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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变世界-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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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更愿意听专家的而非朋友的意见○7。他们并非赌徒,事实上,他们倾向于在
搏概率上保守,在搏技艺上大胆,在后者上,他们往往高估自己成功的可能性。
麦克里兰注意到,在别人把社会企业家看作冒险家时,他们自己并不是那样认为。
通常,他们只有在看到确实存在着相当的成功可能性,而关键成功要素系于他们
自身的技能的情况下,才接受挑战。○8 而且,与一般的推测相反的是,麦克里
兰断言,社会企业家的主要动机是成就感,而不是金钱。利润是重要的,因为它
们使社会企业家得以“清楚地认知”他或她的能力。○9 但是社会企业家真正的
满足,来自于能够使世界以他或她所愿望的特定方式发展。从诸多如上理论中,
德雷顿对自己有了认识。从哈佛毕业以后,德雷顿在牛津大学学习了经济学、公
共金融和历史,之后他上了耶鲁法学院。在那儿,他建立起了耶鲁司法服务,该
项目帮大学生们与六个州的立法者们建立联系,并帮助立法者们制定明智的社会
政策。在其巅峰时期,法学院的三分之一学生都加入了这个组织。在20世纪六十
年代晚期这段时间里,德雷顿在个人生活上遭遇了一系列不幸。他母亲琼因癌症
突然过世;他那如同第二个父亲一样的桑顿表哥心脏病发作,几乎失去交流能力
;而且,在1969年初,德雷顿不得不断绝了他和一个捷克女子的8 年的关系,他
是1960年去东欧旅行时认识她的。(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德雷顿
认为,如果他继续和那个女子和她的家人保持联系,将会使他们处于危险境地。)
德雷顿应对这些不幸的方式是,将他的精力和思想都集中在他最能控制的地方:
他的工作。“我把那些都埋葬了,”他告诉我说,“我什么都不再想了。”在20
世纪70年代的前5 年,他主要是在麦肯锡公司做公共事务(他说,“去了解体制
如何运作”),在休假时去斯坦福法学院和哈佛肯尼迪政治学院教书。作为一名
管理顾问,德雷顿将重点放在诸如住房、失业和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这类公共问题
上。他领导了一个小组,改造了康涅狄格的环保实施体制,解除了对造成污染者
有利的搁置诉讼条例——那是强制执行的主要障碍(其中有一些做法后来被纳入
美国的环保法规)。“德雷顿做每一件事,都试图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将他
招募进麦肯锡公司的卡特?贝尔斯说,“他教会了我去寻找那些不起眼的方法,
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德雷顿在康涅狄格取得的成就,加上他在政治方面的
关系——他参与了几次竞选工作——使他在1977年得到了环保署助理署长的任命。
这时,他开始推行“气层”。当我请德雷顿向我解释“气层”时,他说首先他得
提供一点有关污染法规的背景知识。“想像一家工厂,一个汽车厂,”他开始解
释,“它排放微粒和碳氢化合物,都是首要的空气污染物,坏东西。在那个工厂
中可能有一百个不同的工序释放空气污染物:喷漆车间,脱脂操作,等等。法规
体系的管理方式是:喷漆车间、脱脂操作和其他98个释放碳氢化合物的每道工序,
都要制定一个相应的控制污染的规则程序,而每一道工序的每一个规则程序,都
涉及长时间的行政过程:提议、评论、修改,等等。”典型的状况是,有一种规
则可能适用于全行业的喷漆操作间。与此同时,另一组人正在按照不同的时间表
为脱脂工序制定规则——它也是对付碳氢化合物的——但他们的重点是在一种不
同的工艺上。“结果就是,有一百个不同的规则针对同一工厂中的一百个不同的
工序制定出来,它们是一些不同的小组在不同的时间制定的,并没有彼此加以参
照。


第四章钢铁意志与如磐决心(5)


“于是,为了去除一磅污染空气的碳氢化合物,一个工序与另一个工序所需的花
费大不相同。花费相差一百倍是司空见惯的事。也就是说,在一个工序中要花费
一百元,在另一个工序中可能只需花费一元。”显然,如果你允许那家工厂做出
相反的选择,允许他们更多地使用“一元”方法,而停止使用“一百元”方案,
他们就可以节省好多的钱。这样会对他们产生很大的激励。随之而来的好处是,
可以在不同层次上降低所有减少污染的成本。降低成本,意味着降低政治上的阻
力,还意味着,可以消除在行使法规时不可避免的产生的诸多不正常的案例,诸
如要付出昂贵的政治代价的案例。“气层是使之成为可行的框架。最基本的想法
是,想像有一个笼罩在工厂之上的气层。在气层范围之内,工程师必须根据法规
限制废气排放总量。然而,他们可以就如何做到这一点向政府提出建议,在其内
部污染源之间进行调节抵消,只要最终达到政府要求的清洁标准就行。省下的钱
都归他们自己。气层并非一个新概念。经济学家就其益处已经争论多年了,但争
论一直停留在理论上。○101977年,当33岁的德雷顿到环保署就职时,他使它成
为现实。”我来到环保署时怀着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那就是,环境是建立在一
个政治上有缺陷而且日益衰败的基础之上的,“他解释说,”我在俄亥俄、康涅
狄格和纽约市都经历过‘环境反应’,这些地区都是在采取守势而而缺乏强有力
的推进。如果在基础的政治平衡上不能有所改变,而减少污染的成本不断增加的
话,不可避免的后果就将是,人类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污染的威胁。“根据德雷顿
的看法,要改变政治动态的关键是,使企业认识到,与污染做斗争,比与环保署
做斗争更有吸引力。方法之一是,给工厂的管理者与工程师——他们处于开发新
的控制污染技术的一线位置——提供经济上的诱因。”前气层“的管理制度不仅
没有制造这样的诱因,还制造了负面的诱因。”工业企业家最不愿见到的事就是,
有人找到了一种新的更好的方法来控制污染,因为,根据法规,他们就得掏钱去
实施它。“德雷顿解释说。气层不必局限于一家工厂。根据污染性物质的自然沉
降分布,一个气层可以包含一个州、一个国家,甚或是全世界的所有工厂。温室
效应需要在全球水平加以控制,因之需要一种体制,来鼓励人们在地球上的任何
地方寻找减少温室气体的机会:比如说,允许俄亥俄的一个公司去清理加尔各答
的一个烟气弥漫的工厂,或是保护洪都拉斯的一个森林来作为交换,而不必在俄
亥俄老家去做一件可能要花费十倍而意义并不那么重要的事。德雷顿相信,这一
体制,是可以使得市场按其规律自由运作的坚实框架。实施气层规划牵涉到许多
障碍。首先,必须把这个想法推销出去。许多环保主义者断然反对利用市场机制
来达到公共政策的目的。强硬派认为政府不应该考虑控制污染的花费。○11环保
署的做空气污染规划的许多人,都把气层看作对大企业的一种屈服。一些执法人
员则认为它对预算是一种威胁。然而,在1979年,气层与污染贸易被纳入美国的
环保政策。布赖恩?J ?库克在其《官僚政治与制度改革:环保署与排放物交易
》一书中,编年记述了这场战役,详细评述了德雷顿如何通过他的执著与顽强精
神,招募同盟者的能力,对细节的出色把握,使气层规划获得了胜利,终于将其
纳入机构体系,改变了环保署的运作方式,使他”不可撼动的“理想获得了一个
立足点。○12但故事并未到此结束。1981年1 月,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之后,
德雷顿离开了环保署。那年8 月,参院环境委员会的一位共和党参议员,还有管
理与预算办公室的一位共和党官员,和环保署人事部门的一位雇员,在私下通报
他,里根政府计划毁掉环保署。里根政府已经提出,在20个月的时间里将环保署
的预算削减三分之二,里根任命的新的环保署长安妮?戈萨奇还计划进行人事变
动,将环保署80% 的雇员解雇,降级,降职,或者调任,这将毁掉该机构卓有成
效的经验与关系的网络。○13这些细节都埋藏在那位参议员洩露给德雷顿的一份
3000页的预算计划,和德雷顿从人事部门掌握的成箱的档案中。德雷顿曾在环保
署掌管计划,当过预算总管,他理解里根政府计划的含义。”他们是要从根本上
拆毁关键的决策程序,他们在政策方面不可能获胜,于是他们就要毁掉那个机构。
这是很聪明的反击。如果你没有机构来行使政策法规的话,政策法规也就没有意
义了。“恰在环保署需要更多的预算来执行它的计划时,预算被削减了。20世纪
七十年代末期,国会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处置有毒污染物的环境法规,环保署的工
作负担实际上增加了一倍。然而,在戈萨奇的领导之下,该署的工作环境变得非
常郁闷,工作人员的年流失率高达32%。○14”我坐在那儿琢磨着所有这些信息,
“德雷顿回忆说,”我不喜欢冲突。为捍卫什么而斗争并不能使我冲动起来。我
喜欢建立起一些东西来,我职业生涯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建立市、州与
联邦政府的各级环保机构。而他们正在做的事实在是不合道理,是完全错误的。
“他与纽约时报的记者菲利普?沙别科夫取得了联系。沙别科夫写了一篇头版报
道。○15第二天,《华盛顿邮报》做出反响,也刊出一篇自己的头版报道。○16
于是,球滚动起来了。然后,德雷顿建立了一个名为”拯救环保署“的组织,并
开始建立起一个环境管理者的互助网络。他建立起一个同业检视事实委员会,很
快,该委员会就提出证据:由司法部强制实施的案件已大大减少,自愿遵守法规
的比率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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