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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创造能动性，甚至是创造能动的可能性，但它却不能创造所有的能动性。巴特勒理论中令人感兴趣的是，她的许多关于意义实践的洞察一般是置于假设之中的。她经常这样说，“如果话语被认为如何如何，那么实践就可以被认为如何如何”，等等。这是一种可能性的语言，这意味着，实践并非全部是话语的，超越概念架构是可能的。
福柯（1985，1986）同样认识到实践超越话语的可能性。在《愉悦的功效》（The Use of Pleasure）和《自我的关怀》（The Care of the Self）中，他以自由人在其日常生活中建立起来的种种知识和实践理解，说明了古希腊和希腊—罗马时期的“自我构造”问题。在《愉悦的功效》中，福柯说自我构造的实践不能与希腊社会和文化的宏观话语规则相分离。自我的这种创造是非常个人和私有的人与其自身的关系领域，同时，它也是人们最为公共的道德与伦理行动的组成部分。讨论自我构造的话语，就是讨论私有和公共领域的不可分割性，因为在这个时候，福柯说，在自我构造的过程中，存在着已经存在着的为人所同意的规范性秩序在起作用。
在《自我的关怀》中，福柯转而研究希腊古典时期与后来的西腊—罗马时期自我构造转变情况。在希腊—罗马文化中，由于种种原因，自我构造实践中的公共和私有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出现了问题，对福柯而言，这意味着个体并不那么多地把握和理解作为行动基础的社会道德与伦理标准问题。正如福柯所指出的那样，人们与自我的关系，不再彻底地与各种规范性指导原则融合为一，这种融合在古典时期构成了公共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在希腊—罗马时期，自我构造的实践越来越变得独立于支配性的规范性指导原则，而这种原则在以前却有助于把个体整合进公共生活中去。
第三部分：电视使用的再概念化社会性及其主体问题（4）
如果接受他有关自我构造的变化的论述，判断福柯是否仅仅指称话语转向，还是他试图确立和揭示在话语和社会之间作出区分，有时是很困难的。有时，他说的是自我构造的语言，而这种构造更多地是话语的，个体层次上自我构造实践的转变似乎记录和复制了宏观社会和文化中重要的话语转变。此时，自我构造似乎随着话语的转变而转变，表明了自我构造私有的个人的模式是在话语中被构造的，尽管这种构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各有不同的。有时，他又使用表现内在性的术语——人们的判断、监测和评价——说明当他们在话语中把自己建构成为主体时，个体会做什么。另外的某些时候，特别是在《自我的关怀》中，福柯的自我构造包含了相当多的关于内在性的观念，但同时又包含了人们行动的反思性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从总体上来说，在他的理论中是最相对缺乏的。此时，他似乎不仅仅认为人们在平常际遇到的和必须应付的图像面前能够作出反思性判断，而且认为他们应该这么做，因为这种反思性对人们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它使人们知道他们是谁，如何在社会中分布，以及他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确定他们自己的位置。
福柯理论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在于他记录了话语规则作用的重大差别、变化和转变。但在他以后的研究中，福柯区分了话语的作用和社会性的作用——社会性被首先理解为个体以持续的方式投入其自身生活的方式。福柯所讨论的是一种发生实践活动的特殊的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话语当然是存在着的，它为各种形式的自我理解提供了规范性指导原则。但与巴特勒不同，福柯的语言并不是简单的就是话语或抽象的意义系统，他的语言同样是思维和符号化的语言，这种语言涉及到人们作出判断和反思性思维的能力——反思话语和社会事物。我的理解是，他所讨论的是人们理智行动的能力——智力、判断和反思性，等等——就存在于话语规则之中，它们同样也是人们日常实践的构成部分。这的确是一种关于自我的语言，福柯用它来表明实践的一个特殊方面，在这种实践中，人们根据社会条件来思维和行动，我认为这意味着，人们的思维与行动不能被简单地归结在话语权力和抵抗的标签之下。
巴特勒的抽象的、假设性的术语和福柯的转变性语言都突出了文化研究关于实践的论说中的一个更为一般性的问题：在讨论实践过程中，分析人员应该如何区分话语的内容和话语中遗漏的，或不适应话语表达的内容？我们能不能说实践中的某些内容不是话语——而且同样也不是本质性的东西？我认为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也同样认为，文化研究分析人员由于如此地依附于他们的话语概念架构，以致于他们丧失了把人视为社会成员的能力，包括这样的事实，即作为社会成员，人们在其生活过程中的确能够发展其思维和行动的能力。因此，分析人员往往不能认识到，在解读或诠释文本，或在表演或实践的表演性中的确存在着某种社会性的东西，如果他们试图以在经验和理论上都令人信服的方式讨论权力问题，那么他们就必须说明这种社会性。
所以，“话语”与“社会性”在什么地方相交，从概念上说，的确是一个十分模糊的领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分析人员可以，而且的确使用了以话语为基础的概念架构，以及以社会性为基础的概念架构，来解释生成中的公共和私有的、有意识与无意识的，以及被思想、被体验的事物的综合现象。在电视使用研究中情况就更是这样，因为在电视使用中，节目的话语流及其中断与电视收视者的思维与情感运动是相互对应的。
我的观点是，在什么是话语的以及什么是社会的两者之间，概念上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实际上开放了对电视使用和其他媒体使用，或更一般地说，对实践的研究。批判性研究者实际上处于一个相当有利的地位上，因为他们现在可以重新思考这些年来一系列在文化研究领域之外没有充分使用过的更为传统的概念架构，用这些概念架构去研究构成能动性以及给予实践以形式的复杂过程。
在我跨越学科界限进行研究时，我发现有几种理论建立了主体性的概念架构，在这些概念中，生成的社会性这种要素占有重要地位，他们，比如巴特勒，试图克服种种本质主义的观点，同时又重视话语和权力的重要性。比如，玛格丽特·马勒尔（Margaret Mahler 1975）在《人类婴儿的心理学诞生》（The Psychological Birth of Human Infant）中，利用她在文献阅读中发现的材料，以及她自己对婴儿和早期儿童行为的观察，发现在早期照料关系中的持续照顾能使婴儿培养起持续的模式，借以表达婴儿自己的身体以及构成婴儿周围环境的客观事物。这种表达的内在世界与那种照料的持续模式一同生成，成为最初的自我意识形成的标志。照料的社会关系能够独立地继承存在下去，但表达的能力却成为婴儿生命中社会性方面内容。马勒尔当然认识到这种持续性——照料的、表达的以及自我的持续性——并不是婴儿和早期儿童关系中惟一的可以明确定义的特征，但是考虑到在文化研究中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即把能动性与主体性本质化的倾向，对马勒尔来说，注意到这种持续性并不是既成的，早就存在着的，是至为关键的，相反，这种持续性应该被理解为生成的，是在儿童早期体验中社会性地建构发展的结果。
另外，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 1977，1965）作为研究早期儿童发展的心理学家，他在产临床实践再建构过程中发现，在婴儿生命的早期阶段，照料的持续性有助于形成一种对身体的意识，身体成为一种限制性的膜，使成长的婴儿与其周围环境区分开来。温尼科特称这为“自我边界”（1965）。如果照看婴儿的人继续以期待婴儿的欲望或行动的方式作出反应，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他们讲的“智力使用”的情形：婴儿能够发展并维持身体统一性意识的第一个实践基础（1965）。温尼科特认为，在存在着一种所谓的认同以前，婴儿在头脑中能够重复使用这种智力，使生活照料者不在场的情况象征化为在场的情形。温尼科特认为，智力的这种使用与诸多其他概念的架构相关，如象征化符号化的能力，他把这种能力称之为游戏；另外，智力使用与符号化能力还与他所谓的真我相关，而所有的这些东西又与他所说的“创造性生活”和“儿童的生命”相关（1971）。儿童的自我意识和其创造性地投入文化生活的能力是在游戏中形成的。和马勒尔一样，温尼科特认为，看得见的行动和表演总是与思维与情感的内在过程相关的。或许最为重要的是温尼科尔与马勒尔一样，强调的是这种符号化和游戏能力的社会建构性，而不是其心理学或生物学的本质论根源。
第三部分：电视使用的再概念化社会性及其主体问题（5）
在这些论述中，儿童的早期实践被理解为生成于重复的过程中——照料的姿势和社会关系以及稍后与之伴随的语言的重复。但与我们在文化研究有关实践的论说中所发现的不同，马勒尔和温尼科特所说的看得见的实践的重复，必须是与一种内在性、一种对体验的内部思维相关的。不管这种体验是来自于话语、来自于社会性或同时来自于它们两者。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在《心灵、自我和社会》（Mind； Self； and Society）中，在阐明他的社会性概念架构过程中集中讨论了社会、自我以及自我反思的暂存结构问题。他反复指出，只有认识到社会生活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