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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不用再分析下去，人至察则无徒，人至察当然无友。他不应该对一切美好的与善良的东西将信将疑，分析过头成病。人设法弄得太明白，就会使人间再没有单纯的善意。等到人间只剩下了谋略与对于谋略的分析对于猜测的猜测，人类也就不妨灭亡了。当人彻底背叛了上苍的时候上苍自然应该下决心将人类诛灭。他钱文怎么了，他就不能好好感谢一下二进和刘小玲吗？请永远地感谢他们，只有感谢，感谢二进和刘小玲，感谢祝正鸿和束玫香，感谢赵奔腾，感谢卞迎春和小姚，感谢周碧云和满莎，感谢小玲的那几个同事吧。同时，请后来的读者与我们一道为刘小玲而深深哀悼，祝这个天真（？）热情，那时已是即将灭亡的女子的亡灵安息吧。
钱文到达边疆的第四天，见到了办公厅负责人张敏锐同志。钱文过去是从来不称呼别人官衔的，这回见到张同志以后一直是主任长主任短，不这样称呼就无法表现他的老实百姓的本色。短短四天他已经体味到一些外省与京城的不同，其一便是遇官必称官衔。不等张主任开口，光张主任的办公室也令钱文心悦诚服：干净，宽大，缯亮，带着几分威严。桌上有两部电话。大写字台上是一块以墨绿色绒为底的玻璃板，玻璃砖厚重巨大，玻璃下边压着种种便条、电话号码、表格。玻璃上边零摆着各种文件、文件卷宗、文件夹。办公室靠墙有保险柜和报刊架。另一面墙上是公文兜。高一点是毛主席像。写字台后边摆着的是宽大的沙发旋转椅。钱文进了办公室被工作人员让到门口的沙发上，这样座位很舒适但是矮人一头，张敏锐高高坐在转椅上，他看完陆浩生的信便走过来，坐到了钱文身边。钱文立即感到了荣幸。张敏锐说了一套，说得钱文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好事都被张主任说到了！可以重新申请入党。可以管一点事。可以到处走一走。可以先发表一点作品。可以找个机会，见见宣传部长和主管文艺的书记。可以这可以那，钱文走出张主任的办公室的时候，直觉得腾云驾雾，好比刚刚当了一回新姑爷。
他下楼梯的时候迎面上楼梯的是一个女同志，他随便*了一眼，差点没有背过气去。
原来她就是火车上结识的，不止一回在餐车的同一餐桌上用餐的那位可爱的女同志！钱文一见她脸就红了，他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他回答人家是不是党员的提问的时候竟然点头默认！在豪情满怀壮志冲天乐观向上并且沉浸在受到党的关怀的温热之中的时候，在准备撒泼颂党坚决一个新时代的歌手的时候，在孤注一掷远走万里只求放声一歌的时候，他竟然转不过弯来无法面对自己的政治遭遇政治现实，打死他他也答不出“不是”更答不出“原来是现在开除了”来。这样，他就陷入了更卑鄙更无耻更无地自容更无颜见任何好人的境地。那女同志似乎已经认出他来，要与他打招呼，钱文转过身去屁滚尿流，落荒而逃。走出大门的时候由于忘记了交还会客证而被警卫拦住。他又是一惊。
这件事他连东菊也没有告诉，他说不出口。他一会儿兴奋，一会儿沮丧，一会儿信心，一会儿担心，一会儿脸红，一会儿脸白。他愈来愈觉得自己即将会像金鱼一样地翻开眼睛，翻上肚皮死去。
第二天过去了，第八天过去了，第十天过去了，没有什么恶兆，只有好消息，说是要安排他到附近几个先进公社看看。他短期出差，搜集先进公社的先进人物事迹。他到处见到先进谈论先进，他感动如醉如狂，浑身发烧。为了赶时间直接高效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他抱着豁出去了的心情放弃了写诗而是写了歌颂公社社员先进人物事迹的报告文学。他的报告文学作品立即受到了文学刊物负责人的肯定。接着传出来某位主管领导打算约见他的说法。到了时候领导临时有事，推迟了约见。他立刻敏感到，是不是气候不对了呢？报上开始下起了毛毛雨，文艺界的弦正在绷紧。不见也罢，总的开头仍然是很好，远走高飞以后似乎有更多的机会，张主任的关照，陆书记的人情信，都会有巨大的作用。钱文一直沉浸在期待的兴奋中。
就在这个期待的过程中，报纸上开始了对于《海瑞罢官》和《谢瑶环》的批评，开始了对于鬼戏的批判，开始了对于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论”的批判，又开始了对于夏衍的“离经叛道论”和“反火药味论”的批判。文艺批判的气氛愈来愈浓。钱文写的受到赞扬的报告文学作品在最后一遍校对对红之后，终于被撤了下来。没有人向钱文说明或者解释这个情况，钱文也觉得不必去打问。可以用他，可以不用他，可以拿他当年轻的老革命，可以拿他当阶级敌人，可以鼓励他争取重新入党，也可以永远将他打入另册，一切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顺顺当当，杀了他与救了他，踩死了他与抬举起他，同样合理，同样易于理解。
钱文明白，他尽管像一只飞蛾一样地胡乱挣扎，他尽管得到了那么多好人的帮助，他尽管使出了一切力量，用尽了一切心机，付出了一切代价，他尽管已经乐观再乐观，奋斗再奋斗，自我打气不止，他还是不行了。
活大该！
狂欢的季节
王蒙
（二）
第四章
一九六七年一月，当钱文和东菊在距离中苏边境只有六十公里的一个农村读到载有刘小玲的惨死消息的红卫兵小报的时候，他们在无边的恐怖与绝望之中又升腾起了一点点兴奋至少是好奇——他们想知道底下会发生些什么。刘小玲之死是可悲的，但是她的故事居然能够在小报纸上刊登出来，她的惨死居然被解释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结果，最后是苗二进的名字居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小报上，作为摘帽右派的苗二进居然可以大模大样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居然可以用“居心叵测”“残酷迫害”“是可忍孰不可忍”“欠了人民的债”等言语批判工作组，直到批判了“御用红卫兵”……这些事态令钱文觉得匪夷所思而又暗含着一点不敢兴奋的兴奋：莫非……当真……怎么可能……弄不好又是什么阳谋什么陷阱呢。
小报的标题是《刘小玲惨死记实》，副标题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铁证”再一行字是“资反路线其心何其毒也”——两行字全部出自毛主席的名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篇“大字报”没有正式公布，但已经烈火燎原般地烧遍了中国。这张大字报传过来让钱文几乎一跳八丈。这张“大字报”令人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从反右以来，谁不汲取这个教训：领导就是爹，领导就是娘，领导就是天王老子，党不是抽象的，党就是你的书记委员科长处长局长小组长和他们所领导的积极分子。领导是反不得的，领导决定你的荣辱、你的祸福、你的升降、你的明暗你的是非曲直直到你的生死存亡。钱文深信，这次“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许多人就是接受了反右的经验，一上来就死保领导，跟着工作组打那些活动分子的。活动分子和积极分子在外文里是一个词，在钱文看来，在中国，含义恰恰相反。什么时候都有一些敏锐好事胡思乱想喜欢独立思考之人，他们一有机会就要显派显派自己，就要显示自己比他那个具体单位的领导高明。他们就是活动分子。他们的头上长着反骨。反右以来毛主席引《三国演义》上的魏延为例大讲反骨之为害。这个说法使钱文老是觉得自己生理上就出了毛病。活像是长了脑瘤或者骨刺。这样生理上右派分子们就是畸变者病灶携带者危险者和不可接触者。而活动分子们干脆说就是潜在的右派。他们在天下未定之时，可能是英雄好汉；在天下已定之后也偶可出出风头，但多数情况下极可能成为乱臣贼子。反右斗争当中狠狠收拾了这些活动分子，打断了他们的脊梁骨，虽然他们中的多数是响应党的号召才“鸣放”的。这样，反右以来，一切都顺风顺水，天下归心，言无二价，说嘛是嘛，于是才有了大跃进，放卫星，三年超英，五年超美，亩产二十万斤水稻，钢产量立即达到一零七零万吨。
而某些单位的积极分子形象正好相反，他们是一些老老实实，领导说一不二，有时说话大舌头和结巴——这样才更显出忠厚和驯顺，一般不注意穿衣和打扮，时而显得废寝忘食，往往是形容丑陋者。这也是女为悦己者容，悦己的领导多半喜欢丑的不喜欢俊的，喜欢笨的不喜欢聪明的。家有丑妻，一直被认为是人生一宝；那么对于某些领导来说，身边有几个形容丑陋的积极分子，他们除了从一领导而终以外再无别的出路，令人放心，他们簇拥着领导，却决不会把领导比下去。同时，他们多是不善于讲话却善于汇报者。在选择积极分子方面，一些领导充分弘扬了择劣选拔，逆向淘汰的传统文化积淀。
反右以后，积极分子们以保领导批活动分子为表现积极的不二法门。谁能死打向本单位领导挑战的活动分子，谁就能当上风光而又实惠的大左派，升官晋级，分房子坐车，全家光荣，鸡犬升天，一通百通，一顺百顺。不但组长科长是不能反的，左派积极分子也是动不得的。当上了左派人人羡慕，八面灵光！可毛主席的“大字报”，这个这个，怎么把一切都反过来了呢？毛主席怎么给了这些积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