒，他的话就多了起来，扯东拉西。说王明的列宁装总是干干净净的，像个婆姨。
他又喝了一口酒，扭头说道，“你这人，姓毛，脸上却没有一根毛。”他说着，就笑了起来。他笑的样子很怪异，笑的时候脖子要缩回去，笑完之后才伸出来，好像他是用脖子笑的。我告诉他，我不姓毛，姓白，脸上的毛还是有的，因为要出远门，把毛刮掉了。他这才说，他晓得，甚么都晓得，只因雪天出门太
？
惶，找着话和我拉呱呢。
甚么，将军，你问我是怎样成为托派的？唉，说起来，我能成为毛驴茨基，也是因为毛驴。说得细一点，是因为驴粪。因果相生，毛驴多，驴粪就多。驴粪多了，就需要掀起拾粪运动解决问题。而有了运动，就要有人倒霉。说起来，最早还是我们这些医生们提议拾粪的。起因是一名战士夜间通知人开会，出门踩住了一颗驴粪。就像踩着一块冰，他嗤溜一声滑出很远，撞住了一个树桩。他的一条腿原本就挂过彩，不能太过用力，这一下给撞骨折了。一位首长来医院慰问战士的时候，医生们就提议，最好能给老乡们打个招呼，在自家牲口屁股后面挂一个布兜兜，这样既积了肥，道路还干净，还能避免此类事故。首长一听很高兴，搓了搓手，说：“驴日的，好主意。”随后，他提到了一个实际困难：虽说老乡们可以让自己的娃娃穿上军装为革命而死，可是让他们拿出一块布做个粪兜兜，却比从老虎嘴里拔牙还难，舍不得呀。不过，首长还是表示要把这个问题拿到会上研究研究。我们等了很久，也不见下文。遽然有一天，上面说美国记者要来延安，为了给美国人留个整洁的好印象，组织上决定，赶在美国记者到来之前，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拾粪运动。
舆论是革命的先导，我们医院的墙上就贴着一幅标语：拾粪归田，服务抗战。报社和学校组织的文艺宣传队还扭着秧歌，宣传拾粪。冼星海和塞克写的《生产大合唱》也给改了唱词：“二月里来呀好春光，家家户户拾粪忙，指望着今年收成好呀，多捐些五谷充军粮。”为了进一步给拾粪运动造势，延安还组织过一次歌咏晚会。担任主唱的两位歌手来自陪都重庆和孤岛上海，如今是这里的合唱团团员。上海的那位歌手曾找我看过病。她对我说，她曾在德国呆过，在那里学过花腔。“花腔？花腔不就是花言巧语么，还用得着去德国学习？巧言令色，国人之本能也。”我对她说。她立即掐了我一下，说我是个土包子，白在苏联呆了。尔后，她指着自己的玉颈，比划来比划去，说花腔是一种带有装饰音的咏叹调，没有几年工夫，是学不来的。既然她说得神乎其神，我就让她来一段听听。哈哈，在我听来，那跟驴叫差不离，一咏三叹，还抖来抖去的。她告诉我，她曾给合唱团的领导上过一个折子，说美国人就喜欢听这个。但领导说了，美国人来后，最好还是让他们见识见识咱们的《二月里来》。
在那个歌咏晚会上，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