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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的司令部着火时，”他在信中讲道，“阿莫索夫、古欣和我三人从烈火中抢出了团的旗帜，把它藏在四十四团食堂厨房的地下室。这面旗帜是否能保存下来，现在我不得而知，因为这已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
要塞保卫者、原中士、现住在克拉斯诺达尔的阿纳托利·科尔日也谈到了这面旗帜的下落。
一九五六年夏天他曾来过一封长信，对当时在莫斯科的要塞保卫者们说：“我记得谢缅年科和维诺格拉多夫同志，记得他们向整个守军发出的战斗命令，还记得我们企图通过穆哈维茨河突围的情形。当时我们大家都在争取胜利的意志鼓舞下，竟不顾一切地朝敌人的机枪扑了上去。光荣的古堡将会对苏联人民所表现的优秀品质，对集体英雄主义，对苏维埃爱国主义的伟大力量永志不忘。
我一直认为，早在战争爆发之初，早在它打响的头几个小时，在布列斯特要塞墙下，德军那迅速轻易取得胜利的梦想和希望即已被碰得粉碎，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会错的。
“敬爱的彼得·米哈伊洛维奇，”科尔日接着向加夫里洛夫写道，“希望您能到要塞去旧地重游。我很遗憾已不能准确地在记忆中重现整个要塞的布局，但我很清楚地记得，在我们四十四团士兵食堂的地下室，在穆哈维茨河方向那面墙的墙根底下，我们埋藏着我团的团旗。
亲爱的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我们不仅是战友，命运还安排我们成了老乡；所以我可以等待您返回克拉斯诺达尔，那时我再去拜访您——我们的‘老头子’。对不起，我们过去就是这样称呼您的，甚至连您的姓名都不提。让我亲吻你们大家，我亲爱的战友们！我们一定会高高兴兴地见面的：祝你们好！原上士、化学排排长，现技术工长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科尔日”
有些材料证实，要塞的地下或墙壁中还藏着别的几面旗帜。遗憾的是，虽然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到处进行了搜索，依然一无所获。我们希望这些能够表现布列斯特保卫战英雄们的战斗光荣的圣物终有一天将会重见天日。
不少信是经受了希特勒集中营全部考验的原苏联战俘寄来的。他们讲述了我国人民在法西斯俘虏营中动人的功业，讲述了人们的斗争意志、人们的英勇和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对未来胜利的信念。
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的要塞保卫战参加者亚历山大·萨宁给我写了一封信，谈到光荣的苏联爱国主义者、被希特勒匪徒的兽行在茅特豪森集中营折磨至死的德米特里·卡尔贝舍夫中将。萨宁在哈麦尔斯堡的希特勒集中营同卡尔贝舍夫相交颇深，他谈了这位英雄的苏联将军不少趣闻轶事。
伟大卫国战争参加者、吉尔吉斯首都伏龙芝市居民伊万·沃．罗涅茨也谈了不少关于卡尔贝舍夫的回忆。
“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卡尔贝舍夫中将的光辉形象将永远活在我的记忆中，”他写道。“为了信仰，他毫无保留地献出了白己的生命。从一九四二年二月至八月，在臭名昭著的哈麦尔斯堡集中营医院，我曾有幸同他生活在一起。这位伟大的人物用他坚强不屈的布尔什维克的话语鼓舞了成千上万青年人保持崇高的节操。是他在我们心中树立了对于未来的坚强信念。”
当年的边防军战士、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中亚克兹尔基市的格里戈里·叶列麦耶夫谈到了他在希特勒集中营里的俘虏生活。
他写道：“我被关在特别集中营，就是位于德姆勃林要塞的德姆勃林集中营。一九四三年我们被运往意大利。在乌蒂诺市地区，我从佩尔科托村逃入山区，加入了南斯拉夫第九军团，这支部队里有一个俄国特别游击旅。他们又给我发了一挺机枪，起初是英国手提机枪，随后是德国机枪。后来还任命我当队长和排长。我们一直打到特里耶斯特市。”
当年一二五团的中士迫击炮手，蹲过希特勒的比亚拉波德利亚斯卡、扎莫斯蒂和多伦集中营的囚徒弗拉季米尔·伊万诺维奇·富尔索夫，也从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写来了信。后来他到莫斯科时还亲口对我讲了他的经历。他先在要塞西北角战斗，后来又转到通向要塞的铁路沿线要冲去厮杀，被一颗大口径机枪子弹击碎了胯骨，昏迷中当了俘虏。
伤势相当沉重，他只好从膝盖以上对整条腿进行了高位截肢。这个无依无靠、只剩下了一条腿的战俘在法西斯战俘营经历了千辛万苦，到底活到了解放，回到了祖国。
就在弗拉季米尔回到家乡这时候，出了一件无巧不巧的事情，恐怕没有一个作家敢于把这样的事写进书里，因为他不能不顾忌人家会骂他胡编乱造。但生活可不怕人骂它胡编乱造，有时编造出来的巧事真会使你目瞪口呆，惊诧不已。
早在一九四一年，弗拉季米尔·富尔索夫的母亲就曾在阿拉木图接到一份通知，获悉她的儿子已经失踪，于是她认为这孩子准是牺牲了。前线她还有一个大儿子，是弗拉季米尔的哥哥。这个人比较幸运，活下来了，而且直到战争结束也没有受伤。他一直同妈妈保持着联系，只是四年来从未休过假，一次也没有回来看过妈妈。
战争结束后不久，他复员了，给妈妈发了一份电报，告诉她何日何时到达。
偏巧也是在这个时候，弗拉季米尔出集中营后，经过住院治疗，出院回家了。他一想就知道，妈妈肯定认为他早就送了命，但从集中营出来之后却没有给妈妈写信：他知道那样一来妈妈就会不顾一切从几百公里之外跑到医院来找他。“先治治病，在医院呆它几天，等装上假腿再往家走，给她来个突然袭击。”他这样决定了，也就这样做了。他到阿拉木图去的时候没有拍什么电报，所以知道没人会去接他。
无巧不成书，两兄弟分乘两列火车，到达阿拉木图却几乎是同一个时间。不过，弗拉季米尔乘坐的这列火车到得早些，他哥哥的那列车稍稍有些晚点。
弗拉季米尔一下火车，忽然看到妈妈就在眼前，你说他心里该有多么奇怪。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母亲怎么会知道他回来，心里激动得要命，便喊了她一声。她回转身来，认出了儿子，嚎陶大哭着扑过来搂住了他的脖子。他们抱头痛哭。
忽然之间弗拉季米尔发现，妈妈搂着他痛哭流涕，但嘴里喊的却是另外一个名字——一他哥哥的名字。
“妈妈，我是沃洛佳呀，”他迷惑不解地说。
妈妈浑身一震。她仿佛听不懂对方说的话，猛一把推开了，把眼睛瞪得滴溜溜圆，甚至怀着一种恐怖感盯着他的脸。地，她脸色变得煞白，两眼一闭，在站台上昏死过去。人群呼啦一下围了上来。
她原是来接大儿子的，一听弗拉季米尔叫她，心里以为是大儿子。她有四年没跟这两个儿子见面了，哥俩本来就长得有点象。做妈妈的万万没想到这么多年来一直以为是不在人世的儿子如今竟又回来了！
俗话说，乐不死人。母亲被人们抢救过来后，一把又搂住了这已经死过一回的孩子。一小时后，弗拉季米尔的哥哥也坐车到达了。这一天大概是富尔索夫家最喜庆的日子。这种不寻常的会在阿拉木图不径而走，人们争相传告，当地的报纸甚至还专门做了报导。
现在弗拉季米尔·富尔索夫还住在阿拉木图。他是生物学副博士，任国立哈萨克大学讲师。
当年的战俘、后来卫国战争中的游击队员、勃良斯克的帕维尔·马尔科夫给我写来了一封至为有趣的信。
他告诉我，在希特勒集中营，我们的战俘传唱着一支关于布列斯特要塞的歌。他说：“我最初听到这首歌是在一九四三年，地点是西列西亚河上游的克罗伊茨堡战俘营。”
这首歌讴歌了布列斯特要塞传奇式的保卫者。告诉我这首歌的是米哈伊尔·奥泽罗夫中尉，后来此人因组织战俘集体逃跑而被法西斯刽子手残杀。
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英勇无畏的精神，质朴无华，它给我这个当时被伤病和饥饿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它的调子同著名的民歌《眼前大海一望无边》差不多，尽管它的文字缺少修饰，但气韵却是那样豪壮动人。
它象一首颂歌，它象上天的启示，在被折磨得濒临死境的囚徒心田里，播种着高傲和希望。在严重考验的关头人们高唱着它。它不止一次从那牢固得有如花岗岩石窟一般的单人囚室中响起。法西斯强盗们正在那里慢慢地折磨那些宁死不屈的苏联人，那些不愿为敌人劳动的苏联人，要把他们摧残致死。
后来我把这首歌带到白俄罗斯，带到苏联英雄彼得·格里戈里耶维奇·洛帕金的游击队里。他领导的各游击支队中，有许多从法西斯牢笼中逃脱的人。
正当我准备要把这首歌介绍给游击队员们的时候，当天晚上我就听到全队最喜爱的人物科利亚·克维特科夫斯基演唱这首我听了无比亲切的歌曲。但歌词又同我记忆中的克罗伊茨堡的歌词略有不同。短了二分之一，词句也精练了许多。我请科利亚把它写下来。
一天，当我执行战斗任务回来时，科利亚珍重地把一块桦树皮交到我手上，上头用甜菜汁写着一首歌词。这也许是这首讴歌布列斯特传奇式保卫者的英雄颂第一次以文字形式记载下来。
我把这首歌一直保存到现在。歌词如下：
快上城头，到旗下战斗
坦克在轰鸣，飞机在呼啸，
花岗岩在烈火中燃烧。
要塞中最后十三名士兵，
他们决不向敌人求饶。
炮弹在墙头雷鸣般怒吼，
石头在爆炸声中颤抖。
两次负伤的政委号召：
‘快上城头，跟我来，到旗下战斗！’
子弹已打光，死期已迫近，
但我们决不向敌人低头！
同志们，大家快快上城头，
那里的苏维埃红旗还在迎风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