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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后来，《商业周刊》把我的发明选为 l988 年最 重要的科学发明。年仅 26 岁初出茅庐的我，第一次 亮相就获得这样的成功，让我感到很幸运，也让我 有了继续向科技高峰攀爬的动力。
26 岁的 副 教授
1988 年 4 月，我拿到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 算机博士学位，这离我 l983 年入学只有 4 年半的时 间。在卡内基·梅隆的计算机学院，同学们平均 6 年以上才能拿到博士学位，我用这么短的时间拿到 博士学位，又是一项新的纪录。
全家人都为我完成了人生的重要一步感到高兴，
在博士生的毕业典礼上，我所有在美国的亲人都飞
到匹兹堡，帮我见证了如此美妙和难忘的一刻。 礼堂响起苏格兰风笛欢快的声音，乐队里的人
都穿着 Seottish kilt，一种苏格兰的格子裙。在 毕业典礼上，博士生一一上台，接过校长手中神圣 的毕业证书，我们快乐地把博士帽抛在空中。照完 毕业合影以后，家里每一个人都抢着戴我的毕业帽 跟我合影。在这个时刻，我感觉到多年努力终于得
到回报。
晚上回到家，继续狂欢，先铃做了十几道美味 的中国菜，让全家人大饱口福。而在欢乐的气氛中， 我偷偷注意到了父亲的眼神，我第一次在他的眼中 看到了自豪，此前，我总感觉他看我时隐藏着一丝
忧虑。
博士毕业前夕，语音识别的成就已经让我在计 算机界小有名气。IBM、苹果、贝尔实验室等很多世 界一流的公司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并且承诺了不 错的薪水，我面前充满了诱惑。
这个时候，聪明的瑞迪教授来到了我的面前，
望你能够留在卡内基·梅隆。虽然一般来说，我们
不建议本校的博士生留在本校教书，因为那样会在 学术上产生‘近亲繁殖’的问题，但是我们希望你 留在学校发展，因为你在语音方面的成就很可能为 学校再争取到国防部的学术经费。我们可以破格跳 过博士后，直接升你为副教授。”
“不过，”他又补充，“我们的薪水要比那些公 司少。”
看着恩师的热切眼神，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当 中。而精打细算的瑞迪教授，干脆把我拉到了一间 教室里，他挽起袖子，居然像写程序那样，开始在 黑板上写起数字来。“开复，你看，如果你去微软、
苹果或者 IBM，你的薪水最多是每年 8 万美元左右， 如果你留在卡内基·梅隆，你的薪水是 5．5 万美元， 但是，”恩师提高了嗓音，“你在这里教书，每星期 你只要上 4 天班，剩下的一天，你可以给这些一流 公司做技术顾问，薪水大约是每天 1 000 美元，你
可以做 50 天，这样你就可以得到 5 万美元的额外收
入啦。”
“5．5＋510．5》8”，瑞迪像演说家一样，把这 个简单的数学公式写在黑板上，“怎么样，开复，你 觉得还值得吗？”瑞迪教授早就为我想好了收入问题， 他像邀请一个足球队员上场作战一样，拍着我的肩 膀说，“来吧，小伙子，加入吧。”
看到老师这么热情，又这么顽皮，我忍不住笑
了。
在恩师的盛情邀请下，4 月，我决定留在卡内 基·梅隆大学教书。那个时候，各大计算机公司的 人还在不断向我“暗送秋波”，不过，我不再陷入选 择的痛苦中，对于所有的邀请我都婉言拒绝了。无 论出于自己的爱好、利益，还是对恩师“知恩图报”， 我都认为，留在这里继续教学和研究，是一个完美 的选择。因此，我买了人生中的第一栋房子，在匹 兹堡安顿下来。
26 岁，我成为卡内基·梅隆里最年轻的副教授。 接下来，我度过了两年相对轻松安逸的日子。
在学校教书是相对轻松的，熟悉的环境，熟悉的同
事，让我轻松度过了从学生走向社会的过渡期。由
于留校，我继续在语音识别方面进行研究，因此我 的恩师瑞迪教授又成功地向国防部申请下每年 100 万美元的研究经费，他会划拨一些给我，加上我自 己每年也有 6 万美元国家科学基金的经费以及 4 万 美元德州仪器提供的经费，这样一来，我每年可以
得到 20 万美元左右的科研经费。那时候，我招收了 爱丁堡大学的博士生黄学东在我的小组里做博士后， 又带着三个博士生，因此，这个五人小组继续在“语 音识别”的课题上探索，每年国防部的测试中，我 们都会胜出，保持着最精确语音识别系统的桂冠。
正如瑞迪教授预想的那样，我果然受到各种各 样科技公司的邀请，成为一个计算机技术顾问。这 是一个相当轻松的工作，有时帮加州语音公司修改 程序，有时帮纽约电话公司做语音计划的审批，或 是帮硅谷风险投资公司分析案例。那是我“走遍美 国”的日子，我通常会在周末提前飞到目的地，先 大吃大喝两天，看看街景，周一才会去干“正事”， 那时，我最常飞的两个城市是旧金山和洛杉矶。每
次我到了洛杉矶，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一家自助餐厅
吃饭，那里的最大特色是生鱼片和寿司无限制供应， 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大喜过望”，以后便成了这里 的常客，每次都吃到出门只能“横着走路”。过了几 年，这家叫做“灯塔”的连锁店发展到整个美国，
证明了我的确是“独具慧眼”。
那段时间。东京和台北的研究所也会请我去作 演讲。当时去东京的研究所，研究员们全部像医生 一样穿着白色的大褂，我走进会议室准备作演讲时， 他们全都毕恭毕敬地站起来热烈鼓掌。研究员们听 演讲的时候，神情非常专注，但是他们通常很害羞。 当我说“如果有问题，可以向我提出来”的时候， 他们总是很安静，什么问题也不问。而研究所的所 长经常在演讲之后请我吃饭，在吃饭之前，他毕恭 毕敬地递过来一只白色的大信封，里面是我的顾问 费——1 500 美元。
那段时间，父亲在美国做访问学者，他在我们 匹兹堡的家里前后住了半年左右。父亲还是孜孜不 倦地作着中国近代史方面的研究，为我们树立了读
书人的典范。每天早上我上班时，会开车把父亲送
到匹茨堡大学的东亚图书馆，晚上下班时接他回家， 中午他就买个简单的三明治在图书馆里吃。他总是 告诉我们，作为中国没落和崛起的一个见证人，他 有义务在他的有生之年，把他所看到的一切、所研 究的一切写下来，留给后人。
一个 80 岁的老人如此用功，让我们全家都非常 感动。有一天，我发现他书案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 纸，上面写着“老牛明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奋蹄”。 这确实是父亲自我鞭策、奋斗不懈的最佳写照。
这段时间，我和父亲有了更多的接触。他对中 国的爱，非常明显地显露出来。尽管父亲还是言语 不多，沉默寡言，但是提到中国的时候，眼神里总 是流露出悲伤和怀念。他一直期望家人中有人能够 回到中国工作。但是哥哥比我大 26 岁，定居美国多 年，因此他对哥哥的回归已经不抱期望。因此，他 总是在问我：“是不是有机会把你做的最先进的研究
带回祖国？”而年轻的我，总是无法深刻理解他的感
受。
在读博士的那段日子，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的
机会降临了。北京信息工程学院的苏东庄教授为中 国申请到一笔联合国基金，那笔基金可用于专门为 在计算机领域落后的国家提供帮助。老教授在学术 期刊上看到我的名字，知道我是在美国长大的台湾 小留学生，在计算机语音识别方面做出过成就，因 此他辗转找到瑞迪教授，希望让我去一次中国，给 研究信息技术的人们讲课。就这样，我开始准备我 的中国大陆之行。
一个 28 岁的青年，将要第一次回到自己的祖籍、 自己真正的故乡，我的心情既激动又兴奋。虽然父 亲总是对祖国怀有深深的感情，但是我毕竟从未在 中国大陆的土地上行走过，当时我对中国内地的了 解，和很多美国青年一样非常模糊。
念博士时，我接触过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 他叫沈为民，比我大 7 岁左右，是下乡之后才考上 大学的，后来他经过艰苦的奋斗，才来到卡内基·梅 隆。他有几件事情真的让我惊叹不已，印象最深的 是，当我们大家都在计算机上写程序的时候，只有
沈为民并不急于上机，他把一行行的程序写在纸上，
反复地看。我们非常惊讶，问他，“天啊，你怎么不 在计算机上写？”他说，“在中国，我们都是这样的， 我们没有那么多计算机啊。所以我们都是写在纸上， 然后老师给我们修改程序。”我当时非常震惊，因为 把程序写在纸上的做法，我闻所未闻，更不敢想象。 沈的勤奋和努力也让我们感觉到惊讶，他克服了很 多语言环境的因素，最后拿到博士学位。除了感叹 于沈的勤奋外，我也朦胧地感觉到，中国的计算机 科学还比较落后。
1989 年的上半年，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大连机 场（飞机因天气原因先降落在大连，然后我坐火车赶
往北京）。我眼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人们的着 装很朴素，四周的建筑也很灰暗。第一次，中国大 陆的面貌呈现在眼前，无论是建筑、马路，还是街 上的自行车，都是灰色的、陈旧的、落后的。它带 给我这个年轻人太多的感慨。
在北京信息工程学院开设的课程，也吸引了很 多中国的知名计算机专业的大学教授和学生，以及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们同时邀请我
在各个机构讲课和演讲。因此，我一共在中国开了 四个星期的课程。每一次讲课时，各个学校的学生 都会赶过来，他们对世界先进的技术非常好奇，听 课的时候专注之极，尽量把每一个字都记在笔记本 上。和他们的交流过程中，我知道他们没有渠道了 解更先进的技术发展，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