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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新京报》的报道《人大禁外人上自习惹争议》版面
组织报道这个事情的记者和编辑，看来在理念层面是很清晰的，就是要客观地展示事实的各个方面，这很正确。当然，要求他们绝对不能有自己的些微倾向，那就过于苛刻了。
四、我国历史上一度存在的“客观主义”概念
谈到新闻的客观性原则，就不能不涉及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新闻和宣传领域使用过的“客观主义”的概念。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1948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华北《人民日报》关于自然灾害报道的批示中。这个概念是对新闻客观性理念的否定。
该批示涉及《人民日报》此前几天发表的一篇报道，内容是关于华北人民战胜灾害，取得丰收。报道很长，其中指出存在问题占了很大的比重。下面是中宣部《批示》的部分摘录：
该报道三分之二罗列各种灾害，“构成一幅黑暗的图画，使人读后感到异常沉重的压迫。华北全区今年秋收既然平均有七成，我们就应当着重从积极方面宣传战胜灾荒的巨大成就”。“应当说：忽视积极的鼓舞乃是我们宣传工作中所不许可的客观主义倾向的一种表现”。（黑体字原文是着重号）
“这种客观主义倾向更严重地表现在对于灾荒原因的分析上。三种灾荒，每一种的第一项原因都是‘长期战争’。……看到的只是所谓战争的罪恶，——此外还加上了土改的罪恶。……这只能从我们宣传工作中所存在的某种客观主义倾向来解释。”
这样，就在我们党的新闻报道中出现了一个否定性的政治概念——“客观主义”。现在新闻学界学术讨论中的“客观主义”，与这个“客观主义”完全是两回事。学术上的“客观主义”是中性概念，指新闻报道要坚持客观性原则这种认识或主张。而后者在当时的背景下，是批评性的政治概念。此后，你若在文章中罗列事实而没有观点，或者讲述了很多事实，但归纳的观点不符合上级的意图，很可能就会送给你一顶“客观主义”的帽子。从那个时候开始，“客观”一词在中国的新闻学中，是作为被批判的对象存在的，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改变对新闻客观性原则的看法。
我们应该知道，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这么一个对待客观性的传统，很长时间内对它是否定的，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是骗人的。在这个问题上，现在仍有不同观点，这是正常的，只是再不能把学术分歧与政治批判扯到一起。
那么，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是什么样子呢？我认为这个报道写得很不好，确实有问题，说明那个时候我们的写作水平是比较低的。这篇报道中关于“遭灾原因”的部分，是这么写的：
“第一，水灾之发生，一因连年战争，河堤失修，兽穴水眼，多处未补，河道淤塞水流不畅。二因山地开荒伐林，林山变成童山，不能防风蓄水，山水易发。三因今年七八月间天雨过大过多（三百耗，占华北雨量百分之五十以上）。四因敌人或明或暗破坏河堤，有此数因遂酿成今年大水灾。
第二，虫灾之发生，一因长期战争负担过重，与过去土改中政策过左，致农民生产情绪低落（现已逐步好转），土地耕种粗糙，甚或不进行秋耕麦耕，大批虫卵埋藏地下，未能晒死冻死，遇到今年雨多地湿，虫卵便生长繁殖起来；二因发现虫卵幼虫后，未能即时扑灭，使其得以蔓延起来。
第三，瘟疫流行，一因长期战争，人民生活动荡不安，营养不足抵抗力减弱，易于传染病疫；二因农村污物堆积，卫生工作太差，病菌易生；三因土改中误斗了不少药铺，致人畜有病，均无抓药治疗之处。
另外某些地区的领导上官僚主义与某些干部情绪不高，发现灾害，不去急救，而存在着麻痹等待的侥幸心理，这也是扩大与加重灾害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这些原因，故今年灾情特别普遍而严重。”
显然，这样的“分析”变成了一种套路，太浅薄了；关于“长期战争”的原因，带有作者的主观判断而缺少实在的论据。中宣部批评这篇报道是有道理的，但是，批评中得出的结论，则比较可怕，制造了一个“客观主义”的概念。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这篇报道确实存在中宣部批示中所批评的问题，报道太琐碎，分析也不到位，但是归结为“客观主义”，以及分析问题时上纲上线，不妥。报道中谈到的灾害原因，基本上是客观的，但其中每一方面的第一点，都归到“长期战争”，确实很随意。
此后，凡是罗列诸多事实，以这些事实为依据得出某种结论的报道，如果罗列的是正面事实，没人说；如果罗列的是负面事实，“客观主义”便成为指责这类据实报道的批评性帽子。其实，我们在历史上什么时候有过主张客观的“主义”？主观主义却很盛行。1956年，刘少奇提出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真实、全面，真是冒了很大的风险，说完以后党内便有一些不同意见，由于他的位置比较高，当时还没多大的事情。但是到了1968年9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该文两万多字，毛泽东批示：“此件可发”），将刘少奇谈到的客观、公正等等，上纲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
1991年，全国记协公布《全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一共八条，其中第五条是“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这是较为正式地承认“新闻客观性原则”。但在1997年《准则》第二次修订的时候，减少到六条，原来的第五条被删除，“客观”这个词移到了“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这条内，显然降格了。在如何看待“客观”的问题上，可能存在不同观点。其实，客观是一种新闻职业工作理念，是一种报道方式，并不完全与政治观点对立，你越客观，越能够获得好的传播效果。
五、我国新闻中较多的主观操控现象
我国新闻传播业要职业化，新闻客观性原则这一职业意识是必须要具备的。然而，我们把新闻等同于宣传的习惯也很顽强，对此，除了正面论证客观性原则外，也需要从问题方面做一些梳理。
例如，我们习惯于在人物报道方面，以主观定性在前、找寻例子证明在后的路子做文章，这与客观性原则是相悖的。这里以2005年5月22日《新闻联播》的一个典型报道为例：
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主任医师、共产党员魏文斌，凭借精湛的眼底病手术技巧，在追寻光明的事业中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
这是一种对精确度有着最高要求、最尖端的眼科手术，需要在直径2。3毫米的眼球上做三个0。9毫米的穿刺切口，再插进两个器械进行操作。十年来，魏文斌完成的上万例眼科手术中，就包括三千多例这种“复杂性玻璃体视网膜显微手术”。
有一位患者，一只眼睛早已失明，另一只眼高度近视，只有0。03的视力并患有视网膜脱离，也有失明的危险。在经历两次手术失败后，他找到了魏文斌。眼睛保住了，这位患者喜出望外。
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主任医师魏文斌：他告诉我，他有这零点零三的视力，他可以很好地工作，很好地生活，仍然可以编书、画画。我也很感动，因为我从这一点体会到，我们的工作虽然只能让他恢复了零点零三（的视力），但是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工作。
同仁医院眼科中心名医荟萃，四十岁的魏文斌更是医院的“品牌医生”，由于手术质量高，速度快，魏文斌得了个外号，叫做“小魏飞刀”。
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住院医师王聪：一般的眼底大夫做手术的话每天也就三到四台，魏大夫有一次从早晨九点做到晚上六点，做了十三台手术。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主治医师韩崧：魏主任经常在每台手术中间，曾经有很多次，像那脖子，下来之后颈椎就已经动不了了。就我所知，他一个四十岁的人，目前他的颈椎的状态，跟六十岁或者七十岁的老人是等同的。
这就是干什么都希望“多一点”的魏文斌：多看一位病人，多做一台手术，多使一位患者重见光明。
根据这些报进，这位医生专业精湛，具有敬业精神，这样评价不是很好吗？但是现在报进的导语部分，带有作者强烈的主观评价。魏文斌对技术的粘益求精与共产党员的政治身份能有多少直接的联系？又能在多大程度与“人生追求”这个颇为费解的境地挂钩？导语行文中，这位医生的精湛技术成了他人生追求的“凭借”。接着是对这种眼科手术的介绍，患者的治疗效果，术后心态，魏文斌的心理活动等进行全面叙述和评价。
这种叙事加评论的方式大量出现在《新闻联播》中，表现了叙事主体掌控和操纵话语权力的强势姿态。主题先行，不能客观地描述人物，而是硬要人物服从于某种宣传目的，这种报道很难客观，也难以让公众接受。
1986年，我看过一篇获得1981年普利策新闻奖的作品《抓住高树使劲摇撼》（作者索尔·佩特，美联社记者）。这是一篇“无截稿时间限制的报道”，与我们的典型报道至少在时效上是接近的，报道的是纽约市长爱德华·科克。看完这篇报道，给我的感觉是，这位市长极有个性，不是我们平常判断标准中的好人，也不是坏人，不是非常强大的人，也不是非常弱小的人，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实在的人，题目有点莫名其妙，看完作品以后，才慢慢理解了。这也是报道人物，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