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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顶上的房间里看来是落进了一枚燃烧弹。房间起火了，烟雾开始往下渗透。呼吸变得困难了。
地下室仅有一个窗口，它朝向穆哈维茨河岸，离桥不远，已经用木板钉死了。战士们开始动手拆除木板。可是当窗户一打开，清新的空气涌入地下室时，大家便听到，附近有德国人用很重的喉音在吐啦哇啦地说话。敌人就在旁边什么地方。
祖巴乔夫走近窗口，留心听了一会儿。
“大概在桥下面，”他说，“好象在打电话。”
他从这个和地面一平的小窗口小心翼翼地朝外望了几眼。的确，在右面几米远的地方，在桥下的河岸陡坡上，两个德军士兵正趴在军用电话机旁。红色的导线扯向水下，伸向对岸第一二五团的驻地。显然，这是德军破坏分子，他们乘夜潜入，设置了电话，现在正在校正敌人向要塞的射击。
“应当马上干掉他们，”祖巴乔夫说。“叶戈罗夫，你带两名战士，从桥另一侧迂回。准尉，你带两名战士从这边攻上去。爬到近处，一听叶戈罗夫吹响口哨，立刻扑到桥底下去。”
德国鬼子似乎以为自己绝对安全。他们只顾打电话，干脆没发现叶戈罗夫和准尉带领战士已从两侧爬到了他们跟前。随后，叶戈罗夫把两个手指放进嘴里，吹响了刺耳的口哨，大家一起向前扑去。德国鬼子根本没来得及抓起放在身边草地上的自动步枪。不过片刻电话兵便被消灭了，电话线被破坏，电话机也被扔到了河里。但是敌人对突然中断的电话联络立刻作出反应，加强了对桥上的炮击。叶戈罗夫带领战士拿起缴获的自动步枪，迅速返回窗口，进入地下室。
稍后，当敌人火力开始减弱时，祖巴乔夫把大家带到了上面。他派出一名战士往八十四团方向进行侦察，转身又对叶戈罗夫命令：“你设法过桥回到我们的军官宿舍去。加夫里洛夫少校和政委可能还在那地方。如果找不到他们，就同在那边战斗的部队建立联系，然后再回来。咱们到司令部附近或者团训练班碰头——我马上到那边去。”
一小时后，叶戈罗夫好不容易到达了军官宿舍区。他在那儿一个人也没找到，最后来到东大门附近的防区，涅斯捷尔丘克指挥的第九十八反坦克炮兵营正在那儿战斗。再回来已经是不可能了——德国鬼子冲上了穆哈维茨桥，切断了通向核堡的道路。第二天他受了重伤，再也没有见到祖巴乔夫。
根据各方面情况判断，保卫战第一天和第二天，祖巴乔夫大尉曾在第四十四团和第四五五团防区作战。第三天，他已经转到三拱大门的另一侧，即工程兵第三十三团的营区作战。当时福明指挥的那支部队的主力已转移到那里，也就是在这时候，在当地营房的一间地下室里，趁敌空袭之机，召集了指挥员会议，写下了《第一号命令》。
会上，指挥员中间发生了争论：守军到底应该怎样行动——是突破敌人包围和本军汇合，还是保卫要塞。据说，祖巴乔夫言辞异常激烈地反对撤退的意见。“我们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所以必须保卫要塞，”他坚持道。”我们的军队不可能撤离很远——他们马上就会回来。一旦放弃要塞，将来就得重新夺取它。那时我们又怎么向战友和指挥部交代呢？”
他的语气是这样的坚定，对我军迅速打回来又是这样的坚信不移，因而说服了其他指挥员。由于他的坚决要求，从《第一号命令》中删除了“迅即撤离要塞”的字样。决定在要塞中央核堡继续进行防御，这样祖巴乔夫就成了保卫战的一个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
老实说，他、福明和其他指挥员很快就意识到，战线已经转向远方，不能再指望从围困中被解救出来。计划被迫改变了——如今守军采取了各种突围措施，祖巴乔夫又成了突围战斗的积极组织者之一，只是多次突围未能奏效，——敌人在兵力方面的优势实在太大了。
在战争打响后的这些日子里，大尉和福明之间建立了特殊的友情。这两个人性格截然不同，一个是刚毅果断、雷厉风行的军事指挥员，一个是善于思考、稳健谨慎的政委。他们相得益彰，使保卫战的进行既有勇敢精神又有深思熟虑的计划，既有坚强的意志又有冷静的头脑。他们俩几乎形影相随，指挥部每一个新的决策都是他们共同思考和讨论的结果。甚至负伤也在同一时间——当德国鬼子的一颗手榴弹飞进了窗口，在司令部的房间里爆炸时，福明的手臂被炸伤，祖巴乔夫头部挂彩。两天以后，指挥员和政委及一些战士同时被压在废墟下面，两人又一起被俘，只是福明被叛徒出卖，就地遭到枪杀，而祖巴乔夫幸好未被认出来，他和战士们一起被解往战俘营。
直到找到加夫里洛夫少校后，我才进一步了解到关于祖巴乔夫后来的遭遇。
原来，一九四三年在德国哈麦利斯堡的军官战俘营里，他见到了自己从前的副团长。加夫里洛夫从一个被俘人员口中得知，祖巴乔夫就押在战俘营邻近的一个区里，于是便请他把祖巴乔夫叫到铁丝网跟前来。
祖巴乔夫来了，这两个人——老共产党员、国内战争参加者、战场上的苏军指挥员，现在被折磨得瘦弱不堪了。命运使他们身陷囹圄，中断了来往，如今被分隔在铁丝网两侧，他们对视着流下了悲痛的眼泪。加夫里洛夫含泪说：“祖巴乔夫，咱们两个没有尽到责任啊。一个是团长，一个是副团长——两个人都成了俘虏。”
这时哨兵来了，两人只好分手。加夫里洛夫发现，祖巴乔夫步履艰难——看来他有病，虚弱到极点了。
稍后，从一个前哈麦利斯堡的囚徒那里得知，祖巴乔夫在战俘营里染上了肺结核，于一九四四年病故，由被俘的战友就地安葬在战俘营里。只差一年他没有活到胜利那一天；虽然从战争的最初时刻起到最后的弥留之际，他始终坚信胜利必将到来。
第四章 克拉斯诺达尔的三个朋友
在克拉斯诺达尔市郊的一条小街，住着三个朋友——普扎科夫、别索诺夫和加伊沃隆斯基。童年时代，他们是城市里的三个普通孩子，顽皮，好斗，无时无刻不在梦想着于一番冒险事业，在院子里踢起球来不要命，在体育场看球赛口哨吹得震天价响，在库班河岛水扎猛子是拿手好戏，偷偷钻进别人的果园去摘苹果更是家常便饭。
他们仨在同一条街上长大，上学是同窗，下课形影不离，长大了之后又一块儿进同一家工厂工作。后来又同期入伍，三个朋友就这样来到布列斯特要塞，在步兵第四十四团军械修理厂服役。
长大后，三个朋友变成了性格迥然不同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友情。别索诺夫是个急性子，好发火，是个 郁型的人物，受不了离开家的滋味。布扎科夫却完全相反，他稳重沉着，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员和团足球队队长，几公里的行军和全副武装的军事越野对他来说简直算不得一回事。而加伊沃隆斯基从小就有一个滑稽的雅号叫“玛尼亚”，是个乐天派、电影迷，也是个出色的运动员，在三个性格不同的朋友中间，似乎总处于优越的中间派地位。
这三个伙伴到了部队也同参军前在克拉斯诺达尔一样，事事都在一起。为了在训练中节约炮弹，他们设计了一门训练专用大炮，谁也说不清这个点子究竟是谁先想出来的。
这个设想确实非常巧妙，在老军械机师科托卢科准尉的帮助下，三个朋友完成了设计。当这张小小的图纸送到团长加夫里洛夫少校手里之后，引起了他的兴趣。三名军械员奉命在军械修理厂把设计图付诸实现，然后当着指挥员的面试验训练火炮。
两个星期来他们一直为自己的火炮制作和加工零件，终于制成了第一门火炮。六月二十一日，星期六，三个朋友在工厂里试验了自己的发明，第二天就将在靶场进行正式试验了。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看来试验后大有希望得到指挥部颁发的奖金，再不就是短期回家度个假，三个人早就巴望着有这么一天了。
这美妙的前景本应该使他们产生无比兴奋的心情。要是说布扎科夫和加伊沃隆斯基．倒还真是喜气洋洋，心情振奋，可别索诺夫到了傍晚时分却突然感到郁郁不乐，在伙伴们一再追问下，他才不得不承认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心里这样闷得慌。
人的预感问题是一个科学还无力解释清楚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这种感觉是存在的，尤其是那些神经质的、心情不稳定的和敏感的人则更是如此。不仅是一个别索诺夫，还有许多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也告诉过我，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就在战争爆发的头一天晚上，他们都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
这个战祸即将爆发的夜晚显得异常宁静。在夏夜漆黑深途的天幕上，硕大的星星在睡意朦胧地闪着光。没有一丝风，暖洋洋的空气中飘散着茉莉花淡淡的香气，在穆哈维茨河畔隐约可以看到白花花一片盛开的荣莉花丛。
那天傍晚，到底为什么很多人都感觉到恰如人意识到灾难降临时的那种无法解释的压抑、不可言状和难以排遣的忧郁心情呢？莫非就象牲畜对暴风雨和地震的来临会作出反映一样，人们由本能地意识到那雷电交加的战争乌云已经临头？这团乌云正在附近布格河对岸，在那片绿色的草原上，在那河边的灌木丛中越聚越浓，在那边，德军炮兵正在火炮周围不失时机地忙碌着，完成最后的准备。人们仿佛觉得，要塞里的空气不仅充满着茉莉花的甜美馨香，而且充满了未来四年战争暴风雨的电荷，它的头几道闪电当在拂晓时闪现。
那天晚上，别索诺夫的感觉正是如此。他思念起家乡的亲人，突兀而生的惆怅撕心裂肺，仿佛周围的一切都阴森无望了。
他甚至没同加伊沃隆斯基一道去看电影，虽然那里上映《契卡洛夫》——一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