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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具备了这种条件后，就完全应该由法律来规定应绘予身体健康的穷人多少最低限度的救济，而不应让他们依赖私人施舍过活。首先，私人慈善机构提供的救济几乎总是不是过多，就是过少，在一个地方可能滥发救济，而在另一个地方则听凭人们挨饿。其次，既然国家必须向犯了法而服刑的穷人提供食物，那么不犯法便不提供食物，也就无异于鼓励人们犯罪。最后，如果让穷人依赖私人慈善机构过活，就不可避免地会有大量乞丐。国家可以而且也应该让私人慈善团体去做的事情，是分辨哪些人真正需要救济，哪些人不那么需要救济。对于较为需要救济的人，私人慈善团体可以给予较多的救济。而国家则必须按一般规则行事。国家无法分辨哪些穷人应得到救济，哪些穷人不那么需要救济，不能给予前者较多的救济，给予后者较少的救济。有人指责法律不公平，说法律未能给予单纯时运不济的穷人比行为不轨的穷人更好的待遇，他们这样说是由于误解了法律和公共权力机关的职权范围。发放救济的政府官员无权调查他人的私事。不应授权负责救济事务的人员去对申请救济的人的道德行为作出判断，让他们根据这种判断想决定发放还是不发放他人的钱财。如果有人认为发放救济的政府官员（即便是最称职的）会不辞辛劳地仔细调查穷人过去的行为，以此作出合理的判断，那他就太不了解人类了。私人慈善团体会作这种区分，而且它们在发放自己的钱财时，也有权根据自己的判断这样做。人们应该懂得这是特别适宜于私人慈善团体做的事情，私人慈善团体的工作是好是坏，也就看它们执行这一职能时表现出来的明辨力是多还是少。但是，却不应要求公共基金的管理人员也这样做，他们只能对所有的穷人一视同仁，甚至对最坏的穷人也得给予适用于所有穷人的最低限度的救济。如果要求公共基金的管理人员也这样做，那么任意放宽救济尺度就会很快成为普遍现象，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才会拒绝给予救济，而这种拒绝也是任意而专横的。
第十四节 开拓殖民地
另一类事例也适用于与公共救济一样的原理。在这类事例中，个人的所作所为，虽然完全是为了个人自身的利益，但其结果却远远超出了个人利益的范围，涉及整个国家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而对于这种利益，社会只有用其整体的力量才能予以维护和促进。这方面的事例之一就是殖民地的开拓。谁都不会否认，殖民地的建立不应只照顾开创者的私利，而应认真考虑到殖民地今后长久的利益，如果人们这样认为的话，那么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依照贤明的立法者的先见和远虑，订立种种法规，使建立殖民地的事业从一开始就遵守这些法规；而只有政府有能力制定和实施这种法规。
政府对殖民事业的干预，关系到人类文明本身的未来利益和长久利益，远远超出了较为狭隘的纯经济方面的考虑。但即使单单从经济方面来说，把人口从人满为患的地方迁移到无人居住的地方，也是一项对社会非常有用的工作。这项工作非常需要政府的干预，同时也会给政府干预带来最高的报酬。
要理解开拓殖民地带来的利益，就不应认为开拓殖民地只与某一国家有关，而应认为开拓殖民地关系到人类的整个经济利益。开拓殖民地的问题一般仅仅被看作是分配问题，即减轻一方劳力市场上的剩余，用这种剩余补充另一方劳力市场上的供应不足。固然这是分配问题，但同时也是生产问题，人们大谈特谈的一向是从价格最便宜的地方输入商品带来的经济利益，却很少想到在生产费用最低的地方生产商品也能带来经济利益。如果把消费品从供应过于充足的地方运送到供应不足的地方是有利可图的，那么把劳力和生产工具从供应过于充足的地方运送到供应不足的地方，不也同样是有利可图的吗，把劳力和资本从欧洲国家输往新兴国家，也就是把劳力和资本从生产力较低的地方输往生产力较高的地方，会相应增加整个世界劳动和资本的生产物总量，会增加欧洲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共同财富，在很短的时间内，财富的增加额就会是运费的好几倍。我们可以毫不踌躇地断言，在目前的世界状况下，开拓殖民地是欧洲富裕国家的资本所能从事的一项最为有利可图的商业事业。
但很明显，作为一项商业事业来说，大规模开拓殖民地这项工作，只能由政府来进行，或者在与政府达成完全的谅解的情况下由私人团体来进行，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例如在爱尔兰发生饥荒后的那种情况下，情形才可能不是这样。自愿的移民对于减轻欧洲国家的人口压力没有多大作用，尽管这无疑会给殖民地带来好处。自愿移居的劳动者很少是很穷的人，往往是拥有少量资本的小农或已有若干积蓄的工人，这些人的移居固然减少了拥挤的劳力市场上的劳力，但同时也从自己国家的资本中带走了除他们自己外还可以养活和雇佣他人的资金。另外，这部分人的数量很有限，即便他们全都移居，也不会对人口数量产生什么影响，甚至连人口每年的增加额都不会受影响。要向国外迁移大量劳力，移居费用就必须由移居者以外的人来支付或至少是垫付。那么应该由谁垫付呢，人们很自然地会说应该由殖民地的资本家来垫付，他们需要劳力并想雇佣劳力。但问题是，资本家出资迁移工人后，却无法确保自己从这些工人那里得到好处。即使殖民地的所有资本家联合起来，通过捐款来承担这种费用，他们也仍然无法确保工人到了殖民地后为他们干活儿。这些工人工作很短一段时间，挣了一点钱后，如果政府不加以阻止的话，就会占据荒地，自行耕种。人们已进行过多次试验，看能否强制执行劳动合同，迫使移居者向垫款人偿还路费，但这样做却麻烦很多，开支很大，总是得不偿失。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借助于教区或个人的自愿捐助，来消除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地方济贫税负担的剩余劳力。假如普遍采用这种方法，也许会有相当一部分人移居，从而消除现有的失业人口，但却不会提高就业者的工资，而且每代人都得重做一遍这样的事情。
开拓殖民地的工作之所以应该由国家来进行，其主要原因之一是，除极为特殊的情况外，只有这样，移民费才能自行得到补偿。既然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把资本和劳动输往新兴国家，是最为有利可图的商业事业。那么如果它不能象其他商业事业那样偿付自己的开支，就未免太荒唐了。它极大地增加了整个世界的产量，那为什么不能从这种增加额中截留出充足的部分偿付进行这种事业所支付的费用呢，由于前面所说的原因，无论是个人还是私人团体，都无法使自己垫付的费用得到偿还，但政府却能做到这一点。政府可以从移民每年创造的财富增加额中拿出足够的一部分，用来连本带息地偿付移民开支。向某一殖民地移民所付出的费用，应由该殖民地来承担，但一般说来，只有当该殖民地的政府承担这种费用时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殖民地可以采用各种方法筹集移民所需的资金，但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威克菲尔德先生首先提出并一直不遗余力地鼓吹的那个计划，即为所有荒地标上价，用出售土地所得的收入支付移民费。一些人毫无根据而迂腐不堪地反对这种计划，我在本章的前一部分已对这种反对意见作了回答，因而我在这里只讨论该计划的优点。首先。它可以避免每年通过课税筹集大笔资金所带来的困难和不满；在人口分散的荒凉地区，是根本无法通过课税筹集大笔资金的，经验证明，很难迫使殖民地的人民缴纳直接税，即使能迫使他们缴纳，课征到的税款也远远不及课税所花的费用；与此同时，在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中，间接税很快就会达到其极限。因此，出售土地是筹集所需资金最为便利的方法。除此之外，这一计划还有另外一些更为可取的地方。殖民地的居民常常采取野蛮人的生活方式，居住得很分散，以致享受不到商业、市场、分工以及合作的利益，威克菲尔德的计划正好可以有效地阻止这种倾向。按照该计划，靠公费移居的人，必须先挣得一大笔钱后，才能成为土地所有者，由此可以保证经常有一支雇佣劳动大军，而在每一个国家，雇佣工人都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辅助力量，即使对于小目耕农来说也是如此而且该计划会减少农业投机者增加土地的欲望，从而使定居者相互住得较近，能相互合作，使人们都居住在离外贸中心和工业中心不远的地方，确保城镇的迅速形成和发展以及城镇产品的迅速增加。人口的这种集中，同可以无偿占用荒地时经常出现的人口分散状态相比，会大大加速经济的繁荣，大大增加可以用来进一步移民的资金。未采用威克菲尔德的计划时，所有新殖民地在其创建初期都充满了艰难困苦，最近依据旧方法建立的最后一个殖民地“斯旺河定居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后来开拓殖民地的工作便采用了威克菲尔德的方法，虽然并没有完全采用，只是把出售土地所得到的一部分收入用于移民，尽管如此，凡是采用了这种方法的地方，例如南澳大利亚、维多利亚以及新西兰，由于阻止了人口的分散，保证了人们能雇佣到工人，从而使资本大量涌入，还是克服了重重困难和管理上的许多失误，神话般地一下子就繁荣了起来。
这种能自我维持的开拓殖民地的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其效率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