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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话，很可能会出现更狂热的投机浪潮，而当其结果因粮食歉收而进一步加重时，最终带来的危机很可能要比实际发生的危机更为可怕。在较穷的欧洲国家，假如不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外国资本来修建铁路的话，则修建铁路的狂潮很可能会带来比在英格兰更糟的后果。我们可以把世界各国修建铁路的活动看作是对剩余资本的一种争夺，这种剩余资本来自象英格兰和荷兰这样的资本充裕而利润较低的国家。英国的铁路投机活动力图把每年增加的资本保留在国内，而其他国家的铁路投机活动则力图获取英格兰每年增加的资本。
由此可见，在富裕国家，因为修建铁路，或因为建立工厂，造船，制造机器，开凿运河，采矿或修建排水灌溉工程而把流动资本转变为固定资本，并不会减少总产量，也不会减少劳动就业机会。再则，资本的这种转变还具有生产改良的性质，而生产改良非但最终不会减少流动资本，反而是流动资本增加的必要条件，因为如果一国想使其资本不断增加，而又不把利润率降至资本停止积累的水平，那它只有依靠生产改良才能做到这一点，这大大增强了我们的论点的说服力。一国的固定资本增加，最终几乎总会使该国的流动资本也增加，因为所创造的固定资本只要是成功的，就几乎总是会降低劳动者惯常消费的物品的价格。用于永久改良土地的全部资本会降低粮食和原料的价格Z机器方面的几乎所有改良都会降低劳动者衣物、住房或生产这些东西的工具的价格；运输工具方面的改良，例如铁路的改良，会降低远地运来的消费品的价格。即便货币工资保持不变，所有这些改良也会使劳动者的处境有所改善，唯一的条件是劳动者的生殖率不提高。但是，即使劳动者的生殖率提高，导致工资下降，至少利润也会上升，从而积累会受到直接的刺激，在人们有充分的动机输出资本以前会给更多的资本创造投资机会。虽然有些改良不降低劳动者消费的物品的价格，从而不提高利润，也无助于把资本保留在国内，但如前所述，这些改良却会降低利润的最低点，从而在达到静止状态以前，会给资本的积累留出比以前大的余地。
我们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产改良以及资本输往世界上无人居住或人烟稀少的地区用来耕种较肥沃的土地或开矿，并不象表面看起来的那样会减少国内的总产量和国内对劳动的需求，与此相反，生产改良和资本输出是国内总产量和国内劳动需求赖以增长的主要原因，甚至是这两者长期而大幅度地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一定的但并非很窄的限度内，象英格兰这样的国家用于这两方面的资本愈多，它保有的资本也就愈多。
第六章 论静止状态
第一节 著作家们所惧怕和嫌恶的财富和人口的静止状态
前面几章阐明了有关社会经济进步的一般理论。所谓社会的经济进步通常指的是资本的增加、人口的增长以及生产技术的改进。但是人们在思考任何一种有限的前进运动时，往往并不仅仅满足于探索运动的规律，而会不由自主地进一步问道，这种运动会把我们带向何方，产业进步正在把社会引向什么样的终点？当进步停止时，人类会处于何种状况，
政治经济学家们肯定已或多或少清楚地意识到了，财富的增长并不是无限的，在所谓进步状态的尽头便是静止状态，财富的增长只不过延缓了静止状态的到来，我们每向前迈进一步，便向静止状态逼近一步。前面的论述已使我们知道，我们随时都看得见并且非常接近这一终点，而之所以一直没有到达终点，只是因为终点总在移动。如果生产技术不进一步改良的话，如果资本停止从最富裕和最繁荣的国家流向尚未开垦或未得到很好开垦的地区，那么最富裕和最繁荣的国家很快就会达到静止状态。
对于上两代政治经济学家来说，最终不可能避免静止状态，即人类工业的水流最终将不可抗拒地汇入表面静止的大海，肯定是令人不愉快的、叫人感到沮丧的前景，因为他们在论述中总是把经济上美好的东西同进步状态联系在一起，而且仅仅同进步状态联系在一起。例如，在麦克库洛赫先生看来，繁荣指的不是财富的大量生产和良好分配，而是财富的迅速增加；他检验繁荣的标准是利润的高低；由于他所谓的繁荣即财富的增加具有降低利润的趋势，因而在他看来，经济进步必然趋于消灭繁荣。亚当·斯密始终认为，在静止状态中，人民大众的生活虽然也许并不是绝对贫困的，但必然是很桔据的，只有在进步状态中，人民大众的生活才会是令人满意的。一些人认为，不管人们的不懈努力会把人类的末日推迟多久，社会进步都必然会“搁浅而落得悲惨结局”。这样的学说并不象许多人仍然认为的那样，是马尔萨斯先生的罪恶发明，相反，这一学说是马尔萨斯之前的一些最著名的学者明确提出或默认的，只有依据马尔萨斯提出的原理才能对其加以有效的驳斥。在人们尚未把人口原理看作是决定劳动报酬的能动力量时，人口的增长实际上被看作是常量，总之，人们认为，在自然和正常的人类事务状态下，人口必然是不断增长的，因而生活资料的不断增加对于全体人类的物质享受是至关重要的。马尔萨斯先生的《人口原理》的出版开创了新纪元，使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了较为正确的看法。尽管该书第一版有许多世所公认的错误，但在后来的几版中，马尔萨斯所作的预言却要比任何其他作家所作的预言都更有根据，更令人充满希望。
即便是在古老的国家，在资本不断增加的状态下，也必须使人们出于良知和远虑对人口加以限制，以防止人口的增长超过资本的增长，防止社会最低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如果全体人民或很大一部分人不下决心阻止生活状态的恶化，不下决心维护已经确立的生活水平，则最贫穷阶级的生活状况，即使在进步状态下，也会降到他们不得不忍受的最低点。这种决心在静止状态下会同样有效地维持最贫穷阶级的生活状况，而且似乎只有在静止状态下，人们才有这种决心。的确，现在在人口控制方面表现得最有远见的国家，常常是资本增加得最慢的国家。哪个国家有可能为增加的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哪个国家就会感到没有必要限制人口。而如果人们看得很清楚，新增加的工人要就业，就得取代已经有工作的工人，那么人们所具有的远虑和社会舆论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作用，限制未来一代人口的增长，使其刚好能补充这一代人。
第二节 静止状态本身并不可恶
所以，我不能以老派政治经济学家普遍表现出来的那种朴素的厌恶心情来看待资本和财富的静止状态。我倾向于认为，整个说来，静止状态要比我们当前的状态好得多。一些人认为，人类生活的正常状态就是生存竞氧认为相互倾轧和相互斗争，是激动人心的社会生活，是人类的最佳命运，而决不是产业进步诸阶段的可恶象征。坦白地说，我并不欣赏这种生活理想。这种状态也许是文明进步的一个必要阶段，那些至今幸运地没有经历这一阶段的欧洲国家，最终可能也逃不过这一阶段。这种状态是增长的伴随物，而不是衰落的标志，因为它不一定会使人丧失崇局的志向和英雄品质，正如美国在南北战争期间以其全体人民的行动和许多杰出人物的行动向全世界证明的那样，也正如人们期待英国在某一同样富有检验意义而令人激动的时机也将向全世界证明的那样。但是，这种状态并不是未来的博爱主义者们想要帮助实现的那种完美的社会状态。固然，在财富就是权力、人人都渴望发财的时候，发财致富的路应向一切人公平地敞开。但是，对于人类的本性来说，最良好的状态终究是，没有一人贫穷，没有人想比别人更富有，因而谁都不必担心别人抢先而自己落在后面。
毫无疑问，在头脑较清醒的人能说服人们关注更美好的事物以前，与其让人的精力无处发挥而生锈，还不如让人们为发财致富而忙碌，就象人们从前为战争忙碌那样。如果人是粗野的，则他们需要的刺激也将是粗野的，那就让他们接受这种刺激好了。但与此同时，如果有人并不认为当前人类改良的最初阶段是最后阶段，对普通政客感到欢欣鼓舞的那种经济进步、即人口和资本的单纯增长不那么感兴趣，则这些人也是有道理的。固然，对于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来说，一国在人口和资本的增长方面不大大落后于邻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如果人民大众从人口或任何其他东西的增长中得不到丝毫好处的话，则这种增长也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我不明白，那些已经比他人富有的人钱财增加一倍（这几乎不会或根本不会增加他们的快乐，而只是使他们能炫耀自己的富有），或每年有一些人从中产阶级上升为有钱阶级，从有事可干的富人变为无所事事的富人，这一切究竟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只有在落后国家，增加生产仍是一项重要目标。在最先进的国家，经济上所需要的是更好地分配财产，而要更好地分配财产便离不开更为严格地限制人口。单靠消除差别的各项制度，无论这些制度是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都做不到这一点；它们只能降低社会最高层的生活，而不能长久提高社会最底层人民的生活。
另一方面，我们则可以想象，财产的这种更好的分配，可以通过个人的远虑与节俭以及一套有利于公平分配财产的法律制度的共同作用来达到（不过这种法律制度必须确保个人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不管这种戍果是大还是小）。例如，根据前面某一章 提出的建议，可以利用法律来限定人们通过赠予或继承所能得到的财产不得超过维持中等自立生活所需的数额。在这种双重影响下，社会将表现出以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