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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结论
我所访谈的人们似乎要利用电视，去为他们自己创造一种心灵空间，在这片心灵空间中，他们不必像白天（或黑夜）上班时那样，必须慎重思考，或必须为他们的思想与行为承担责任。这一点对我访谈的那些妇女来说尤其是这样，她们在做饭、清洁卫生方面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经历了工作的某种沿续，即使她们离开工作岗位好长时间之后也是如此。这些人的确体验到了电视的权力效应。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人们在使用电视时能使这种活动转化为他们的优势，因为他们创造了心灵与情感的空间，在这样空间中他们是自由的，即使是暂时的，他们摆脱了平常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要求。他们在投身电视过程中形成了社会性，这种社会性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是对权力的对立性的话语行动。在我的头脑中，作为分析人员，我们是否给予电视权力或权力对抗的概念以特殊的地位，依然不十分清楚。从分析的角度上讲，把注意力集中在权力的不确定性上，集中考察发生于对立性诠释之外的电视使用的社会性上，是件更为重要的事情。
五 同时收视的权力关系及其社会性
事实上，在我访谈的所有人的生活中，各种类型的同时收视是其生活的一种特征。在收看电视的同时参与其他各种活动，实际上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情况，比绝大多数其他类型的电视使用要复杂得多。在如此众多的人们的下班之后的生活中，同时收视已经成了一种如此突出的特征，这一事实要求试图理解电视使用社会性的研究人员能够系统地说明此种情境中思维自觉性的模式。这些思维自觉性模式说明了人们与电视的关系，以及人们与其他活动的关系是不断发生变化的。除了模式本身之外，分析人员必须发现在思维自觉性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情形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理解电视权力及其在同时收视活动中具有典型表现的电视使用的社会性。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受到削弱的电视权力
由于同时收视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活动，在权力研究中，它就成为了一个中心问题。正如我提到的那样，电视权力同时能够在不同方面发挥作用，而且并不总是以文化研究让我们相信的方式发生作用。人们在同时收视活动中发展起来了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可以削弱电视权力。
〖KG2*2〗第一，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电视具有为电视使用者设置意义参考框架的权力——即为人们的意义创造活动建构话语空间。如在我讨论的那三个人，即罗布、唐和菲尔那里，电视话语为他们设立了意义参考框架（同样也以特定方式构造了他们的诠释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下班之后惟一地投身于电视。但在那25个同时收视者那里，因为他们在电视收视和其他活动之间来回往复，电视的图像世界永远不能像在罗布、唐和菲尔那里那样，排他性地进入到他们的心灵体验中去。以这种方式，电视就不能为他们建立意义参考框架。
第二，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电视具有构造人们的诠释过程的权力——收视者能够诠释节目，而电视能够为人们提供方法，让收视者与宏观文化建立联系。在同时收视活动中，诠释过程要比聚焦于电视文本本身和收视活动更具碎片化的特征。收视者能够在节目中发现意义，但这种意义的发现是通过把场景、局部内容以及图像顺序从整体叙述的完整意义中分离出来而获得的。结果，与其他收视活动相比，意义以一种不可预测的方式而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通过符号的商品形式，电视向人们提供了持续的图像流。而与此同时，这种图像流又由于每个频道上都有的间隔而被分化为不连贯的片断（图像流以及节目的片断结构在第五章中有所讨论）。结果，电视图像即使提供了对社会生活的刻画，对同时收视者而言，它们只是存在于房间内的某种东西。他们总是可以获得这些图像，在忙于其他活动时，他们总是能够看上或听上一会儿，或更长一点的时间。由于他们能够总是获得这些节目，加上他们总是参与其他的活动，在这种碎片化参与过程中，形成一种时断时续的对节目的关注是可能的。在这种关注类型中，故事线索的发展、不同故事线索之间的关系、某种故事线索之内人物的行动，特别是这些表象形式综合形成节目的整体叙事意义的方式——所有的这一切能够深化节目中社会行动的意义——不大可能成为人们心灵体验关注的中心。在这一组受访者中，他们在同时收视活动中不大可能对这些深刻的、精雕细琢的意义具有思维自觉的参与，相反，在人们的头脑中更有可能占据重要地位的，是那些得到清晰勾划的、容易识别的、反复重复的图像流和节目片断。因此，这组人所关注的，是那些短小的，互不关联的节目片断，或发生在这些片断之内的高度仪式化的社会行动，或这种片断和场景的不同组合和并置，这些组合与并置可能来源于某一时间内的不同节目之中。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社会行动的持续性和发展性的重要意义消失了。这是电视使用社会性的两个特征，这两个特征在构造电视刻画的合理性，使电视话语能够通过稳定人们的心灵体验而影响人们的意义创造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在同时收视活动中，人们对节目（或对其他活动）的心灵体验不必是前后一致的，或在每个时间上都是完整的。当人们以这种方式使用电视时，他们的思维不必像专注收看电视时那样，植根于节目的话语规则之中。结果，人们在离开电视之后，不一定必然具有话语的一致性和对社会生活及其“外部”世界以及他们自己生活的稳定观念。如果他们自始至终地收看某个特别节目，他们或许有这样一致的、稳定的观念，因为在图像世界之中对这些现象都有所刻画。因此，在同时收视活动中，电视以一种碎片化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诠释过程，它在分离意义的同时使意义能够形成。批判的分析人员把电视构造人们诠释过程的权力归结为话语规则。他们或许不经意地低估了这种媒体对社会体验的分离作用，这种社会体验的分离在同时收视活动中具有典型性意义。这种注意力分散的收视方式要求分析人员能够审视电视话语的作用，以便阐明电视使用的社会性。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发挥作用的电视权力：习惯性
在这25人中，电视可以被认为能够“校对”人们的思维，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使他们习惯于以相对无知觉的方式行事。作为权力的一种形式，它与我们早已讨论过的标准化效应极为相似。在此，并不是人们投身电视的独特性，或是他们投身其他活动的独特性造就了权力效应（像那6个“思维自觉性程度较低”的投身电视的人那样）。这种权力效应可以说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那些同时投身电视的人中，在投身电视与从事其他活动之间，从思维自觉性角度上讲，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区别。相反，对他们而言，是他们的那种投身电视与其他活动的一致性的不假思索的方式造就了这种权力作用。这种习惯化倾向来源于他们对电视和其他活动的依赖，以便他们更好地完成从工作到家庭生活的转化。
当人们同时以相对无知觉的方式投身电视与其他活动时，对分析人员来说，即使不是不可能，要区分出在人们的社会体验中电视的独特作用，是极为困难的。在我的访谈描述中，我不能把人们对电视的心智与情感期待，在实现从工作到家庭生活的转化过程中与对其他活动的期待区分开来。这种情况发生在那些不属于同时收视的少数人那里，也发生于那些同时收视者中间。那些其他的活动——做饭、做清洁以及最为频繁的随意交谈——最起码潜在地已经成为同电视一样具有吸引力，它们同样能够引导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一旦当人们参与这些活动，它们也能使人们有某种意识，意识到他们所期待的东西即将发生。与收看电视一样，这些其他活动已经成为我所访谈的人们的惯例性活动，就是说，它们并不是人们把它们视为特别值得去做的那类活动。
尽管难以区分人们在投身电视和其他活动上的思维自觉性，我的访谈材料却表明，这25个人中的绝大多数已经习惯于这种相对无知觉的电视收视方式——同时收视。在所有我所访谈的下班后投身电视的人中，那些同时投身电视与其他活动的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以不假思索的方式行动——就是说，出于习惯而行动。事实上，人们越是惟一地投身于同时收视活动，他们就越有可能在下班之后这一时间段内出于习惯地行动。有10人说他们在下班之后以这种方式使用电视，我发现，他们的电视使用和相对“无知觉”的行为之间的关系最为明显。这种关系长期地重复出现，在此期间不会出现其他情况以抵消或缓解这种明显的权力效应。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缓解电视权力：习惯化的局限（1）
这一组人的思维自觉性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