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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意义上，这的确是个问题。在所有以话语为基础的概念架构中，“文本”很适合用来解释我讨论的电视使用的社会复杂性。当前，这个概念在文化研究中大受欢迎，这些年来见诸许多学者的著作中，如霍尔（Hall 1989，1975）、布朗德森（Brundson 1991）、莫利（Morley 1994，1986，1980）、西尔弗斯通（Silverstone 1995）、安格（Ang 1985）、拉德威（Radway 1984）、阿伦（Allen 1987）和普雷斯（Press 1992）等等。通过把电视概念化为文本，文化研究的分析人员界定了节目中权力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及范围广泛的诠释反应，而权力在此诠释中被人们建构为某种有意义的东西。
电视（也包括其他媒体）分析方法的复杂性在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 1987）的著作中得到了最好的说明，他对媒体图像和观众的批判分析在文化研究中十分重要，是因为他把话语作为文本来讨论，引申出话语的社会学意义，从而推动了该领域理论的发展。对菲斯克和其他使用这个概念的人来说，文本能使他们同时从不同方向进行分析。从对象即电视的角度看，分析的焦点可以集中在构成文本的不同形式的霸权上。在这个方面，菲斯克关于电视的讨论是很有综合性的。首先，他看到在媒体中存在着唯实论倾向，这种唯实论把社会和历史事件人格化，因此混淆了这些事件的起源与这些事件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意义之间的关系。其次，他看到在媒体中存在着风格、流派，这种风格、流派为叙事和传统习俗设置了参考框架，使叙事能以我们在文化中熟悉的方式进行。随后，他看到了媒体中存在着叙事传统本身，如情节发展模式、角色化模式、叙事模式，它们使电视故事具有可预测性，能以一种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展开。同样，菲斯克也注意到节目的审美方面的内容，如编辑、灯光、摄影、场景设计等等，这些内容是整个电视生产艺术的一部分，与电视叙事融合为一，对视觉图像的独特魅力作用极大。对菲斯克来说同样重要的是，雷蒙德·威廉（Raymond Williams 1974）所说的节目流，即连续运动的图像，它使电视以一种看似永无止息的方式展现社会生活成为可能。
对菲斯克和其他文化研究分析人员来说，正是通过上述这些节目的形式特征的共同作用，各种类型的统治性话语——性别的、种族的、阶级的、消费的——才能产生出来。对这些研究人员来说，这些话语在不同节目、不同频道中的重复，构成了节目中体现的社会生活的规范性秩序；这种秩序是强有力的，因为它正好与官方文化的标准和传统相适应，并把这些标准和传统扩展到新领域中。当然，在文化研究中，霸权在定义上并不是永久的、穷尽的。在节目中的确存在着对立性的反霸权的各种形式，当它们的确出现在节目中时，它们能打破文化权力的平衡，即便仅仅是短暂的，它们也能挑战精英所偏爱的规范秩序。所有的这一切——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描述、多元的情节和故事线索、人物的命运、不同的场景、叙事的方法、视觉图像的亲近性和可触摸性、消费的前景及其带来的愉悦，以及把有这些要素整合进统治性或对立性的话语——所有的这一切构成了我们的对象，即作为文本的电视。在其客观形式上，电视文本一般被理解为能够以整合的、有意义的方式表达社会世界，即使提供这种整合的那些规范框架相互之间存在着冲突和紧张的时候也是如此。有意义的整合就在那，它只等待着人们去发现。
但是，这种关于研究对象的论述，关于其置身于权力的论述，只是作为文本的电视文化分析的一个方面。即使不是更为重要的话，与这种分析同样重要的是关于解读文本的行动的概念化问题，即诠释的过程，正是在诠释中，电视这种复杂、多层次的对象才能被人们赋予意义。菲斯克和其他电视研究者把电视收视者理解为总是处于意义上置身于话语的，因此也置身于权力的过程之中的。正如对象即电视的情况一样，意义上的一致性观念在文化研究关于该置身过程和文本解读的概念化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人们在社会中是占据位置的这一事实——通过年龄、阶级、性别、种族、宗教、派别等等——加上自我身份的形成，与人们置身电视的情形形成一致的关系，而自我身份又反过来为人们与电视相关的意义创造活动设置了参考框架。在文化研究中，社会位置和自我身份都是多样化的，所以文本解读就被理解为一项高度复杂的活动。人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接受、拒绝或者商讨话语的意义。与对象的建构相比，解读或诠释行动是个更具不确定性的过程。
某些时候，人们可能允许统治性话语提供的一致性成为他们自己的看待事物的意义一致性方式。这些统治性话语的部分吸引力，在于这些话语与主流的社会位置和自我身份建立了共振关系，这种共振关系使人们把自己置身于他们表达的社会世界之中。当他们真的这么做的时候，在这种社会世界中发现的意义就成为人们自己的意义。比如，在菲斯克对文本电视的分析中，他发现父权话语的建构过程：节目可以连续不断地重复表现家庭内部和公共领域中的阳刚之气和阴柔之美，权力动力因素以及性别关系的其他方面的差别。通过我所描述的各种各样的形式，电视为人们提供了社会生活中男性白人权力的一致性刻画。人们就是这样被置身于主流社会之中，具有传统性别身份的标记，他们只能接纳这样的刻画，并且把这种刻画中发现的意义转变成为他们自己的。在文化研究中，这种置身电视的情形被理解为对文本的统治性解读或诠释。
第二部分：电视使用的概念文本（2）
但在另外的某些时候，人们会拒绝把统治性话语提供的一致性当作他们自己看待事物的意义上一致的方式。按菲斯克与其他文化研究者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不那么传统的社会位置和自我身份成为诠释活动的背景基础。与置身于他们所代表的社会世界内部的情形相反，人们置身于这种社会世界之外，使用他们自己的常常遭受到官方文化批判的规范框架去解读文本。他们赋予事物意义上的一致性，但不以被统治性的事物体系所期待的方式进行。让我们回到父权话语这个例子上去。菲斯克和其他文化研究者认为，这种文本诠释更多地发生于那些置身于意义创造的父权规范框架之外，接受女性主义、同性恋或双性恋认同的人们中间。在文化研究中，这种置身于电视的情形被理解为对文本的对立性或反霸权解读或诠释。
另外还有某些时候，文化研究者认为人们既置身于电视话语体现的社会世界之中，同时又置身于其外，他们接受某些规范性秩序的原则，同时又拒绝其他某些原则。因为人们通常拥有不止一个社会位置，他们形成并维持不同的自我身份，这都能使他们以不同的、有时是矛盾的方式诠释任何既成的文本。一方面，文化研究告诉我们，统治性话语意义的某些方面可能与人们自我身份当中较为主流的方面发生共振，从而成为人们自己看待事物的意义一致性方式的一部分内容，这种方式与官方文化传统一致。另一方面，统治话语中的其他方面永远不会为人们接受，最起码不以本来面目被接受，因为不那么传统的自我身份会发生作用，并且对所提供的刻画产生一种更有距离感的批判性姿态。当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人们可能会吸收反霸权的话语，形成对文本的替代性解读，或者，他们会把他们的所见所闻视为霸权并维持其批判立场。文化研究分析人员说，在两种情况下，人们都知道电视上刻画的规范和实践的世界不是他们自己的，而且正是这种认识，而不是话语权力，维持了人们批判的但同时又是意义上一致的看待事物的方式。
让我们再次回到父权话语这个例子上来。菲斯克与其他研究文本电视的学者可能会发现，那些刻画，比方说男女之间情感上的亲密性的刻画，以不同的方式赋予男性在互动中的某些微妙的权力，这些刻画被人们一致接纳。分析人员解释说，这是因为主流的性别认同发生作用的结果，这种认同使这种刻画中的霸权能被感知、想像，被理解为自然的和规范的。当节目的场景发生了变化，刻画也发生变化，比方说，变化为与女性发生性关系的具体表演。在文化研究那里，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收视者，特别是女性收视者，通过吸收不那么传统的（相对官方文化）女性主义自我身份，可能会改变她们的态度，使自己与这种刻画保持距离。在文化研究中，人们既置身于统治话语结构之内，又置身其外的情形，被理解为对文本的协商性解读或诠释。
协商性解读的世界事实上是个相当朦胧的研究领域。尽管“协商性”这个术语具有简明性，构成这类解读的意义动力机制要比文化研究所解释的远远复杂。不同的社会位置、多元化的自我身份、对文本的冲突、矛盾以及模糊的解读等等观念，使文化研究在充分解释内在于电视使用的复杂社会性方面，只能走得这么远。在我的评论中我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这种讨论随后即将展开。但在此之前，我想重申解读或诠释这个概念在文本电视分析中的重要性。就是说，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