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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补充,〃我学的是财务,按照证券市场的规则,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是要全部如实披露的,因此,财务专家就能够根据这些数据做出结论,至于数据是否可靠也是我们做财务学研究的人必须首先查核的。商学院里有很多学科,比如物流、组织、行销等学科,确实需要到企业跟企业谈,但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特性,财务学科完全可以根据财务数据对企业的行为做出自己的判断。〃
批评九:不是郎咸平当初那样骂德隆,德隆可能就不会倒。郎咸平的舆论,对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带来很坏的影响。
回应:郎咸平认为,德隆那种荒唐的模式,是注定不能成功的。如果民企这么经不起考验,那么就只能让它倒了,有实际支持的企业是骂不倒的,我去骂GE,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它们不会倒。企业自己经不住调查,经不起风浪才会倒。
批评十:郎咸平提出中国企业不能通过做大来做强,这种想法用心恶毒,是希望中国企业都不能长大。
回应:做大做强必然导致成本失控,成本是各项活动的一个总的情况,包括管理、运行、市场营销、财务,每个部门都做好,就能够控制好,否则,就有可能失控。现在的企业家都是好的切入做进去,学习不够,企业经营管理跟不上去,反应出来的现象就是成本失控。资产上升,回报率一定下降,没有一个例外。所以,我建议企业要做大先做强,慢慢再做大,慢慢学习管理磨合才能够做大,否则激进做大就可能像德隆。
事实上,成本失控仅仅是一个果,要寻找原因。国外企业比如GE人才很多,坚持学习,对企业来说就不会成本失控。当我们的企业家很毛燥,某些企业从老总开始都不是人才,都不学习,不学习就不可能成功。由德隆事件一叶知秋,这些不是独立的现象。中国企业应该选择先做强,再做大的途径。
批评十:郎咸平把〃国退民进〃中个别人的腐败行为累及到了整个国企改革中,是一叶障目,认识不到目前的低工资无法起到国企管理者的激励作用。
回应:关键一点在于,我们现在很多国企领导人认为做不好是应该的,做好了就应该把企业股份给他。因此目前的情况是只要打着产权改革的口号,任何侵害股东权益的事都可以做。
现实中,我们现在对国企领导人给予了太多的同情,却忽视对他们责任的追究。中国的国企领导人是有很多特权的,未必就是薪水真的很低。在国外,做好了是应该的,做不好才不应该,就得走人。我国不存在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最大的问题。我们大部分国企老总没有信托责任观念。
第三部分:神态各异的经济学家群像学者风格的简单生活(1)
在香港,郎咸平的生活很简单。如果没有特别的安排外出,那就是早上到办公室,中午还是办公室,晚上七八点钟才离开办公室回家。
每周飞来飞去的郎咸平说自己几乎每周都要回到香港,除了家就是在办公室里面,搜集信息、做研究。这一间办公室大约只有十平方米,墙上面挂着四块世界性学术刊物给他颁发的奖牌。大办公桌上密密麻麻地放满了文件、资料和报刊。〃十年来好像都是这么多东西。〃郎咸平笑道,〃反正收拾与否都差不多的。〃
他在这里,已经反复研习学术研究十年了。
当然,一面练功一面出镜的郎咸平没有满足的意思,他仍然时刻关注着每一点经济变化。
长江商学院的一些女孩子说,郎咸平他好像除了学术什么都不关心。成了名教授,郎咸平说对他的生活改变不大。除了在外面和大家吃饭,他会抢着请客,叫满满一桌子菜之外,他在家里的饮食很单调。黄豆芽排骨汤,大白菜豆腐汤,加个肉丝加个咸菜。他说年轻时候就喜欢这么吃饭,45岁之后更加喜欢。因为别的菜他都不想吃,所以家里人每次吃饭时候都大叫烦死了,于是干脆另外叫菲佣做一桌饭菜和他分开吃。
当然,周游各国的郎咸平的生活也不单调的,他会自得其乐,某种意义上他的生活内容甚至很丰富。
在北京,他也会悄悄约上几个海外的教授朋友或者三五知己,去后海或者其它非常中国传统的地方,一边看着夕阳一边小酌。
很多办公室的女孩子们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当郎咸平听到他们说买衣服和那里吃饭的时候,会觉得无聊。她们会说,郎咸平是个不讲究吃、也不讲究穿的人。其实可能只是看到了他工作起来的一面。
实际上,他又是一个非常懂得配合不同场合的人。例如,每次上电视做节目之前,他都会在汽车里面,拿出刚刚洗熨好衣服换上。而在电视台的化妆室,则是这位桀骜不驯的激情学者少有安静的时候,他会一声不吭非常配合化妆师的摆布。
在香港,他会去尖沙咀各种有特色的酒楼喝茶,吃火锅。见很多三教九流的朋友。由律师到内地的机场服务公司,他的交游绝对广阔,而且他听别人讲起他们领域遇到的事情,也津津有味,完全没有讲课或者接受采访时候的横眉怒目。
有时候,他也颇为善解人意。有一天,一个台湾朋友,一定要拉他去尖沙咀东部某个台湾酒家吃饭,他也就与我一同赴会。结果,虽然朋友点了很多名菜,他也耐着性子坐了很久,但是宴席散后出来,他偷偷跟我说,这个地方,以后千万不要来,实在太不好吃拉!
郎咸平常常买一份报纸带上吃饭的地方,坐下之后,边聊天边翻,然后几乎五分钟就翻完了,又把几十版的报纸放在旁边。问他看完了嘛,他说我关心的那些信息都看完了。
曾经,有一个香港新界的出租车司机陈先生是他专门约定的。郎咸平要到市区里面去的时候,就会给陈司机打个电话,让他即来中文大学的教学楼或者他的宿舍。二○分钟后,郎咸平就疾步下楼,飞奔上出租车,说一个目的地,然后陈司机就驱车前往。路上,郎咸平会很有兴致地问他,最近城市之中有什么关心的热点,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很多时候还把和陈司机的对话,写入他在香港东方日报上面的财经专栏里面。当然,据我观察,娱乐新闻他倒是彻底没有兴趣的。有一次他看完一个选美比赛的现场回来,也会连连摇头说那些人实在长得不怎么样阿!
第三部分:神态各异的经济学家群像学者风格的简单生活(2)
2003年夏天,他刚刚在尖沙嘴东部添置了新物业,离开在沙田的校园,便于更多的社会活动。而他也无限唏嘘地对笔者说,他在香港的这个新家,都是从无到有自己一点点重新建设起来的。不过,他也清楚地表示,未来的时间,他会更多地投入在内地上,因为内地给他很多澎湃的激情。
当然,搬家到了九龙半岛的尖沙咀东部的高层公寓之后,郎咸平为了方便,也就重新开自己的奔驰车。号称有三十年驾驶经验的郎咸平,在香港窄小的道路上驾驶得头头是道。记得2004年8月底,台风袭港的狂风暴雨之中,车窗外能见度极低,而郎咸平依旧从容不迫地开车穿过最繁华的闹市,稳稳地停在了家里的楼下。不过郎咸平在2005年二月份的时候把他那部奔驰车卖掉了,他在中文大学的同事立刻神经过敏地问他是否又有了新的变化。在我追问之下,他才说因为自己很少呆在香港,因此又付贷款,又付汽油费,划不来,还不如打的呢?他戏称,下次记者采访他的时候,大家一起搭地铁吧。
现在郎咸平的住处有一百八十多平方米,正好俯瞰维多利亚海港。2004年夏天才新入伙。〃十年前到亚洲的时候几乎什么都没有带。看起来现在这里每一样东西似乎都是我打拼回来的, 而且媒体也很八卦的谈论这个房子的市价。但我必须承认,我当时的买家是700万港元,但这是透过七成按揭买回来的,我支付了两百万港元,这种财力是在不算什么,因此我仍然是个穷学者,媒体千万不要作无意义的猜测。〃郎咸平非常感慨。〃香港有些八卦周刊的记者搞错了,说我搬到这里来是为了跟内地人显摆,哈哈。其实这完全搞错了。〃但是郎咸平和我私下谈话的时候却总是隐约地说他到现在对香港甚至这栋房子都没有归属感。我想这可能是他在两地所受到的关注不同所导致的情绪化反应吧。我突然又想到郎教授把它的奔驰也卖了,这两个现象加在一起似乎答案呼之欲出。
郎咸平长期抱怨香港社会缺乏文化底蕴,很多人看问题太浮浅太商业,没有学术研究的氛围。和很多所谓大众化报刊记者打交道的经验,郎咸平也感到啼笑皆非。
〃我在中文大学的宿舍,你去过很多次的,原来就有三○○多平方米,一样可以看到海。搬到这里就是为了社会活动方便,例如去机场直接就到了。但是记者们就觉得现在这个地方就好得不得了。〃郎教授苦笑道。所以他虽然在香港研究,但是更加愿意在内地进行交流和传播,因为〃那里学习的气氛浓,整个社会很有活力,我很看好内地未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