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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电视收视的替代
尽管上班之前以及在周末的时候，电视能够持续性地指导和组织他们的体验，但在此期间电视并不是他们意义创造活动的惟一源泉，这与下班之后的情况不一样。
菲尔一般收看《我爱露西》和《佩里·梅森》，但有时他并不这样，而是在“进进出出”地关心电视内容的同时，做些家务活。唐即便在收看电视时大量时间都关注于电视文本，但电视在白天开着的时候，他也会与他的女儿玩上一会儿，傍晚以及周末的时候，他会与他的妻子交谈。在罗布那里，如果《我的孩子们》的故事情节不那么引人入胜，他会站起来做些别的事情。周末的时候，电视就那么开着，他会经常性地照料“家里的其他事”，如清洁、收拾院子、付账单，等等。同样，在这些时间里，他也会断断续续地收看电视。
另外在白天、上班之前、工作时或在周末，这三个人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做些收看电视之外的事情。
菲尔经常跑步，这时他会集中精力于他的体育锻炼，或在头脑中理理思路；每隔几天他也会在工作时抽时间阅读《旧金山纪事》（San Francisco Chronicle）部分内容，或在家阅读杂志，如《插图体育》（Sports Illustrated）；周末的时候，他会和他前妻的孩子们外出拜访朋友，或与他现在的妻子和继女溜达着看看橱窗，他们发现这是一同消磨时光的轻松方法。罗布在工作的间隙会看看《旧金山纪事》和《圣约瑟信使报》（San Jose Mercury）和新闻；白天在家的时候，除了收看电视之外，有时他还阅读科幻小说和历史书籍；他也会听听收音机的谈话节目，作为电视的替代品；有时他干脆在上班前睡上1小时左右。周末的时候，他一般都把时间花在他的妻子和孩子们身上。他们会做户外活动，喜欢到海边去，或外出散步；他们还一同购物，或去跳蚤市场；他同样会自己动手做些家里的小工程活。唐不读报纸或杂志，也不常读书。但是，周末的时候，他会常常与他的父母和他妻子的父母一同拜访朋友；他为他的朋友们修车；在家陪他的孩子们玩，也做些庭院的杂活。
报纸和杂志上的故事，书上看到的某些观念，收音机里听到的不同的视角和看问题的方法，还有与人会谈和互动时双方意见的交流，所有这一切都使他们在心灵上投入，并在电视之外使他们的体验富有意义。尽管报纸、杂志、收音机，甚至书籍都是不同形式的媒体，它们在方式和程度上并不像商业电视节目那样，其内容受到市场逻辑和意识形态的限制。由于这个原因，它们起到了替代电视的作用，使这些人都能以一种不同于电视提供的方式，获得图像、观念和信息，用以理解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社会世界。与他人的会谈与互动同样能够做到这点，但起作用的方式不同，这种方式与成为媒体话语一部分的商业逻辑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相差甚大。当他们与其亲戚、孩子、同事或朋友交谈的时候，这些人在心灵上参与一种电视话语之外的话语，并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往往能够有机会不同地看待他们自己、他人和他们的世界。这种纷纭复杂的观念构成了他们电视使用社会性的重要一部分内容。
除了这种替代性的图像和观念之外，还需要考虑他们的倾向及参与活动，包括投身电视活动的思维自觉性的形式问题。对他们每个人而言，收看电视的日常社会体验在其实现方式上是各不相同的。
罗布的思维自觉性程度最低，出于习惯而投身电视。他把看电视视为“工作之后喘口气”，在工作之前或周末时把电视当作“让它开着当作背景”的某种东西。但当电视上上演“淘金者”（Forty niner）游戏，或值得观看的体育赛事时，那么他对电视的投入就会具有较高的思维自觉性程度，事实上他会事先安排好收看电视的时间，不仅在头脑中组织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且他也把它当作某种刺激的令人高兴的活动期待它的到来。唐下班之后也会打开电视，但他说他这么做，在他的脑子里有摆脱工作这一念头，在他这里，这似乎是些微的、短暂的某种认知，但在罗布那里这一点并不明显。和罗布一样，在周末和下午上班之前，唐在电视上具有更多的思维自觉性，他等待着拳击、《奇才》的到来，或租些电影来看，把它们视为更好玩更刺激的东西。菲尔一开始对电视就具有较高的思维自觉性。他似乎能在他的头脑中，把工作带来的体验与他能从电视中获得的愉悦区分开来。他也在上班之前以同样的方式收看《我爱露西》和《佩里·梅森》。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对电视的思维自觉性取向
尽管我并不想低估投身电视的习惯的性质，所有这三个人的访谈描述说明了一个问题，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群体，在他们对电视的思维自觉程度，存在着极大的不同。除了罗布最初的取向具有自发性和非思考性特征之外，他们三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上，都把摆脱（逃避）工作的观念与使用他们的思维、刺激他们的想像（游戏）的观念联系起来，他们都明确地说这种使用其思维、刺激其想像的意识，从他们收看电视一开始的时候，就在他们的思想中存在着。这些观念——逃避及游戏的观念——往往在他们的头脑中相互紧密地联系着，它们能够成为一体，并影响他们把电视视为愉悦的，甚至是触发思想的体验。事实上，由于他们在头脑中具有这样的观念而取向电视，这些人是在向他们自己展示这样的问题，即从心灵与情感上来说，他们从哪来，想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他们的这些观念，或简单地说，他们头脑中拥有的电视的愉悦的、想像性的使用的观念，是短暂的。但是，真正重要的是这种思维自觉性的存在，而不是它们的续存时间。在区分他们在家时的思想和在工作上可能具有的思想和体验时，这三个人实际上正在制造一种心灵空间，以便使他们期待想像性地参与电视，并且设想，不管这种设想多么短暂，当他们收看电视时，会喜欢收看什么，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体验。以这种具有思维自觉性的方法行动，不同于出于习惯的行动，出于习惯的行动是罗布经常做的，也是我所访谈的绝大多数人当他们下班后投身电视或其他活动时所经常做的。（我在“思维自觉性程度较低的投身电视”中讨论这个问题）除非把它与自发的非思考的方式相比较，带有游戏性的期望，想像性地使用人们的智力这样的设想，就其本身而言是不可能被充分理解的。正如收看电视这种行动本身一样，人们取向于媒体的这种性质，是他们使用仪式的有效部分。另外，人们对电视的思维自觉的投入往往是和他们所投身的其他活动的情形一致的。
对游戏性质的期待、对刺激的欲望，是罗布自己取向（思考）收听收音机、做些家庭小工程活、购物或去跳蚤市场、以及与家人散步时所期望的；这是唐在准备修车、与他的孩子们做游戏、与家人拜访朋友时所想像的；同样，这也是菲尔跑步、同他的孩子们外出访友或与家人购物时在头脑中存在的想法。
由于思维自觉性自始至终地反复存在于人们投入电视和其他活动中，在我们确定这些特殊的人把电视带入其生活中的过程中而形成的社会性方面，思维自觉性起到了持续性作用。
毫不奇怪，这种思维自觉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电视的取向上，也表现在对电视的投入上，更表现在他们所参与的其他活动中。正如在前面所说的那样，当这些人思维自觉地投入到他们的所见所闻时，他们常常既接受，而且又批判这些节目。他们也常常想像，哪怕只是短暂的，想像他们自己身处他们在电视上看见的那些人的位置上。另外，这些人以一种不被中断的方式坐下来收看电视，充分关注社会行动，这一事实说明他们的收视具有连续性。有些时候，他们会长期地跟随电视节目，就像罗布跟随《我的孩子们》，菲尔跟随《我爱露西》和《佩里·梅森》那样，或者，他们会跟随他们所喜欢的球队，一场一场地收看，就像罗布跟随“淘金者”那样，这一事实说明，这种连续性能够长期地发展。这种思维自觉性程度同样也典型地体现在谈话与互动之中，这种会谈与互动已经成为他们散步、访友、购物、与他人同做自己爱好的活动等活动的一部分内容。这种思维自觉性也能体现在单独的活动中。除了收看电视之外这些人每天所从事的那些特殊的活动，包括电视收视，这些活动持续的时间有很大的不同。在从事任何这类活动时，他们都具有思维和情感，都评价行动的过程，判断观念和行动的合理性，并经常对事物采取一种批判的姿态。正是这些内容为他们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社会性。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受调停的电视权力
交织在所有这一切之中的是电视权力，这是一种为这些人的社会世界建立意义的参考框架的权力，是一种给予他们的对节目的诠释以意义形式的权力。电视权力能够产生作用，它为这些人做这些事情，但它的确不能分离于思维自觉性，这是思维自觉性是他们的收视活动的典型特征。这种思维自觉性不能被庸俗化为只是权力的作用，即使是对立性的诠释也包括在权力的定义之中。在收视活动本身之外，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投身电视和其他活动的思维自觉性，也能发现他们投身于其他活动时所展现出来的思维自觉性，如何抗衡电视权力在他们的生活中发挥影响作用。思维自觉性除了作为在权力过程中被构造的结果之外，它同样表达了一种社会性，这种社会性是在人们使用电视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