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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夺权，张春桥马上想起了一九六七年二月廿四日，毛泽东把上海市的临时权力机构正式定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时，对他讲的话：“从上海掀起的夺权风暴，是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的真正革命，比新民主义革命的意义要深刻得多。你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红秀才可是要好好地作文章哪。现在最大的关键，是要把革命队伍里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上海要做这个工作的带头人。对于你们的夺权，我们的敌人肯定是要攻击和造谣的。我看，让他们骂上一个世纪他们就不骂了。那时我们的这场革命的意义就会得到举世的公认。”
对上海的夺权斗争，毛泽东亲自指示，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进行了祝贺。张春桥至今记得里面的内容：“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们的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那时的张春桥，面对全国各界的欢呼和学习，是何等的风光呀！
公诉人讲到这里时，特意看了看张春桥。张春桥像是睡着了，身子稍微有点摇晃。其实，他是为他陷于回忆中的精彩而得意忘形呢。
马纯一继续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张春桥指使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第一次推向社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一九六七年四月至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张春桥多次诬陷人大常委委员长朱德是‘大军阀’、‘老机会主义者’。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张春桥指使王洪文、徐景贤等人编造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污蔑陈毅‘投降帝修反’，‘为复辟资本主义而大造舆论’。同时，搜集编造了诬陷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聂荣臻、李富春、谭震林等人的大量材料。一九七四年十月，张春桥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密谋策划，诬告邓小平等人搞篡权活动。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张春桥又以‘天安门事件’为借口，诬陷邓小平是‘纳吉’，给再次打倒邓小平定了调子……”
张春桥的额头上，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在闪光灯的照耀下，发出黄喇喇的明亮。但是他的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使人们很难猜测他的内心究竟是在想什么。他的两条腿在不停地交换姿势，支撑着他那瘦弱的身体。
他的耳旁，响起了毛泽东对他和江青的称赞：“江青、张春桥他们在反对刘少奇和林彪的斗争中，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是作了决定性的贡献的。他们在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好的，有功劳。但是不能背上包袱。背上包袱就要骄傲。他们的问题主要是骄傲的问题。这不好，要和大家团结在一起。这样才能争取更大的胜利……”
现在他们所干的，离毛泽东的要求，相去何其远也！
“被告人张春桥出于篡党篡国的反革命野心。对于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千方百计地进行残酷的镇压和迫害。文化大革命中，在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的指使、策划下，上海市有十七名市委书记、常委和市长、副市长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市长曹荻秋，副市长金钟华被迫害致死。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他直接操纵和指挥‘游雪涛小组’，专门从事跟踪盯梢、绑架、抄家、监禁、秘密刑讯和搜集情报等特务活动，制造多起冤案，迫害干部、群众一百八十三人。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八日，他指使王洪文等人，制造了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伤残九十一人。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他与姚文元在济南支持王效禹制造省革委大院的武斗事件，拘捕、关押三百八十八人。”
坐在那里，张春桥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纹丝儿不动。这种功夫，好像经过了多年的修炼，已经老道精熟了。专门对他进行摄影的记者，偶尔可以看到他的眼睛不时地睁开注意观察着周围的反应。只有在这时，人们才可以觉察到他并没有与世隔绝，而是随时窥测着方向，只要有一个机会，他会像猛虎一样地向着他的对象扑过来的。
张春桥当然记得：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人民日报》报导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发表了社论，题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社论赞扬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执行毛泽东的革命‘三结合’方针，粉碎了所谓阶级敌人的假夺权阴谋，终于获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社论指出：‘山东的经验充分证明：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及时地识破阶级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实现军民配合，粉碎他们的假夺权、反夺权的罪恶阴谋。’”
这篇经过了毛泽东审读的社论，表达了毛泽东对以王效禹为首的革命委员会的支持。在这个新生的革命政权遭到了阶级敌人的包围和反对的时候，我张春桥给予坚决支持是理所当然的。这正是听毛泽东的话，照党中央指示办事的结果。他从心里这样想着，狠狠地骂了几句。只是没有任何人听见而已。
公诉人的声音继续在法庭里回荡着：
“被告人张春桥为了实现其篡党篡国的野心，早在文化大革命初，就伙同王洪文等人，以上海为基地抓武装力量。他多次布置上海，要武装所谓左派，改造城市民兵，提出‘要用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的口号，妄图利用这支武装力量，来支持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九七六年九月，在‘四人帮’覆灭的前夕，他给徐景贤等人出谋划策，策动上海武装叛乱。这样的赤裸裸的反革命罪行，难道不是你张春桥经过多年经营的结果吗？”
张春桥的嘴角咧了一下，随即鼻子哼了一声。
马纯一继续说：“上述的犯罪事实，都是张春桥直接犯下的反革命罪行，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被告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九十三条、一○一条、一○二条、一三八条，犯有阴谋策动武装叛乱罪，诬陷罪，反革命杀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在审讯过程中，张春桥态度顽抗，在大量的证据面前，拒不供认所犯罪行，请法庭依法从严惩办。”
公诉人终于讲完了没有人和他辩论的辩论词，嘈杂的旁听席上逐渐地安静下来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张春桥。他们希望能听到这位被郭沫若称为‘狗头军师’的声音，那怕是几句怒骂也可以呀。只见张春桥充满血丝的眼睛睁开了，他重重地喘了口气后，又闭上了眼睛。
审判长曾汉周拖着长腔道：“张春桥，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一八条的规定，你有陈述和辩护的权力，你有什么可以陈述和辩护的，现在你可以讲。”
张春桥的脸色没有丝毫的反应。整个大厅里静悄悄的，没有任何的声音。和刚才公诉人发言时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曾汉周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后，看了看手腕上的表，对张春桥说：“现在我们再等你两分钟。”
张春桥脸部的肌肉微微地抖动着，法庭里几乎可以听见他轻微的呼吸声。他额头上的汗珠在往下滚动，但是他连擦都不擦一下，只把他大腿的重心移了一下，以便继续坚持他那对抗者的姿态。
两分钟的时问，对张春桥来说，是那样的漫长。但是，对审判长来说，只是短暂的一刹。曾汉周终于拍板了：“被告人张春桥不作陈述和辩护，记录在案。现在我宣布法庭辩论终结。”紧接着，他又说：“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张春桥，你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你听见了没有？”
张春桥咬牙切齿地瞪了审判台一眼，对他的等待不予理睬。
“好，被告人张春桥不作最后陈述，记录在案。”曾汉周已经完成了他今天的开庭审讯。于是宣布：“现在闭庭，被告人张春桥等候对你的宣判。”
张春桥在法警的押解下，挺胸快步地走出了法庭。在他的眼里，这只是一场战斗的结束，他面前还有更加严峻的考验呢……
张春桥抬起头来，有意识地看了看天空。啊，万里无云，红日当空，本来是晴朗的季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呢？历史的老人，你该怎样地来写这段叫人伤心落泪和悲痛万分的岁月呢？他想放声地大哭一场，又放不下他那张脸来……
第二十四章 他翻开了《毛泽东选集》……
张春桥和江青在法庭上的态度，激怒了中央政治局的一些人。薄一波拍着桌子说：“我看不把江青和张春桥判处死刑，实在不足以平民愤。全国到处是一片杀声，我们一个不杀怎能说服了群众？特别是那个狗头军师张春桥，实在是坏得出奇了，这个家伙一定要杀。江青如果考虑到影响不杀可以，张春桥有什么功劳？半点功劳也没有！有的只是罪恶！小平同志，这个板可是靠你来拍呢。”
“别着急嘛，看看审判委员会的意见再说。”邓小平这时候是最能沉得住气的人。他知道自己的一句话足可以定下了他们的死刑，但是这几个人毕竟是在全国全世界，甚至在历史上都是最有影响的人，搞得不好，将直接关系着自己的形象和政权的稳固。稍微的过失，就会给将来造成不可弥补的后果。他不得不慎重。另外，他也知道，不管听了谁的意见，最后的帐，始终是要记在他自己的头上的。
邓小平的案头，就在张春桥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下午在军委会议上的讲话。那已经是一个历史文献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