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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见过你了。妈妈说不定在家等。”
“现在你已是成人了，法院也管不着我见你。”他霸道的口气一点不象作父亲的人，倒象我的一个哥哥。看完电影，他固执地领我上了城中心的最高点枇杷山公园。
在公园的最高点红星亭里，我想同他一起上这儿来是对的。夜幕垂下后，公园里的人比在街上逛商店的人减少些，山城灯夜，从城中心这边来看，完全不同。
上半城下半城万家烁烁灯火，一辆辆汽车在黑夜里，只看得到车灯的亮光，如萤火虫，断断续续地绕着的马路盘旋，点缀着起伏跌荡的山峦、高低不一的楼房，长江大桥两排齐整的桥灯横跨过江，伸延进黑压压一片的南岸，船灯映着平静下来的两江江水，波光倒影，风吹得水波颤颤抖抖，象个活动的舞台。
6
我生父对我说了很多话，我听着，抱着那段蓝花布，与他保持着距离。而他总想离我近一些，表示亲昵，但手却不敢真的伸过来握住我。当我们坐在一个稍微清静一点的石头长凳上时，我仍尽量与他隔开一段距离，我对他身体的亲近很反感，他不久也放弃了这打算。他身上酒味不多，随风吹过来的，是一种便宜的硫磺香皂味。说实话，我喜欢这气味，不好闻，但清爽。他的手指专门修剪过，长长细细的，跟我的手指几乎一模一样，手背上有一些疤痕，指甲也不如我的规整。他的头发不多，白发隐在黑发里，不注意就看不出来，细算一下，他不过才四十三岁，怎么就很显老了？他说话时眼睛有神地看着我，声音清晰。我把眼睛转开，单听声音，可以认为这个人还年轻。
他与母亲分开后，找了个近郊县份上的农村姑娘草草成了个家。在结婚之前，他找到母亲做工的地方，母亲不愿见他，关着宿舍门。他和她一个在门外，一个在门里，隔着一层门板说话。他说了个日子地点，说他必须见女儿一面，以后他就做农村人家的上门女婿，离城市远了。没见得成面，他留下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蚊帐，还有一袋吃的，就走了。
母亲背着二岁的小女儿，爬上渡船上面那坡长长的石阶。看见他站在朝天门废弃的缆车道边。他说他找了个农村姑娘，没啥话可说，只求个老实厚道。那意思是如果母亲还对他有半点留恋，如果母亲说个不字，他就打消结婚的念头。但母亲只是连连说，“好呵好，好好去过日子！”母亲很客气地谢谢他送到山上去的蚊帐和食品，然后背着小女儿就要走。他伸过手握住母亲的手，他想让母亲和他一道走，到那个新民街的房间里去。
母亲不去，不仅不去，而且解下背带，说，“你不是要看这个小人吗，你看好了，不仅看，你拿去，你也没有理由要求见面了。”
母亲把小女儿放到他的手里。转过身就走，连头也没回。
他把女儿搁在枕木凸凹的缆车道上，女儿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声音尖细充满恐惧，边哭边喊妈妈，在地上拚命往母亲走的方向爬。他就看着女儿哭，不理睬。那么喧闹人来人往的地方，那么多轮船汽笛鸣叫的地方，母亲也听见了小女儿细微的哭叫，赶紧走回来。
他笑了。
母亲生气了，从地上抱起小女儿。
“你看，女儿根本不要我，她只会喊妈妈，不会喊爸爸。我想要也要不成，”他打趣地说。把女儿重新抱上母亲的背上，替母亲理好背带，他把一顶崭新的墨蓝花外绸内绒的帽子戴在女儿小脑袋上，说：“风大，不要让她着凉。”
母亲说：“你放心，再大的风也吹不坏她，她命又贱又硬，不会死的。”
这才是母亲与我生父的最后一次见面！不可逆转的命运，用我的凄惨的哭声打了个句号。母亲再一次放弃了选择，其实命运没有提供任何选择，她知道。她背着我下石阶去渡口，正是长江枯水季节，江不宽，沙滩和石礁漫长地伸展到天边，泥沙滩一踩一个坑，沙粒往鞋子里灌。她抓紧背带，弯着身子，步履艰难，江边的风刮着沙粒扑打着她的脸她的头发，这是一个不能再冷的冬天，比没有吃的最饥饿的那几年，比她的第一个丈夫饿死的那个冬天还要寒冷，还要绝望。
而我的生父这时站在石阶顶端，冷风刮着他瘦瘦高高的身体。那么多人从他的身边上上下下，急着去赶车坐船。他的身影消失了，再也看不到了。他其实是个缺少疼爱的小青年，从母亲那儿他得到了感情，加上他救了这一窝子饥饿得发疯的孩子，得到由衷的感激。他可能一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如此重要，如此被需要，于是他让自己陷入恋情中，不能自拔。
谁又能说得清楚，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喜欢就是喜欢，有时候就是没有任何具体的理由，更不用说爱一个人了，爱就是爱，别的人不可能理解。包括我这个作女儿的，我不也正在偷偷爱一个男人，爱得同样无情理，不合法。别的人会认为很肮脏。
可是连我这样一个不愿循规蹈距的人，也没能理解他们的偷情。我，母亲，生父，我们三人在茶馆坐一起时，在我眼里是那么不和谐，尴尬极了。他和母亲使我出生在世上，却给了我一生的苦楚，他们俩谁也未对我负责。
我和他走下枇杷山陡峭的石阶，漆黑的夜空升起漂亮的焰火，若隐若现地映出山上山下树木房屋，簇簇团团的流星雨，象天国里奇异的花瓣花蕊，向这座城市坠落下来，向我们头上抛撒下来。顺着马路，一直往两路口缆车站走，满天都是焰火，鞭炮炸得轰响。这时，我对他说：“我不愿意你再跟着我，我不想再看到你。”
他没想到我会说这样的话，脸上表情一下凝结住了，看起来很悲伤，就跟那部外国电影里那些面临船沉，逃脱不掉，注定要死在茫茫大海中的人一样。
我不管，我要他作出保证。
他保证了，他点头的时候，眼睛没有看着我。
经过剪票处，他要送我，我坚决地说不用了。随着人群跨上缆车，我坐在靠后边上一个位子，手里紧紧抓住他为我扯的那块蓝花布。他仍站在剪票口的铁栏杆前。载满人的缆车沿着轨道徐徐下滑，他向我挥手，我想对他挥手，却止住了自己。为了不去看他，也不让他看到，我掉过脸去瞧缆车道旁山腰上怪模怪样的吊脚楼、歪歪斜斜的木板房，那些窗子里透出的灯一闪一眨，随时都会熄灭似的。缆车不一会儿就到了山下，出口对着这城市最大的一个火车站，人山人海，一个喧腾的大火锅。
母亲没有睡，她在等我，给我开了门，放心地舒了一口气，重新回到床上。父亲的布鞋在床下，脸朝墙躺着。看见他们，我心里突然很冲动，很想走过去。我想起了与父亲相依为命度过的所有日子，我是那么想拥抱父亲，那么想被父亲拥抱。至少仔细看看父亲，我觉得自己从来都没有象一个女儿那样端详过他。
架子床只有母亲翻身的响动，父亲一定睡着了。我在堂屋尽量轻手轻脚擦洗脸和身子，去天井倒掉水后，母亲从床上抬起身，低声对我说，“早点睡吧。”我就出了房门，穿过堂屋上了阁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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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1
我一直都有记日记的习惯，记的都是我第二天就不肯再读的东西，在我看来记日记不过是懦弱者的习惯，孤独者的自慰，便把日记本抛开了。可是没过多久，又开始旧病重犯。
但是我在阁楼里，记昨天见生父，只有二行字：茶馆，馆子，电影院，枇杷山公园，缆车，过江，回六号院子，睡觉。
没有提一个人，记日记保密是无意中学会的，不是由于文革中许多人因为“反动”日记送了性命，而是我知道这种见面不能让家里人知道。父亲知道了，怎么想？姐姐哥哥们知道了，怎么想？母亲知道我对待生父的一些细节，怎么想？
避开总是对的，反正我也不想记住那些细节。
第二天，我见着父亲，什么也没表示，什么也没说，昨夜那股冲动早没了。睡眠真是个奇怪的过程，象一次死亡接着一次新生，过滤掉了痛苦，榨干这种那种的欲望和情感。我把蓝花布拿下楼交给母亲，母亲接过去后，我就做自己的事去了。家里哥哥姐姐都回来了，房里房外挤进挤出。院子里的邻居，似乎每家都来了亲戚，热热闹闹。母亲心神不安，好不容易瞅到一个只有我和她在屋子里的机会，她说：“那布等一会，我带你去石桥广场，找裁缝给你做件新衣服。”
“那是他给你扯的。”
“不要骗妈了，我当然晓得，”
我不理母亲，专心剥大蒜皮。
“他对你好不好？”母亲与我提生父总是用“他”，母亲不会不知道他对我怎样。她这么说，是要我承认生父，是想与我谈他，现在终于等到有一个人和她说她心里的人了。她热切地望着我，等着我回答。
我说，“一般。”一副不屑谈，也看不上的样子。我并不惶惑，一个提供精子的父亲，一个提供抚养的父亲，我知道哪个更重要。
母亲在屋子里东磨磨西蹭蹭，过了好大一阵，说不带我去找裁缝做衣服了，裁缝收费贵，还做得不满意。她拉亮灯，将桌子擦得很干净，把那块布铺平，洒上水。拿出剪子尺子粉饼后，她嫌桌子不够宽，又把布移到架子床上。
给我比了尺寸后，她问我做衬衣呢或是做套冬天棉袄的对襟衫。不等我说话，母亲自做主张，说夏天已过，还是做对襟衫吧！她仍旧是那个一意孤行，不用听我想法的母亲。
母亲用白粉饼在蓝花布上划着线条，她说，你大概不知道，生父当时在法院认了每月给你十八元，每个月付，直到你十八岁成年为止。每月按时寄钱来，没拖延过，后来二姐教书了，就把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