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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套，噌地上了房，然后一拽，可怜的黑子，竟呜咽而绝气。
我还记着他的话：猫狗九条命，可不容易往死弄。他在房上得意地说。
后来，大家都知道，中国出了个“于洪信事件”。文件上说，于军长拔枪打政委（为什么事我忘了），然后撒腿逃跑，围追堵截，无路可走，最后自杀在麦地中。
现在回想，“大营子娃娃小营子狗”，这话确实深刻。三十多年过去，我一直忘不了，就像什么很有嚼头的食物，余香留齿，回味无穷。
我对这句话的体会，首先是在教育方面。
过去，读福柯的书，如《规训与惩罚》，我印象最深，是他对训练的强调。我们称为“教育”的东西，他叫“训练”。这个词，法文原作surveiller，乃“监视”之义，英译本把它改成discipline，是根据作者本人的建议。它是“纪律”一词的动词用法，刘北成把它翻成“规训”，是为了表达其复杂含义，词儿比较怪，常让我想起“闺训”，但已被读者接受。军队是“训练”，监狱是“训练”，医院是“训练”，学校是“训练”。随时随地都是“训练”，当然也包括“监视”和“惩罚”。他的话真难听，但话糙理不糙。其实，从“畜生人类学”的观点看，也可以叫“驯化”（domestication）。说白了，就是我们不仅驯化动物（小到笼中的八哥，大到林中的大象，还有我们称为“永久朋友”，其实是“永久奴隶”的六畜），也驯化人，包括我们自己（这可是咱们人类最厉害的一招）。比如，就拿大象来说吧，我们人这么矮小，它那么巨大，人怎么制服它？很简单，一是用香蕉喂，二是用棍子扎，软硬兼施。同样，我们对人的制服也是用类似手段。文明表达是“恩威相济”、“赏罰并行”。古人视异族为野蛮（戎狄蛮夷），“与禽兽何异”，而把入居中土叫“归义”或“归化”，其实就是把他们当驯化了的动物。中国话叫“畜生”，意思是养在家里的。现在国际上，各国移民局在通关的地方都设有“国内”、“国外”两个通道，所谓“国内的”（domestic）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家养的”和“驯化的”。古人看异族是如此，看小孩也是这样。甭管“人之初”是“本善”、“本恶”，“苟不教”总是罪过。在他们眼里，这样的孩子，也是“与禽兽何异”。黑子的可爱在其任性，可恨也在其任性，我们该如何掌握分寸，这简直是哲学问题。
我之为人父母，获得育人资格，是在“文革”还没结束，甫即“小皇帝时代”的重要历史时刻。从那以来，凡是和我一样，领了独生子女证的人，和我们的父母可大不一样，第一是好吃好喝好享受，要星星不给月亮，有求必应；第二是追求高分名校出国留学，老师煽着家长，家长煽着老师，从上到下，领导和舆论助威，揠苗助长，督着催着，一刻不时闲，惟恐比谁落了后。里面是阳光普照，外面是风雪漫天。所谓“胎教神童”、“早智开发”，老师写小本，家长当监工，这些堂而皇之、荒而唐之的作法，就是打那个时期冒出来，一发不可收，谁也挡不住。我们一方面给了他们太多的教育，一方面又根本没有教育（没有教育的教育也是教育）。就像猪圈中长大的黑子，面前只有饭来张口的狗食盆，外头只有凭耳朵猜测的大世界。本来我们都发誓，对孩子，那是绝对不能动一个指头，但结果怎么样，却是你哄我打，我哄你打，打完了哄，哄完了打，政出多门，信号混乱，把他们幼小的心灵搞成一锅粥。有时，还要加上很多他们听不懂的大道理，就像宠物爱好者跟她们的猫狗喋喋不休。越热越出汗，越冷越打颤，恶性循环没个头。黑子从小就不懂“待客之礼”，我们怪它，它怪谁呢。
大营子娃娃小营子狗（3）
军队是人类驯化的象征，号令就像给狗发出的信号。我在北大讲《孙子兵法》，每念到下面这段话，都会愧悔交集，想到人生的失败：养狗养狗不成，教子教子无方。两千年前的声音令人震撼：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谿，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譬如骄子，不可用也。
“大营子娃娃小营子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还有一个刺激是来自文学典型，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身边就有，崩管上哪儿都不难碰到的普通人（“小人国里尽朝晖”，请勿对号入座）。比如《红与黑》中的于连。于连的悲剧在哪里？就在他舍命追求的东西，也是他恨之入骨的东西。他出身卑贱，满腹怨愤，偏偏还要混迹贵族圈子，跻身上流社会。这种人的心理就很值得研究，很像怯生生又狂吠不止的“小营子狗”，发自生物本能的欲望特别强烈。他们仇恨贵族，鄙视贵族，但又羡慕贵族，嫉妒贵族，有才能，也有干劲，但更大特点是欲壑难填，野心十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们并不满足于阿Q的朝思暮想：抄两把椅子，困一下吴妈，革命理想在“二巴”，而是觊觎着最高权利，财富和名声，一样不能少。要睡，那也得睡市长夫人、侯爵小姐。只有从高贵女人身上，才能得到起码的满足——满足其阶级仇恨的发泄。这种力量太大了。按过去的说法，这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基本动力”。有人说，如果希特勒不跟他们班的犹太同学怄气，他的画也有人欣赏，二次大战就爆发不了。
小时候学《曹刿论战》，我们都知道，“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也知道很多统治者会昏聩到“何不食肉糜”。毛主席说，“唯卑贱者最聪明”，我深有同感。但我们从这些“聪明人”身上，却不难发现，受虐变施虐，是一场“翻身的悲剧”：可怜媳妇熬成婆，又拿媳妇来出气。特别是他目睹黑暗太多，养成狱吏式的性格。昔为顶头上司，今为阶下囚犯，如果落在他的手里，那是可想而知。
人和狗不一样。老师说了，人是见多识广才厉害，狗却正好相反。它让我想起小时候我们院的一条狗。那年，苏联卫星上天，加加林带了条狗，叫“莱伊卡”，名气很大。我们院的孩子从农村偷了条狗，给它起名，也叫“莱伊卡”。它初来乍到，成天乱叫，搅得四邻不安，众怒之下被抛弃，只好乞讨为生，到处流浪，见人太多，连叫的本事都没有（这种“丧家犬”，台北很多）。可见人的能耐，和狗正好相反。
项羽打不过刘邦，有它的道理。
穷人斗不过富人，也有它的道理。
前不久，我翻过一本摊书，叫《小人研究》，孙建波等著，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出版。此书说，在咱们中国，小人的土壤特别深厚。原因是什么？我真没想到。它说，因为咱们有科举制。我想，这话还真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咱们中国以科举立国，关键就在，它和贵族制度是反着来，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这对“秀才造反”是正面引导）。我们的小说，我们的戏剧，经常都有个happy ending，说有个寒酸书生，来自穷乡僻壤，历尽千辛万苦，进京赶考作大官，翻身只在一夜之间。
于连的野心，在我们这儿特别容易实现，难怪范进会发疯。
在动物世界的物竞天择中，有些动物长于追杀，如虎豹豺狼（它们吃肉）；有些动物长于逃跑，如驼马鹿羊（它们吃草）。逃和追，虽然也要父母训练（不光我们人类会教育，动物也会），但几乎已成本能（像人类一样，动物的本领是先天就有还是后天获得，常常难以分辨）。它们对自己的对手极为敏感。后者是略有动静就跑，前者是一旦出现就追。
烈马的烈，是因为胆小害怕，比较明显。虎豹的凶，却好像肆无忌惮。它们藉声势之威猛，肆爪牙之坚利，足以搏杀比它们更为高大的动物，没错。可是，我们要知道，恶虎之恶在于饿，它们也有它们害怕的东西。它们比它们的猎食对象更难耐肠中寂寞，它们也比它们的猎食对象更没有食物保障。追击搏斗会耗尽其能量，空无斩获又意味着死亡。
它们常常孤独而恐惧，
小心翼翼地潜伏，蹑手蹑脚地跟踪，
忍耐，等待……
一切为了肚子。
语云，唯怯懦者最残暴。
动物凶猛，因为害怕。
2002年3月3日写于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
【附记一】
于洪信事件对临河人震动很大，但很多做“文革”史的都不清楚，问谁谁不知。只是后来打电话，问一个熟人，当时在“前指”驻临河的医院工作，才知道点来龙去脉。据说，他有作风问题，搞女人，居然搞到“太岁”头上去了，惹出大祸，因而开枪打准备处理他的政委。政委有军事训练，一个骨碌，滚到床下，老婆被打死。我还记得，老乡管那个医院叫“毛驴圈”。他要了不少狗的命，但自己也送了命。
【附记二】
我戏称为“畜生人类学”的这门学问，其实是属于比较动物学和动物行为学的范畴，即很正经的学问。如奥地利人康拉德·劳伦兹（Konrad Lorenz，1903－1989年），他的著作就是代表作。1973年，康氏曾与其他两位科学家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他的系列著作，如《所罗门王的指环》、《狗的家世》、《攻击的秘密》和《雁语者》，近有中国和平出版社1998、2000年出版的中文译本，可参看。康氏把他从动物行为中观察到的现象运用于人类，认为这是人类自我认识的重要途径，对我启发很大，特别是他对攻击行为的研究。比如从对海鱼行为的观察，他得出结论说，“除非受饥饿的影响，它们只对同类的鱼发出猛烈攻击。我从未见到不同种类的鱼互相攻击，纵使它们天生都极富攻击性”，“猛烈的攻击行为几乎只出现在色彩鲜艳的种类身上”，就对了解我们的“窝里斗”很有帮助。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