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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确实大而奇妙，祖国确实大而美好，生活确实波澜壮阔，虽然常常忧心忡忡，但也常常其乐无穷，任你倒行逆施，我自其乐无穷。钱文转了一个圈，又喜上了乐上了。依据当时的形势，钱文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命运安排的任何别的可能性。
话说一九六八年打了一年仗，一九六九年零零星星仍然枪声不断，到了秋天，武斗基本停止，到处是埋死人的上坟的，哭亡灵的。两派都说自己的人死了是烈士是永垂不朽，令城市为之凄然。秋末的一个黄昏，钱文和东菊在小城的一个公园里穿行。这个所谓公园的地方，无非就是树多一些，草多一些，鸟多一些罢了。这里地方不大，没有任何安坐设施更没有娱乐或者服务了。门口设有一个标有“售票处”字样的窗口，但窗口已经用破烂三合板钉死，小角屋——原来公园管理人员售票的地方——陈封多年，满室的老鼠和室内长出的杂草——这里更像一个废墟。入门处设有铁栅，看来是验票收票用的，也已经东倒西歪，一种断壁残垣景象，这种景象使人想到“文革”几年后的中国，谁也想不到十几年前还是欣欣向荣的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转眼间破败成了
这副模样。天呀，也恁快了！ 园内有一处苹果园，园内有一个工人懒懒地劳动着。这年头的城市里居然还有人干活，这就是边疆的落后之处啦。苹果园之外就都是高可参天的杨树了。杨树的排列倒是很有讲究。整齐而又密集的杨树留出来笔直的通道，留出了圆形的与方形的空场。你甚至从大规模的杨树排列中参悟到古代的兵法和阵法。莫非这个公园仍然没有被完全遗忘？只是再也见不到一个游人或者行人或者第二个工人了。无疑，这儿也早就不需要再收票了。
边城秋早，还没有进入十月，已经是满地黄叶和半绿半黄的树叶了。
边城风大，即使不刮风的时候混合着树枝与树叶的味道的是浓郁的尘土气息。
然而钱文他们愈来愈喜欢在这个公园走一走了，这里有一种废墟的美，荒芜的美，破败的美，无奈的美，也许是病态的美。这里有一种穷愁潦倒的风情，一种百无聊赖的忧伤，一种转瞬沧桑的叹息。这种情调恰恰是别的精雕细刻、一尘不染、美轮美奂的公园所没有的。在这里走一走，于自己的难以表述的心情，既是一种寄托又是一种逃避，既是凭吊哀悼又是舒展排遣，更是给无所事事的人生涂上某种凄清的色调的消遣。
白杨树细密高直，遮住天空。性急的新中国的首批建设者种树也爱种长得快而没有太高的经济价值的那种。洒下的树荫使公园的光线更加暗淡沉重。离开道路走入树丛，闻到的是一种类似酸梨的气味。钱文不懂，杨树与梨树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亲近关系。鸟叫声畏缩而且细碎。是不是天冷得太快天黑得也太快了，鸟儿也收敛萎靡起来，鸟儿也摆出一副无可无不可的死活随缘饥饱无惊的模样。行走在这里，钱文与东菊相视而笑，也许是苦笑。
钱文甚至信口吟起一首诗：
他寻求着什么，在遥远的异地；
他抛弃了什么，在自己的故乡？
他甚至想起了莱蒙托夫的《帆》。
莱蒙托夫的后人与他只不过是隔了一条边界。
东菊甚至随口唱起了一首歌：
天上旭日初升，
湖面微风和顺，
摇荡着渔船，摇荡着渔船，
做着我们的营生。
她甚至唱起了尘封多年的周璇的歌，影片《渔家女》的插曲。
周璇永远唱得纯粹。后来她疯了，后来她死了。
在这个凋落的芜园里，在这个秋天的黄昏，也许有许多魂灵出没。
朋友，你在哪儿？
走出树丛，天一下子又亮一些了，东菊叫道：“你看！”
钱文转头按她指的方向看去，她看见了踽踽独行的一个老女人。什么？
是她？是她？是？是她？钱文说：“这个人怎么有点像张银波呀，怎么那么像呀，我吓死了。”
或者是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或者是张银波突然出现在破败的边疆公园，二者几乎是同样恐怖。
他们走了个面对面，对方对他们的毫无感觉的神情使钱文不敢贸然相认，人走过去了，钱文只是看着东菊，东菊说：“没错啊，没错，是她。”东菊只是在一次看内部电影（苏修的供批判的片子）时遇到过张银波，按理说，钱文她熟悉得多，但是此时此地，钱文完全失去了辨认的能力。
老女人已经走开十几步了，钱文壮壮胆子叫道：“张——银——波——同志！”
老女人迟疑了一下，收住步子了，显然，她听见了什么，然而她还是没有转头相望，她停顿之后，又迈动了脚步。
“请问，您是不是张银波同志，我是钱文。”
叫了一声后，钱文的胆量突然大增，他跑向前去并且叫着。他的叫声惊起了几只麻雀。
老女人转过了身，当然，她是张银波。但她仍然呆立着不动。
钱文拉住了张银波的手，那手是冷冷的，而且没有任何反应，她的眼神只是勉强地闪了闪，好像多么不情愿似的。
钱文有一点怕起来。
张银波居然出现在这里。霎时间钱文的脑海里出现了法捷耶夫的《表年近已年》里的句子：“是什么风吹来了您，书记同志？”张银波居然别来无恙，张银波的头发居然还是乌黑的，脸上也没有增添多少皱纹，只是她全身显得瘦瘪，瘦瘪得像是纸贴的一个人形。尤其是她的嘴，瘪进去不少，显得一下子衰老和丑陋了许多。这位书记夫人，这位张社长，几年未见，她的上半个脸大致如旧，而她的脸的下半部分，判若两人。她有过一些什么可怕的经历呀？在边疆，钱文甚至听说过她在运动初期吞食安眠药片死去的传闻。她怎么会出现在这个边远的地方呢？她怎么会一个人孤零零地走过这个荒芜的公园？她怎么一点也不像一个老延安一个领导，一个“高干”层的人物了？
他们俩再次与张银波握手，张银波的手仍然冰凉，没有任何握力，没有任何反应。她的目光是空洞的，她嘴动了动，没有人听得清她是在说什么。
他们也就降低了调门，胆怯地问候了一下陆浩生同志。
“是的，对了，你们在这里，××说过的。××××红心的事。我总要来的，没有××××”张银波看也不看他们，也不回答他们对于陆浩生的问候，而是自言自语般地喃喃有声。她仍然速度极快地说着话，如过去那样，她的口齿却益发含混，“我来是为了不幸的红心。”
“月兰？”他们同时惊叫了一声，同时感到了不祥。
“红心。”张银波坚持叫她的极革命的名字，“死了，是死了吧。”张银波冷淡地说着，目光空洞，声音呆板。
“啊……”钱文惨叫了一声，刚叫出声来，发现不应该在这里乱叫，赶紧以一种超常的努力把自己的惨叫压镇回去。他的声音以惨烈始，以噎闷终，更加令人毛骨悚然。
按照边远小城的习俗，虽然张银波态度冷淡，他们俩还是将张银波邀到自己家中，请她吃了晚饭。张银波说，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文革”以来，红心的情绪似是特别高涨，根据她的了解，她从来没有像“文革”时期这样兴奋起来过。红心打了她的爸爸以后，马上被一派造反组织选为小头头。她来过一次边疆并且与钱文见面，过了一年，红心又来了。本来，来这边是为了外调一个当权派的历史问题，来到这里她就舍生忘死地参加起此地的文化大革命来了。不久，“文革”的武斗升级，她中了弹，身亡了。她死在一九六七年，那时张银波与陆浩生都处于“隔离审查”的“监护”下，他们没有及时得到女儿遭到不幸的消息。直到今年，一九七年，张银波总算得到了一个“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这才获得工宣队批准，专门跑了来，来到她的死亡处所，想进一步弄清有关细节，并且视情况她希望能够为女儿讨到一点点公道。因为与女儿同属一派的一位“战友”说，她并非中流弹而死，而是对立面组织的狙击手瞄准之后特意予以射杀的——红心的积极性战斗性都很强，辩论中常常把对手驳斥得体无完肤，她招引了对立面人员的极度仇恨。
“红心的表现很好，直到临死，一直背诵着毛主席语录……”张银波说，无喜无悲。
钱文是一身冷战。
“凶手……”东菊问。
“没有人承认。死了的并不只是红心一个人。全国武斗里死的多了。唉，红心的脾气……她能有什么好下场？这边单位说是给我报销路费，这，大概就是所谓善后处理的全部了。”
张银波不停地说着“红心”这个名字，使钱文既别扭又痛苦。
“简直不能相信。月兰怎么会这样，她能够变成一个热衷于大辩论的人吗？应该再查一查。”钱文说。他的潜台词是，都什么份儿上了，还称呼她这个红彤彤的名字做啥。
“白查。”张银波的回答极其简单。
“您？”
“后天走。”
“您今后的工作呢？”
“待分配。”
“您看今后的文艺工作……”
“一切重新开始。过去的都不算，都是修正主义。”
“陆书记……”
“继续审查，等结论。”
“你们……”钱文想问问陆浩生现在是否能回家，他们老夫老妻是否能在一起，又不知道怎样措词好。
“见过。”
见过？那就是说浩生现在仍然没有得到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