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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即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十二天，而且沃罗诺维奇一再强调这个日期绝不会错，他和其他医生都准确无误地记住了这个日子。这一天，希特劫匪徒把在要塞里刚刚俘虏的少校送进了战俘营医院。被俘的少校穿着一身军官服装，但衣衫已破烂不堪，满脸被硝烟和尘土染得默黑，长满了胡须。他身负战伤，昏迷不醒，看起来已极度衰弱，确确实实瘦成了皮包骨头。他甚至连东西都不会吞咽：一点力量也没有了。为了挽救他的生命，医生只好给他灌食，可想而知，他已虚弱到何等程度。
但是，那些俘虏了他并把他押到战俘营的德军士兵告诉医生。就是这个生命垂危的人，在一小时之前，当他们在要塞的一个掩蔽部里发现他时，仍在孤军奋战，向他们投手榴弹，用手枪射击，打死打伤了好几个希特勒匪徒。谈及此事时，他们油然流露出敬佩的神色，毫不掩饰地对苏军指挥员的精神力量表示惊叹，由此可见，他们没有夺去他的生命完全是出于对战俘勇敢的景仰。据沃罗诺维奇说，后来有好几天，不少希特勒军官竟专程从布列斯特乘车来到战俘营，想一睹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得如此惊人勇敢、顽强不屈的英雄的风采。
我向沃罗诺维奇医生打听这位少校的姓名，遗憾的是，他把姓名忘了。于是，我象同科洛米耶茨交谈时一样，开始把名单中的几个少校的名字—一列举出来。突然，沃罗诺维奇说，他现在治楚地记起，战俘的姓名叫加夫里洛夫。
这样一来，我重又找到了在要塞保卫战期间曾指挥过东堡保卫战的前步兵第四十四团团长的踪迹。尽管有各种传闻，但他显然没有自杀，也没有战死，而是成了希特勒战俘，只不过当战俘的时间相当晚罢了。
至于加大里洛夫后来的情况，沃罗诺维奇就一点也不知道了，因为这件事过了几天之后，医生转到了另一个战俘营。
布列斯特之行归来后，我在莫斯科的纳加塔医院和在列宁格勒很快又分别找到了马霍文科和彼得罗夫两位医生。一九四一年六月，他俩也落入南镇的希特勒战俘营，在那个所谓的医院里当过医生。马霍文科和彼得罗夫二人分别有头有尾地向我重述了医生沃罗诺维奇所讲的情况，并证实了被俘少校的确姓加夫里洛夫。彼得罗夫和马霍文科两位医生留在战俘营的时间长于沃罗诺维奇，所以他俩还记得，过了一段时间，加夫里洛夫少校稍有康复，能走路了，这时医生就把他安排在战俘营厨房干活，想让他就近多吃点东西，好补补身子。至于后来的情况，两位医生也都难道其详，因为战俘营于一九四二年春解散了，他们再也没有见到加夫里洛夫少校。
这二次我心中又萌发了一种希望：加夫里洛夫可能尚在人世，战后又从战俘营口到了祖国。但在开始寻找之前，我至少需要知道他的名字和父名。加夫里洛夫这个姓太普通：在国防部干部总局的名册里，可以找到数以百计的与这位布列斯特要塞英雄同姓的人，所以要想顺利查找我想了解的人，还应搞到某些有关的补充材料。
遗憾的是，无论是两位医生还是科洛米耶茨，都不知道加夫里洛夫的名字和父名。于是，我立刻又回过头来寻找阿尔塔莫诺夫上校，希望他也许还会记得原来的首长叫什么名字。这时，阿尔塔莫诺夫已在军事学院附设训练班毕业，被任命为卡累利阿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武装部长，并已赴彼得罗扎沃德斯克就职。于是，我又往那儿给他写了一封信。
我很快就听到了回音。阿尔塔莫诺夫向我介绍了加夫里洛夫的一些外表标志，描述了他的某些性格特征，而且歉疚地承认，十五年来已把他的名字和父名忘记了。还说，他俩常以“加夫里雷奇”和“阿尔塔莫内奇”来相互称呼。
这样，我的希望落空了。需要通过其他途径继续寻找。
我知道，加夫里洛夫少校指挥的第四十四团原属陆军第四十二师。于是，我先请求总参谋部查找一下，在军事档案馆里是否存有该师军官的名册。没过多久，找到了一份这样的名册。果不出我所料，我在里面发现了有关少校加夫里洛夫的简要资料。
原来，他叫彼得·米哈伊洛维奇，生于一九○○年。有了这些资料，总算可以着手寻找了。我给干部总局的那位科诺皮辛上校打了电话，请他查找加夫里洛夫少校的人事卡。
过了一星期，科诺皮辛通知我，卡片已经到他手上了。我立刻赶去见他。我激动地拿过这张破损的卡片——上面的紫墨水已经退色。在卡片上，我看到了下面这些内容：彼得·米哈伊洛维奇·加夫里洛夫从一九一八年起即在红军服役。参加过讨伐高尔察克、邓尼金以及粉碎高加索白匪军的战斗。一九二二年加入共产党。国内战争后，继续留在军内，长期住在克拉斯诺达尔，在当地指挥过各级分队。后来被派到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一九三九年毕业后被任命为步兵第四十四团团长，芬兰战争中他率领该团参加过多次昔战，两年后又调至布列斯特要塞。
在这些情况下面，在卡片的最下端，用较新鲜的绿墨水写了三行字。对我来说，这是最重要、最珍贵的三行字。第一行是：“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布列斯特市地区被俘。”果然如沃罗诺维奇医生跟我说的那样，的确是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十二天上。第二行写道：“一九四五年五月由战俘营获释。”最末一行是小注：”克拉斯诺达尔市红色近卫军区武装部。”
原来加夫里洛夫少校并没有死，真是万幸，现住在克拉斯诺达尔，并且在当地的红色近卫军区武装部注册。下一步寻找已经不会遇到困难。
在克拉斯诺达尔还住着一个要塞保卫战参加者，是我的老相识，此人恰好是加夫里洛夫少校的下属，是前步兵第四十四团的战士，名叫别索诺夫，现在在克拉斯诺达尔石油厂当磨工。他清楚地记得从前的老团长，虽然在要塞保卫战期间他不在东堡，而战斗在另一防区——中央核堡。我立刻把我得知的情况转告了别索诺夫，请他去克拉斯诺达尔红色近卫军区武装部，打听加夫里洛夫的地址，并和他建立联系。
一星期后，我便收到了别索诺夫的回信。他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当即乘车前往红色近卫军区武装部，这里应该有加夫里洛夫少校登记的底案。当我向武装部的工作人员说明实情后，他们便告诉我，加夫里洛夫少校的确属于他们这儿的在册人员，并为我取来了他的人事档案。我看了档案里加夫里洛夫的照片，一眼就认出是他。记下他的地址后，我的心情总算平静下来了。这时天色已晚，所以我当时未能同他见面。这一夜我一直难以成眠——第二天早晨就要见到加夫里洛夫了。我早早起了床，没顾得吃早饭，就急如星火地赶到加夫里洛夫的住处。应声出来开门的正是加夫里洛夫本人。说实在的，我慌神了，竟行了一个军礼报告说：‘加夫里洛夫少校，您指挥的前步兵第四十四团战士前来报到！’
加夫里洛夫也心慌意乱了，眼中的泪水夺眶而出，他手足无措地忙活起来，我发现他的脸和手都在神经质地直哆喷。斯米尔诺夫同志，可惜您没法目睹我们的重逢。那场面简直难以形容。
我惊喜交加，激动万分。不过，使人难以置信的是，站在我面前的已不是我记忆中往昔那执法如山、刚毅不屈的指挥员，而是一位谦朴温良的公民。我们一直长谈到晚上。只有当他讲起过去的事情时，才仿佛又变成了团长，当年的英姿重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别索诺夫把加夫里洛夫的地址告诉了我，我当即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介绍了我寻找他的经过，还告诉他，我认为，在布列斯特要塞他建树了英勇非凡的功业，我坚信人民了解他的功勋，祖国正确评价一个英雄人物的勇敢和献身精神的时候已指日可待。我告诉他，近日我将动身到克拉斯诺达尔去同他会见，并记录他的回忆。
两星期后，我来到克拉斯诺达尔。加夫里洛夫同别索诺夫一道在车站迎接了我。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望着这位深切思慕、四处寻觅的人物。这是一个饱经沧桑的人，他身材瘦削，宽宽的脸盘上略带着一种疲惫的神色，看上去比五十五岁的年龄显得更苍老一点。身上穿的是一件破旧的军大衣，头戴一顶军用护耳棉帽。
他立刻把我带到了他的家——克拉斯诺达尔市远郊的一座矮小的土坯房。他的第二个妻子玛丽亚在门口迎接我，对我的接待十分殷勤周到。
这幢小屋室内整洁异常，不过所有的陈设使人可以感到，主人的生活远不能说是富裕。房子是加夫里洛夫夫妇亲自盖的，我看得出来，为了给自己安排这么一个住处，让日子能过得下去，他们不得不节衣缩食。
然而，房前屋后那一大片精心培育的葡萄园，却是主人的骄傲。所以，当我们坐下用早餐时，桌上摆上了家酿的新酒，于是我们自然又为布列斯特要塞的英雄们干了第一杯。
此后，我同加夫里洛夫一连畅谈了数日，记下了他的回忆。他向我谈到了自己的一生，它是那样的引人人胜，但又是那样的坎坷曲折。
第十七章 东堡的指挥员
加夫里洛夫出身于喀山地区的鞑靼民族，早在伊凡雷帝时期，祖先便皈依了东正教。随着信仰的改变，他们采用了俄国人的姓氏和名字，不过仍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和许多风俗。
他的父亲居住在喀山附近的一个贫苦小村子里，是一个贫民。加夫里洛夫的童年在贫苦无告、愚昧无知的环境中度过。他从小就过惯了艰难困苦的生活，养成了吃苦耐劳、刚毅不屈的性格。同艰苦的农民生活所产生的种种不幸和苦难作斗争，已成为他的习惯。一九一八年，当他加入红军时，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