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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三日上午，地下室空了。这会儿里头剩下的只有手持武器的保卫者了，总共一百来人。看来，战斗还在车站广场上进行的时候，车站卫戍司令就已被打死，如今接替指挥的是一个年轻的炮兵中尉，前不久才从军官学校毕业，这次是经布列斯特到他的第一个服役地点去。遗憾的是，车站保卫战中幸存的参加者已无一人记得他的姓，人人都只是管他叫尼古拉。政治指导员科斯佳的姓也搞不清楚了，他成了这支地下卫戍部队的政委。防卫的第三个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是帕维尔·巴斯涅夫准尉。后来，在防卫战的最后儿天里他得了病，有时连走动都有困难，这时就由费奥多尔·加尔布兹和阿列克谢·鲁萨诺夫这两位中士代理。
据说，跟军人们留在地下室的还有一位妇女，名叫娜佳。有人仿佛记得战前她是布列斯特检察院的预审员。娜佳负责照顾伤病员，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
没有药品，没有绷带。不过，不少旅客上去的时候，把手提箱留在了地下室。那里有内衣，可以撕作绷带。
头几天甚至连水都没有喝的。只有地板上有些地方积着一汪汪霉得发绿的臭水。人们准备把这种水用布过滤之后作为饮水，可是每喝一口都会引得人翻肠倒胃。后来战士们发现地下室顶棚底下有一个自来水管的弯头，于是费了好大劲儿把它弄开。现在困在这儿的人有水喝了。
吃饭的问题也不见得好多少。小卖部还剩下几箱子糕点、糖果和几袋子砂糖块。如果严格控制，节约使用，这些存货还能支持几天。不料时过不久，情况却急转直下，愈来愈糟。
头一两天希特勒的宣传员手持喇叭筒想要劝地下守卫部队停止反抗，保证对他们实行什么“光荣的”投降。为了在被困于地下的人之中制造混乱，他们播喊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陷落的假新闻，编造说红军已全线停止抵抗。其实最后这一条一听就知道是谎言：就在车站附近，在它西南两三公里的地方，激战之声仍不绝于耳，炮声隆隆，炮弹和炸弹不断爆炸，机枪哒哒地响个不停。这是被围困的布列斯特要塞在战斗。车站保卫者只要一想到身旁还有同志们在战斗，对他们坚强不屈地经受突然降临的考验就是一种帮助。
第三天敌人从劝说转为威胁。被围困的人们接到了最后通牒：半小时之内放下武器，否则将采取“极端措施”。当敌人证实最后通谋已被拒绝之后，开始了行动。
工兵从上面的车站大厅钻了一个洞，直透地下室的一个格子间，往里倒了几桶汽油，扔进了几颗手榴弹。整个隔间立刻烈焰飞腾。
不幸的是这正是食品库，地下室的保卫者们眼看就有断粮之虞。于是，他们投入了抢救食品的战斗。但抢出来的只有几箱糕点和夹心糖果，余下的全部毁于火中。人们好不容易才控制住火势，没有朝守卫部队拒守的地下隔间蔓延。火头转向车站食堂烧去。
德国人这才着了慌——大火威胁着整个车站大楼的安全。于是慌忙把机车开到月台，用软管开始喷水灭火。地下守卫部队仍然没有动摇。
为了冲进地下室，敌人又想了好多办法，但都毫无结果。现在被围困的人们，在正对入口的地方用装糖的口袋垒起一个掩体。战士们伏在那里，只要有人开门就用排枪射击。所有的窗口日日夜夜依然还有射手守望，只要希特勒分子稍有疏忽，就会伺机给他们一枪。
地下室的火力对德国人是个妨碍：他们想赶紧恢复布列斯特地区火车的运行。工兵奉命由外部封死这些窗口。他们由侧面偷偷靠近每一个窗口，突然用什么东西塞住窗孔。有时一下子没堵死，或是弄出了响动，于是围内便飞出了手榴弹，工兵因而不断伤亡。最后他们终于用厚铁板、枕木和铁轨堵住了所有的窗眼。
但射手们还是能找到孔隙，或在一旁再开个小洞，继续射击，只不过效果已不如原来。德国人如今可以着手恢复工作了。
第五天或者第六天上，敌人再次发来最后通牒。这回希特勒分子威胁说要向被困在地下室里的人施放毒气。尽管只有几只防毒面具，威胁仍未奏效。
希特勒的士兵们把封死的窗户弄开一些洞，然后开始往里扔催泪弹和化学手榴弹。呛人的毒雾在地下室各隔间里弥漫开来。
人们咳嗽，窒息，辣得睁不开眼，那些没有防毒面罩的人只能用一个办法来防护，那就是弄一块布在水里蘸湿，用它捂住口鼻进行呼吸。
瓦斯战进行了好几个小时，所幸死人不多。看来，有排气口能把毒气扩散出去。空气中毒气的浓度越来越低，污染逐渐消除了。地下保卫者仍然没有停止斗争。
被围困者的境况越来越严峻，但谁也不打算投降．正如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一样，这支地下防卫部队也抱着一个希望：就是我们的部队很快就会从东方打回来，把敌人再打到布格河那边，打出国境去。他们并不知道在这些日子里战线已后退得多么遥远。他们的所有这些愿望已多么难以实现。由战斗的要塞中传来的声音，似乎在召唤他们继续战斗，鼓舞着他们，使他们更加坚定不移，英勇顽强。
这时，敌人急着要把这一小撮在车站地下室扎了根的顽固分子赶出去。车站保卫者强迫德国指挥当局始终要在站上保持一支兵力，我军通过堵窗留下的隙缝不时仍能对某个军官放冷枪，夺去他的性命。劝说也罢，通牒也罢，放火也罢，放毒也罢，一切都无济于事。于是，希特勒分子决定朝地下室灌水。一个窗孔被打开了，地下室里伸进了一条帆布水龙带。
水灌了一天一夜，又加上一整天。地下保卫者试图垒起一座独特的水坝，把这个隔间同其他隔间分开。门上封上了一块大铁板，周围再码上装白灰的袋予，——地下室存放着不少这样的口袋。可是时过不久，白灰被冲掉了，堤坝被冲垮了。水缓缓向各个隔间漫去，毫不留情地越涨越高。这时人们又把有些地方铺在水泥地面上的木板起下来，沿外墙架起了跳板，站在跳板上保卫各窗口。
水越涨越高。
布列斯特车站的地下室地面修得高低不同——有的隔间较深，有的隔间较浅。有的地方水深过膝，可有的地方水深过腰，还有的隔间里人一进去就没到脖子，甚至连底都够不着，行动就得靠游泳。
由于疏忽大意，水把剩余的食物泡了。糕点全完了，夹馅糖果成了一大块潮乎乎、粘乎乎的团子，人们只好一块块地把它掰下来当“口粮“。
后来水不再涨了。据说是火车站这边的自来水管子出了毛病，因此德国人没能把灌地下室的事进行到底。这些灌了水的地下室照旧枪声不绝。
于是，敌人被这种顽强不屈激怒了，采用了最后的、简直具有嘲弄意味的手段。装着污物的卡车一辆接一辆开到车站，这些东西被倒进了地下室的窗内。
车站保卫战最后几天的情景可怕得令人难以想象。地下室一片漆黑，空气中弥漫着腐烂的尸体和污物的臭气，人们泡在没腰深或者没胸深的令人作呕的臭水里，上头漂着泡胀了的死尸。这些人形容消瘦，默不作声地走动着，饥饿和疾病使他们直打晃，但手中却始终紧握着枪。他们对突围得救已不抱任何希望，只有对敌人的疯狂仇恨，只有宁可付出生命代价也绝不屈从于敌人凶恶意图的高傲而顽强的愿望，——只有这些情感还鼓舞着他们活下去，继续战斗。布列斯特要塞的英雄们也正是在这样感情鼓舞下去战斗的。
这时，他们一共只剩下了二、三十个人，他们都是最能吃苦耐劳、最坚强不屈的人。他们也明白，他们已难于再长久坚持下去。投降做俘虏吗？这念头他们连想都不愿意想。出路只有一条：试试看能不能冲出重围，争取在这场战斗中多拼他几个。
但通向食堂的门德国人已从外面牢牢地钉死，所有的窗户又被铁板和枕木堵死。看来这些人已被困在这水泥匣子里，插翅难逃了。
幸好有一个铁路员工几乎从始至终一直同守军呆在一起，他对候车室和车站的情况十分熟悉。他想起大楼的另一头是一间同样的地下室，那是一间锅炉房，有一道门通外头。
地下室顶棚的下面，有许多狭窄的、弯弯曲曲的暖风道伸向四面八方，在这座迷宫里弯来绕去。冬天，热风可以把火车站建筑物的地板烤暖。这些暖风道相当大，一个人完全能爬得过去。几个战士出去侦察了一番，居然发现了一个通向锅炉房的热风口。那边果然有座门，外头也被枕木堵死。但是到了夜晚，人们到底还是把它弄开了。这道门通向与月台相反的方向，通向备用线路，门上延伸着一块混凝土遮檐，沿着车站的整幢建筑物展开。大家决定第二天夜里，即在第二个星期即将开始的时候从这里突围。
整个第二天，人们在那位熟知车站地形的铁路员工帮助下，讨论了突围的详细路线。出门后应该顺混凝土这樵底下一直走到建筑物最远的一个角落，并由该处跑步穿过备用线，翻过车站围墙，经由东北郊区冲出城去。
二十个左右战士在中尉和巴斯涅夫准尉的指挥下开始突围了。有三个人——伊格纳杰耶夫中士和两名战士——留在原地不动。他们应该藏在地下室顶棚下的暖风道中，不得暴露，等德国人撤哨后再想办法悄悄脱身。
地下室的守卫者在深夜里同留下的几个人—一告别，从锅炉间的门里走了出去。几分钟后，伊格纳杰耶夫和他的两个同志听见了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乌拉”的声音。然后一切重又归于寂然。车站的保卫者们究竟是冲出了重围，还是在众寡悬殊的战斗中壮烈牺牲，这就难于判断了。
第二天早晨，德国人打开了地下室堵死的窗户。他们从月台那面朝地下室里扔了好多手榴弹，想弄清底下是不是真的一个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