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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找到几个聪明的中国员工，担心地说出自 己的想法：“如果我带你们去中国进行招聘，你们的 老板会不会感到不高兴啊？”那几个员工的表现几 乎一模一样，他们立即露出诧异的表情，“怎么会？ 这对整个公司来说是好事，我们的老板当然不会阻
拦！”
已经习惯了以前公司部门之间争抢人才的我， 遇到这样大度的公司，一时间竟然转不过弯来。也 许，这就是我感受谷歌文化的第一步了。
最先分配给我的是两个产品经理，一个是聪明
绝顶的郭去疾，一个是周密精干的俞可。郭去疾毕
业于科大少年班，早年做过我的学生，后又经我推 荐去斯坦福读了 MBA，他长得圆头圆脑，经常有精 灵古怪的主意。而且他很有战略眼光，我们在讨论 的时候，别人常常还没想清楚问题，他就兴奋地说： “啊，我知道了！”
而俞可则是一个聪颖腼腆的产品经理，他的求 学经历可以说非常奇异。小时候，他从北京移民到 巴西读完了中学，之后去了美国得州大学读计算机 系，最后在斯坦福完成了硕士学位。当有些人看到 他的履历表时，都会惊呼：“哇，你是中国人，又在 巴西和美国长大，那你的乒乓球、足球和篮球肯定 都特别好！”他就害羞地一笑，说：“哪儿啊，我是 中国足球的水平、巴西篮球的水平、美国乒乓球的 水平！”对方听了这样的回答，总是禁不住哈哈大笑。
后来，我又从 IBM 雇来陶宁，从别的部门“借” 来 Ben 陆、朱会灿两位工程师。我们 6 个人加上周 红，组成了谷歌中国最初的阵容。
周红是个非常典型的谷歌人。她讲起话来很有
条理，总是念念不忘谷歌的价值观。由于进入公司
很早，她有一大箩筐关于谷歌的故事，经常讲着讲 着就露出甜甜的笑容。
和所有的谷歌人一样，周红有着天才一样的经 历。从小进入科大少年班，18 岁到美国留学，在斯 坦福读完博士之后就进入了谷歌。尽管在谷歌得到 的财富足以让这个 32 岁的年轻人“提前退休”了， 但是一听到和我回中国，她迫不及待地加入了进来。
Ben 陆，原名陆韵晟，我们都习惯叫他 Ben 陆。 他在上海出生，香港长大。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 后，他又直接考上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也在谷歌 工作了好多年。Ben 陆看起来非常内向，总是一副 特别认真的样子。他回到中国后，和一个叫 Dan 的 男孩共用一间办公室。别人总是取笑他们，“一个 Ben，一个 Dan，合起来不正是笨蛋吗？”
后来大家才发现，Ben 陆其实一点也不“ 闷”， 他实际上是个相当有激情的人，而且敢于向权势“挑 战”。当谷歌中国的声音不能通畅地传达到总部，或 者中国工程师遭遇不公待遇时，总是他，敢于写“义
正词严”的邮件——“路见不平一声吼”。
朱会灿“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大，但其实比我 年轻多了。这个美国加州大学的博士，已经是公司 里做过项目最多、最资深的华人工程师了。因此， 谷歌中国公司的工程师都管他叫“老大”。后来，朱 会灿在我的劝说下回国帮我带初期的中国工程师队 伍，成为某篇文章中所述的“谷歌中国的 7 个师叔”
之一。
陶宁是北大毕业的才女，在微软做过 Windows 产品经理。当年在著名的 Windows98 发布会上，吴 士宏从法拉利里跳出来的一幕，就是陶宁一手策划 的。加入谷歌后，因为人手欠缺，所有产品和销售 以外的工作，从市场、公关、招聘、人事、政府关 系到日常公司运营，她都一手承担下来。
在谷歌中国的初建期，我们 7 个人成为谷歌中 国的全部员工，并负责所有的招聘事项，包括联络、 宣讲以及制作 PPT、复印考卷等一系列繁琐的工作。
那是一段既紧张又快乐的日子。一开始，由于 我的“兵”全是在美国生活多年的天才，我几乎忘
记他们对中国大陆都已经很陌生了。
在我们走访第一所高校清华大学前，我对周红 说，“你帮我安排一下，去见见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 主任吧。”周红面露难色地说：“开复，我离开中国
已经 15 年了，我不知道怎么安排”我这才意识到 招聘工作可不是我想象得那么简单。我笑了笑，拿 起电话拨打 114，然后查出清华大学的电话，这样 一步步找到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电话，并找到系主 任的秘书，最终安排了见面。
我和系主任在微软期间见过面，所以当我们会 见结束，他说：“开复，让你的车开上来接你好啦。” 我笑着说：“我现在没有车啊，我们是打车来的，现 在也打车走！”系主任睁大了眼睛，似乎不敢相信。 他拍了拍我的肩，眼神里似乎在说：“哇，这还是以 前那个微软的大老板吗？怎么现在居然出行都要打 车了！”
我暗笑，心想：“我不但打车，我还是周红的秘 书呢！”
全国规模的招聘马上大张旗鼓地开始宣传了，
而我也开始了人生当中最密集飞行的日子。每一天
或者每两天飞一个城市，下午先做有关谷歌的宣讲， 晚上再进行题为《选择的智慧》的演讲。而郭去疾 和俞可总是分别飞到下一个城市，将各项工作准备 妥当后，再等待我飞过去和他们会合。就这样，我 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空中飞人”——不在机场，就 在去机场的路上。
在我的招聘之行中，我再一次感受到了中国大 学生的热情。第一站，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场面之 热烈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一个容纳 3 000 人的礼 堂早就爆满；而礼堂外面还有 3 000 名学生被挤在门 外。当距离开场还有 1 小时 40 分钟的时候，西电礼
堂的门口已经排了两个近 100 米的队伍。后来有学 生告诉我，队伍最长的时候是下午 6 点半前后，超 过 500 米，甚至还有人是从洛阳和杨陵赶来的。
后来，队伍终于失去了秩序，因为太多的学生 想进入会场，结果把西电礼堂的大门给挤坏了。当 时情形十分危险，幸亏学校紧急安排了“实况转播”， 让场外的学生也能听到我的演讲，才化险为夷。从
此之后，在其他城市演讲之前，我都会提前告诉校
方最好做足安保工作，不要再出任何意外。 在之后的演讲中，为了控制人数，一些高校实
行了凭票入场的制度，学生们需要拿到校方提供的 免费票才能进入礼堂。但学生们又想出了新招儿， 自己用扫描和打印的方式做出了和真票一模一样的 “高仿真票”；完全能够以假乱真。于是又出现了新 状况，拿仿真票的学生占了拿真票学生的位子，而 拿真票的学生一般又会来得较晚，到了现场以后才 发现位置早就被抢坐了，于是情绪激动。新的混乱 就这样产生了，校方不得不赶紧加派人手解决争端。 每场演讲前的礼堂里真称得上热火朝天，听讲座的 热情火热，吵架的情绪也火热。
所以现在，我无论做有关谷歌的演讲，还是给 学生做励志方面的讲座，我都希望校方能安排面积 最大的场地，以满足更多学生的要求。
我清楚地记得这样一幕，那是在上海交大。当 时我刚刚走上讲坛，就听见台下发出了一片惊叹之 声。“怎么了？”我心里暗暗地想。这时台下一个学
生大声说：“李老师，你瘦啦！”噢，我明白了，原
来是太久没有和大学生们见面了，而官司又让我经 历了一次急速瘦身，所以形象变化太明显了。
我走到话筒前，微笑着说：“刚才我听到有人说 我瘦了。我想问问现场的朋友们，谁想知道我减肥 的秘方？想知道的请举手！”现场刷的举起了无数只 手。我点了点头，说：“好的，看来大家都很想知道， 那我告诉你们，想迅速瘦身，让微软告你好了！”在 场的听众哄堂大笑，我也笑了。
此时此刻，我百感交集。从 2000 年开始，我就 把自己的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帮助中国大学生，为他 们答疑解惑当中。当微软与谷歌的诉讼把我推上法 庭、漫天的误解和谎言报道铺天盖地的时候，我曾 一度以为自己不能够再以这样的形式和学生对话了， 我也曾认为这些让我蒙受委屈的报道会让我失去学 生的信任，而这将是我最痛苦的事情。但眼前的场 面告诉我，所有的一切，真的已经过去了。我依然 可以站在学校的讲坛上，为我喜欢的公司招聘，为 我热爱的学生们做“人生导师”，为他们答疑解惑，
为他们指点迷津。我为还能拥有这种幸福而感恩。
2005 年 9 月中旬到 10 月中旬，整整一个月， 我和我的团队穿梭在中国十多个城市的校园里。那 段日子里，我每天 5 点起床，6 点出门，8 点坐上飞
机，11 点到达校园，跟学校领导和一些学生 见面 ， 下午演讲，晚上继续演讲，23 点到酒店登记 入住 。 如此循环往复。
虽然辛苦，但我很满足。我可以深深感到谷歌 这个品牌的强大吸引力。每一次演讲都是人员爆满。 在安徽大学，校方安排的演讲地点竟然是一个露天 大操场，当晚整个操场都密密麻麻坐满了同学；在 武汉大学，演讲是在一个 5 000 人的礼堂，我去洗 手间的时候，竟然看到几名同学从洗手间的窗户翻 了进来。也是在武汉，我的同事，从总部借调来的 研发总监李文飙，跟在我后面一起进入会场，但却 没想到他被拥挤的人群挤得摔倒在地。后来他告诉 我：“我看到是几位女生所以就让她们先走，没想到 她们力气那么大！”
尽管每天的工作非常辛苦，但是我们所有的人
都乐在其中。同事中的年轻人看到我每次下飞机时
都疲惫不堪，在路上睡得东倒西歪，就很担心我作 演讲的时候没有好状态。不过，拿他们的话来形容 就是，我总是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去酒店洗个澡， 换身衣服，马上就恢复到精神焕发的状态。当时一 直跟随我做高校宣讲并进行实时采访的《大学生》 杂志社编辑王肇辉对我说：“开复，你是我见过的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