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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工作前后做什么？如果人们不为家庭之外的老板工作，他们如何支撑他们自己？如果说这对他们而言不是问题，那么分析人员就必须询问他们通常如何组织他们的生活。他们是自谋职业者吗？他们的每一天都忙于照料孩子和家庭责任？他们经常上学吗？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就业人士上，与人们的想法一致的是，在家外就业对于人们组织其日常生活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但我也同样发现，家务、照料孩子的责任和学龄儿童的上学与放学等，是独立的因素，与就业情况一齐发生作用，构成了人们在家里的日常活动。工作、家庭和家务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人们是否有闲暇时间，在这个意义上，这种相互关系成为一种重要的结构性脉络的组成部分，决定人们开始投身电视的活动。
一旦这种较为基本的情境脉络的结构被理解了，这种脉络本身的意义复杂性就必须加以说明。即使是在一个分析的宏观层次上，分析人员也不试图唯一地关注投身电视这种活动，因为在任何情境中，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投身于其他活动中，包括各种爱好、手艺、使用其他媒体、探访邻居、家人和朋友，以便使他们自己得到放松，享受生活。一旦掌握了人们的工作、家庭以及家务活动等情况，分析人员就可以进一步探询哪种情境一般能够提供机会让人们去收看电视或做其他任何事情。人们在上班以前、下班以后，上学以前、放学以后，晚饭以前、晚饭以后做些什么？在深夜，或星期六、星期天的下午做些什么？这些都是情境的客观决定因素，需要加以说明。在任何一种典型的情境中，确定投身电视给人们带来的意义，必须首先说明电视在这些其他活动中的地位。人们是否专门观看电视，观看电视是否是其他非媒体活动中的一种替代性活动，投身电视相对来说是否不那么频繁，这些问题都很重要。
第三部分：电视使用的再概念化投身电视（2）
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影响人们体验的电视权力必须成为这种分析的有效组成部分。电视首先是，而且根本上就是消费的对象。它在市场上可以购买，取决它的型号、样式以及特殊的形状，电视机可以作为消费者地位及其生活品质的标记。与朋友关系、家庭关系、爱好、手艺，甚至是家务活相比，投身电视，就如投身收音机一样，使人们面临消费话语，使他们被取向于市场，不管他们是否被说服去购买产品，或认同于推销图像。人们有多频繁地、多长时间投身电视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说明消费话语如何扩大到人们的家中的私下的个人的领域中去。通过把投身电视置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作出的例常的选择之中，分析人员就能够考察在不同的人那里，电视如何不同地发挥作用，把它的消费话语扩大到人们的有意义的体验中去。
除了电视使用存在于其他活动中这样一种认识之外，分析人员还面临着一个更为困难的任务，就是考察收视者在投身电视和其他活动过程中不同阶段上的思维和情感的性质；而且，除了这点之外，他们还必须能够评估，从思维自觉性角度上讲，当人们在观看电视或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他们会在什么地方停下来。人们是否在任何情形下观看电视时都会感到疲劳、厌烦、焦虑、警觉、放松或其他的什么感觉？在相同情形下，当人们投身其他活动时他们是否有相同或相似的这些感觉？另外，我们还需要了解人们如何决定去收看电视或做其他什么事情。在不同的时间内，人们投身电视或做其他活动时，他们的思维是如何的？我所访谈过的电视收视者经常展示或表达出他们在把他们自己取向于电视或其他活动时所从事的决策过程，从纯粹的习惯到高度的反思性决策都有。投身电视或其他活动是出于习惯、逃避性愉悦、期盼一种游戏性的互动参与、还是出于对自己的选择更为认真的参与？通过考察观看电视时所发生的思维自觉性，然后把这种思维自觉性与投身其他活动时产生的思维相比较，人们把电视带入其生活的那些更为具体的条件就可以在分析上再建构起来。我们就会获得对电视使用意义的认识，如果我们直接地把注意力放在收视上，或只是研究观看电视活动本身，这种认识就不会成为可能。考察人们观看电视和其他活动的具体的、思维自觉性的方式，可以使我们获得人们在其日常生活中他们作为自我而行动的能力是如何实现的。
由于观看电视并不是人们在工作、学校、照看孩子和家庭责任之外所从事的全部活动内容，分析人员同样需要通过比较人们在投身电视和其他活动中所发生的不同思维自觉性状况，评估人们在不同情境中一般会在什么地方停止活动。当问题涉及到人们带入到不同活动中的思维自觉性方面内容时，不同的活动可能具有不同的潜力，如果我们试图比较分析电视使用的意义的话，做某些表格或图表是适宜的。当我们讨论活动时，我发现确定一种参与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个人能否控制活动的节奏，人们能否从一个情境到另外一个情境整合他们的参与——就是说，如果这种活动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以及人们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反思、洞察自己、洞察他们的社会以及他们的环境，是特别重要的。总而言之，参与、节奏、发展过程和洞察的可能性是任何活动的重要内容，而且对它们的考察能够使对实际活动的比较分析成为可能，包括人们经常参与的电视收视活动。
第三部分：电视使用的再概念化电视互动
当投身电视成为一种活动，影响这种投身的真实生活的脉络并不会完全隐退到背景中去。但是，收视者的注意力倾向于集中在电视图像上。尽管许多电视节目具有明显的简单性，而且电视机出现在人们家里已经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收视文化事实上依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世界。要企图确定收视本身的意义，必须考虑许许多多的因素，包括节目的不同符号形式在构造收视文化中的思维与情感的性质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种种方式，另外，主要取决于人们是单独，还是与他人一起收看电视，还需要考察这种收视关系的意义是如何被不同地构造起来的。
在讨论投身电视问题时，我曾指出，对分析人员而言，认识到电视所拥有的结构性作用是必要的。电视使人们面对消费的话语，并且具有重复性，这种重复性是参与其他活动，除了听收音机和购物本身之外，所无法比拟的。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我所讲的收视关系：分析人员必须能够确定这种特殊话语所具有的某种权力，它指导和组织人们的心灵和情感体验。但分析人员要做得比这更多。为了考虑当人们把电视机打开以后，电视如何发挥作用，分析人员很明显需要更多地关注收视关系。而且在此过程中，他们必须说明构成节目的符号形式的复杂性，因为收视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所拥有的对这些符号形式的思维自觉的参与来构造的。
第三部分：电视使用的再概念化话语符号
首先，存在着许多不同层次的我们可称之为“诱导逻辑”的东西，它们表达了不同个体、群体和法人精英的市场营销策略。比如，广告商、政治家和直接的市场上的商人，他们的符号各有不同，从硬性推销到麦迪逊大道上的公司所作的更令人舒服的全国著名品牌的广告图像等等，不一而是；政治家讲究形象创造和文辞修饰；即将上映的电影或电视有宣传推广策略；家庭购物网最近又推出大量的似乎永无止息的商品促销活动，这些策略可能可以更理性化，这主要取决于传递购买决策正确性的语言作用，也可以是情感化的，这主要取决于感觉和视觉图像，它们能以微妙，有时认识不到的方式暗示你获得某种产品所能带来的愉悦和满足。从符号上说，这种策略的净效应能够使收视者持续地经历商品和图像推销这样的不同际遇。
需要考虑的还有叙事传统。一般而言，人们注意力中最重要的聚焦点是节目的风格、情节和人物塑造的真实性，因为这些因素是在表现社会行动真实性中最突出的特征。它们为人们一系列的诠释节目提供了符号基础，诠释的对象包括场景，故事和人物塑造，人们发现这些内容是可能的，同时也是值得批判的。在一个典型家庭内，由于同时能够接收差不多四十个频道，电视节目为人们提供了一系列越来越趋于折衷性的叙事传统。在所有方面——场景、人物塑造和情节——叙事传统或多或少地都有仪式性特征，这主要取决于对营销的考虑胜过对艺术的关心的程度有多高。叙事传统也是文本，常指在电影、以前的电视节目中的情节刻画和人物塑造。叙事传统中的符号体系所具有的可能性意义，被置入对社会生活的相当复杂的描述之中，人们的意义创造活动的参照点，在任何一个特殊的收视阶段内，可以轻易地从真实生活中转移到文本之中，再回到真实生活之中。诱导信息和叙事传统所指的却是有关社会生活的观念，当节目中的行动开始进行时，这种社会生活能够暂时地呈现出来。
第三部分：电视使用的再概念化表象符号
在使用表象符号这个术语时，我采用了苏珊娜·兰格尔（Suzanne Langer 1975）的概念；把注意力集中于讨论图像如何唤起或表达意义，而同时又不能依赖叙事传统或诱导信息线性的或时间上的发展。
表象符号的一种形式是视觉图像的美学。创作人员的工作；包括对话脚本书写、演员的表情与表演、视觉图像留给人们的印象，如灯光、合成、摄影角度、色彩对比和编辑技术等等的效果——所有这些内容在收视者面前作为一种独特的符号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