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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系统地研究人们投身电视（及其他活动）的思维自觉性，我要求我访谈的上班族向我提供一份他们下班之后日常生活的一般说明。就是因为转化时期之前的工作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内容，我想当被问及的时候，他们对其行动是足够熟悉的，也能够在自由交谈中再现这些活动。在访谈中，我还询问他们作为上班族一般都经历的种种情况。我询问他们在经过紧张、激烈的一天工作之后的劳累的感觉，以及在一天顺利的工作之后所具有的放松和精力充沛的感觉。随着我们谈话的深入，我很有兴趣去重新建构他们的电视使用活动，以及在电视使用活动之前、之后及同时发生的其他活动。但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让他们详细地告诉我工作之后的活动过程，以便我能够获得他们在这些时间段上的思维自觉性的理解。
我利用思维自觉性的连续性这个概念去考察上班族所投身的各种活动。我就这一连续性问题提出以下几点：习惯性，这是思维自觉性程度最低的把握活动的方式，在此，人们出于习惯而行动，实际上，人们以一种不假思索的方式取向于某种活动；逃避主义，这是一种对事物的把握稍有思维自觉性的方式，在此，人们一般最起码具有某种获得自由的欲望意识，在精神、情感、物理和社会方面都脱离当下的情境（并非由于习惯而行动）；游戏，在这种对活动的取向中，人们不仅企图摆脱他们以前的行动和体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以把自己与以前的活动相分离的方式思考，并通过这种分离，以一种创造性的或想像的思维结构，投身于其他事物中去；最后，反思。反思最具思维自觉性，人们借此监测和评价当前的思想和体验，试图预测如果他们选择一种活动而放弃另一种活动的话，他们会如何思想，如何体验，而且一般来说，他们会试图把握他们所选择的活动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适应他们的闲暇活动的总体脉络。
当问题涉及考察人们参与各种活动的思维自觉性问题（与投身活动的行动相对应）时，我确定了社会行动的四个维度，这些维度将适用于各种活动，并在同时使我们能够比较它们之间的思维自觉性情况。首先，我想了解人们参与其选择的活动时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第二，我认为了解人们是否有能力控制他们的活动很重要；第三，我想确定人们是否以这样一种方式参与活动，即所发生的行动与先在的行动相关，并建立在先在行动的基础之上，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行动是可以为人们所理解的，行动也因此具有一种发展的进程；最后，我有兴趣去了解各种活动是否为人们带来了洞察的可能性。就是说，他们对活动的参与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使人们能够洞察他们自己，洞察他们世界中的其他人，或洞察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宏观环境。
正如你们所预期的那样，体现人们投身活动及对活动参与的思维自觉性程度有很大的变化。评估思维自觉性的性质是件困难的分析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是因为思维自觉性参与取决于很多因素，它明显地表明，受访人的背景、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类型、工作之后所处的情境、所承担的责任、所能参与的活动，等等。另外，我发现“同样”的活动在不同人那里会有不同的感觉。比如，电视收视的思维自觉性并不是在不同社会环境或不同人的不同使用中保持不变的东西。对那些调台到他们所喜欢的节目上并且一人独自以不停顿的方式收看这种节目的人而言，他们会充分关注故事的发展，每一天每一周都是这样，对他们而言，收看电视的确是具有高度思维自觉性的活动。当人们一同收看他们喜欢的节目的时候，相同的情况也能发生，比如说同家人一同收看节目，他们也往往把收视之后的活动以及共度时光看得很重要。与此相反，那些把电视当作背景音或某种陪衬的人，他们在做其他事情时往往偶尔关注一下电视内容，对这些人而言，可以说，收看电视相对来说是一种“无思维自觉性”的活动。在这类收视中，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存在着少量的活动发展进程的意识；参与这种活动的人并不积极地使其所看见的事物具有意义，而且也没有多少机会（与其他收视方式相比）使他们在离开电视之后，对他们自己或他人具有更多的洞察。
通过要求上班族说明其下班之后一般的日常活动过程，我能够再现其电视使用的大体脉络，包括电视使用之前、之后及其与之同时发生的种种活动；同时，通过要求他们回忆在这些过程中的思维自觉性情况，我也能够理解他们思维的内部过程。具备了这些有关思维自觉性的概念架构，我就能评估投身电视的这些职业成员是否具有一种特殊的思维结构，这种思维结构能够从这次电视使用活动到下一次使用的过程中不断重新出现。同样，这也能评估他们在把握其他活动时是否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如果不是的话，我就想知道他们如何在思维自觉性方面对待其他活动，并且企图确定事情为什么是这样的。或许最重要的是，这种考察使我们能够比较人们在投身电视与其他活动时所具有的思维自觉性程度。同样，从思维自觉性角度上讲，我也能够比较人们在什么地方停下来，作为投身电视或投身其他活动的结果。结果，对我来说，超越把电视使用视为孤立的理解，而把它视为完全是情境中的，是可能的。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转化和仪式
在我所访谈的那些人的生活中，从工作到家庭生活，从家庭生活到工作这种转化的性质，可以用仪式来理解。作为仪式，这种转化期具有一种实践的意义，这种意义超过了现象学的此时概念。实际上，这种转化在其自身内部包括人们电视使用的某种一般模式，这种转化或者仪式同样也包含人们所具有、所携带的对其行为的社会性质的洞察和认识——他们的行为可以是工作方面的，与电视相处方面的，在其他活动中的行动，等等。人们在访谈中向我提供的生活再现情况，十分真实地反映了投身电视的仪式性质。它们告诉我们职业成员拥有的把电视带入其生活的第一次机会，但是它们告诉我们的，要比这一点多得多。
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的来回这样的仪式，及其思维自觉性模式和从中发生的各种行动，已经成为每周、每月甚至每年的惯例活动的经久不衰的一部分内容，而正是这些惯例活动，构成了我所访谈的那些人的生活。每个下班之后回家的人都会就做什么及如何做作出决定，当人们经历这一过程时，他们当然是生活于此时的。但是，如果说他们从工作到家庭的转化每天都重新来过的，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转化也同样是由他们所获得的实践知识所构造了的，这种实践知识不仅来自于以前对电视及其他活动的投入，而且来自于曾经多次参与这些活动，也来自于不得不放弃这些活动，重新开始他们工作生活等等经历。因此，这种仪式包含并表达人们日常生活中电视使用的整个周期。
我在研究中发现，围绕下班之后投身电视的这种仪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工具，去探索在收视文化世界中权力的作用机制。用另外的话来说，投身电视的仪式能使我们观察电视权力在那些我所访谈的人的生活中发生作用的具体方式：电视使用与参与日常活动的社会性，能够抵消或调解电视的权力效应。对仪式的理解，建立思维自觉性的概念架构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工具，以便我们重新建构电视使用，并理解日常生活中各种力量的复杂合力。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产生描述
在重新建构人们向我提供的思想、体验和行动时，不能把这些材料当作朴素的事实，当作与它们的生产情形相脱离的物来看待。这种对电视的分析不仅作为对理论问题的结构性反应而出现，而且也因为我向人们提出了特殊的问题，使我们的会谈能以一种毫无疑问对参与访谈的人来说并不普通的方式进行。这些人通常并不与社会学家、新闻人士和其他人交谈，后者并不询问他们一些诸如电视收视习惯等世俗问题。超出我的控制范围——也超出他们的控制范围——的许多事在访谈中可能已经发生了，使他们的反应更具色彩，同时也使注意力偏离了预定目标。对人们来说，忘记某些事情并有选择地再现其他事情，是很正常的。因此，这种再现是有瑕疵的，在访谈描述中总是难免的。但是，尽管有着这种不足的可能，这些描述与说明在上班族利用电视，以及相应地，在电视利用上班族方面，依然提供了极有价值、十分重要的材料。我所追求的是他们电视使用的平凡性，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希望是），他们才更少体验到距离和差距，而这在研究过程中一般都会存在的。
由于具备了本研究的经验考察，特别是关于思维自觉性的信息，现在我们有可能通过审视电视权力的运作方式，审视其影响上班族日常体验的方式，去质疑标准化和规范化的概念。这种材料为思考有关电视权力的种种观念提供了一种经验的参照点，它是一种真实的证据。具备了这种参照点，权力就不再只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尽管也很有用），而是具体的。我的访谈和参与性观察的材料能使我们理解本研究中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能指导和控制他们与电视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