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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电视使用实际上十分接近于罗布、唐和菲尔的情况，也接近于那些相对于其他活动而言思维自觉性较低的投身电视的那6个人。从思维自觉性角度上讲，这种电视收视的不连贯形式，在他们规律性地自觉参与的其他活动，和思维自觉性低下的同时收视活动之间，占据着一个中间位置。那种同时收视活动，已经成为人们下班之后的放松和娱乐这种惯例活动的持续性内容。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缓解电视权力：习惯于不看电视
在我访谈的人中，有三分之一的人（20人）说他们下班之后根本不看电视，尽管他们在其他时间的确使用或收看电视。在这一组人中的研究发现，十分清楚地限制了这种断言，即电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能够发挥权力作用。相对于那些下班之后投身电视的人，这组特殊的人更有可能从事不同的连续的活动，在此过程中，他们行事的思维自觉性会发生变化。由于下班之后不看电视，在这个特别时段上他们能够阻止电视为他们设置意义参考框架。因此，他们不会习惯于电视，节目的话语也不能构造他们的诠释过程。在这个明显十分重要的过渡时间段上，这20个人摆脱了电视的种种权力效应，并且由于这个原因，在他们走出这个过渡时间段后，他们似乎能够更为自觉地从事各种活动。
这组群体成员说，他们下班回家后首先投身于那些更为惯例性的活动，如做饭和清洁，这种事情是几乎每个人在这个时候都要做的。他们报告说他们出于习惯做这些事，这并不需要多少自觉的决策。许多在下班之后投身电视的人也会做这些事，但这20个人已经建立起来了一种不诉诸电视的惯例活动，在此过程中，他们实际上对这样的论断提出了怀疑：电视，或说大众传媒，是使人们以一种“无知觉”的方式习惯性地行动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下班之后不选择收看电视的人（但在其他时候电视是其选择的人），比同时收视者要更频繁地出于习惯而做饭和做清洁工作。因此，在这个时刻，他们也更有可能习惯于对事物采取一种不假思索的取向。但这种习惯倾向仅仅是他们下班之后活动的开始。
由于他们的惯例性活动中不包括电视，这20人群体在描述他们的活动时表示，在完成或离开这一做饭——清洁之后，在这同一个下班之后的时间段上，他们会以更具自觉性的方式，从事其他的活动。这些活动我们现在已经耳熟能详了：读书、看报或杂志；做缝纫，做各种爱好的活动，交谈，或与家人、朋友和同住者一同消磨时间。正如在前面所描述的那样，相对于做饭、清洁，甚至电视使用而言，所有的这些活动更具思维自觉的性质，特别是从这些活动所能提供的参与的连贯性和获得洞察力的可能性角度上讲，尤其如此。这20个人在完成了做饭和清洁这些惯例性活动以后，能够以一种更为游戏性或反思的方式投身于其他活动之中。事实上，如果我们忽略不计他们一开始对那些琐碎活动的不假思索的取向的话，就可以发现，这20个人在下班以后从事其他活动的方式，是我所访谈的60个人中最具思维自觉性的方式。只有2个在下班之后投身电视的人说，他们下班之后在做事时思维自觉性有一个由低下到充分的发展过程，而且他们俩都不参与同时收视活动。
对这些人来说，下班之后电视对他们没有吸引力。同那些使用电视的人一样，这些人也想“把握”他们上班时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然而，他们所选择的方式，是看报纸，和朋友、家人或同住者交谈。除了两个人之外，这个群体的所有人都在晚上投身电视（或是第二天早上），他们指出，他们也有经常收看的最喜欢的节目以及另外一些他们不想错过的节目。把这些人第一次，往往是在晚上，投身电视时的思维自觉性，同那些，往往是在下班后，第一次收视电视时展现的思维自觉性相比较，我发现，那些直到晚上才使用电视的人最不可能说他们是出于习惯，或在收视时在他们的头脑中存在着逃避的想法。用另外的话来讲，在下班之后这段时间以外，当这些人投身电视以便放松自己，享受生活的时候，他们要比我访谈过的其他任何人都更具思维自觉性。这些人在下班之后并不投身电视，这个时间段上，任何人思维自觉地参与活动的能力似乎是最低的。这一事实表明，他们要比任何其他我所访谈过的人，在允许电视进入他们的生活这个方面，有着更强的自我控制能力。由于这个原因，当他们投身电视的时候，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就能比我访谈的其他人更具思维自觉性。他们的访谈材料证明了其电视使用的社会性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缓解了电视权力在人们日常生活之中的作用。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结论：下班之后电视的功能性使用
在我的研究中，为了在下班之后创造一种情境，在这种情境中人们无需对他们所参与的任何客体始终保持高度的思维自觉性，同时收视的人会做出某种选择。不管是做饭、清洁、交谈、收看电视节目，还是其他活动，这些活动都不要求他们专心致志。通过同时从事其他活动的电视使用方法，人们事实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们来回往复于电视的收看、收听和做其他事情之间，这不仅能使他们转换注意力的焦点，而且从思维自觉性角度上讲，也改变了活动的基础，从原来接受性的对活动节奏不可控制的活动（电视收视），转化为那些要求积极主动参与的，能控制其节奏的活动（做饭、清洁、交谈、阅读等）。对活动的积极主动参与以及对活动节奏的控制会不断地受到干扰，并发生逆转现象。正是这种对思维自觉性参与活动的干扰和逆转说明了同时收视的特点。
因此，同时收视活动具有一种独特的社会性，这种社会性似乎特别适合于帮助人们完成从工作到家庭生活的转换。在工作上，人们的头脑一般都必须关注他们自身之外的事物，而在家庭生活中，他们就有机会使心灵与情感体验重新取向于自己或他们与家人及同住者之间的关系上。尽管这听起来是一个相对简单的调整，但事实上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的转换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在这种时空之中，人们的心灵与情感体验能够发现新的不同的寄托，能使他们重新建立对自己生活的控制。这种调整又由于这样的事实而进一步复杂化，即如果我所访谈的人具有代表性的话，当人们下班回到家里以后，他们依然面临这种或那种的工作责任（通常是做饭和清洁）。通过向人们提供业已制作的但又不断变化的人们能够随意进出的想像空间，电视在某种意义上能使人们在这些持续性的责任中获得解放，因此他们不必在任何一种活动中始终保持高度集中的思维自觉性。所有的这一切使我相信，同时收视活动的社会逻辑并不是习惯化，而是人们为了方便从工作到家庭生活的转化而采取的对电视的一种功能性使用。特别是当这种转化涉及到这种或那种工作形式的沿续时，情况就更是如此。为了这种目的而使用电视，人们似乎是要质疑这样一种需要，即通过有效利用时间而始终保持生产效率的需要，这种需要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如此盛行。对于收视者来说，这里的功能性，是指通过电视收视而打破这种生产效率性活动的规范性。
与我交谈的同时电视收视者首先表示，他们能够意识到自己（及他人）参与这类电视使用的动机。他们的访谈描述语言表明了这一点，也证明了这种功能性使用的解释。“电视要比其他任何事情更容易让人放松”，“有了电视，我就不必对任何事情想得太多了”，“在我下班以后感到累了的时候，电视让我有所依靠”，“有了电视，我就不同再想别的事了”。当他们这么说的时候，他们并不把电视看作是出于习惯而铭刻在他们的体验之中，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客体，当作与他们分离的东西。另外，他们认识到其他人也是以这种保持距离的方式看待电视的。在此过程中，他们能够意识到他们自己及他人的同时电视使用的仪式意义。的确，他们能够意识到同时收视是其文化实践的一种独特形式。即使同时收视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即使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已经“习惯”于这种收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同时没有意识到它，而把它当作一种习惯。因此，在此过程中，他们总是能够把他们对电视的习惯理解为某种由社会建构的、因而是可以改变的东西。
这种对电视的功能性使用带来了意料不到的后果。其中最有意义的后果，与这种收视对人们参与其他活动的连贯性及发展过程的影响有关。尽管当人们准备晚饭或照料其他家务时，功能性电视使用不会构成什么问题，但当人们对电视时断时续的关注干扰或取代了不断发展的互动潜在性时，对某些人来说其意义就不同寻常了。这种互动的潜在性，形成于人们与家庭成员或同住者的会谈与互动之中，或形成于他们的阅读、缝纫或其他家居小工程及其爱好的连贯性和发展过程之中。关于这个问题，访谈材料表明，人们具有一种混合的感觉，而且他们总是具有相互矛盾的想法和体验。一方面，下班之后的交谈与社会互动被视为另一种活动而已，就如做饭或照料其他家务一样。在这个意义上，那些我与之交谈的人并不真的想在思维自觉性上过多地投入到这种交谈和互动中去。由于工作的严格要求，他们常常在心灵与情感两方面都感到筋疲力尽，因此他们根本就没有精力专注地参与任何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