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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创作人员）的确把该片设计的很令人激动和有趣。他们的主题……就是使该片表现一种逃避，但我转而对吉思（Jeez）说：“如果我拥有一家大石油公司的话，我不会那样生活，我也不会以那种方法来经营这家公司。”真正的生意人不会像这些人那样蠢笨，简直是白痴。因此，当我看过后说：“的确，我想从电视中有所收获，当我看电视时我也想生活在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里。但我要使自己相信那是真实的世界，而不是对我来说是卡通世界。”《王朝》就给了我们一个卡通世界。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对合理性质疑的一般概括（2）
当他们从对合理性的质疑中进行概括的时候，观众的批评是建立在叙事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但却和我前面讨论过的更为基本的批判性收视发生的情况不同，他们的意义创制活动摆脱了对节目具体刻画的关注。人们仍是在叙事传统的话语中寻找着意义；但是，由于他们形成了一种他们认为故事应该或能够如何的一般批判模式，这就意味着和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具体刻画上的批判相比，他们对节目话语的心灵与情感的投入，更有距离感。尽管如此，一个重要的而且对于这两种批判性收视关系都有效的假定就是，节目制作者的意图（这里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的）应以一种现实的手法来刻画社会生活，从而在社会生活的意义传播过程中吸引观众。站在观众的立场上，这种情况可以在表象层面、“真实”层面或在两个层面上都能够发生。
这两种批判性收视活动通常同时发生，并且也会和以叙述为基础的收视活动纠缠在一起。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当人们独立收看电视或与他人一同收看时，情况都是如此，但它更表现为一种与他人一同收视的特征。
据我观察，当人们一同收视时，他们之间的互动有助于引出他们对合理性问题的一些质疑和评论，而这在单独收视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很典型的，由一个收视者对于在屏幕上出现的某一具体的场景或行为所作出的评论，将会引起在场的其他收视者的进一步评说。这种互动起先集中于对合理性的质疑，而后它就有可能跳出这一点进一步讨论所看电视的情节发展，比较这个节目与其他节目，或比较不同节目的人物和故事情节，等等。这种交谈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我前面提到的那种一般化概括。在这一过程中，批判性收视关系的思维自觉性投入，就会让位于一种脉络取向的收视实践，在这种收视实践中人们相互交换他们先前参与以叙述为基础的收视活动和批判式收视关系中的所得所见。这样，当他们把刚看到的和储存在头脑中的大量电视及电影图像联系起来时，他们的这种收视活动就更呈现出了明显的文本间比较的特点。但以我的观察，当人们一同收视时，他们要等到插播商业广告休息时才会充分地展开这种讨论，因为他们的首要目的是收看电视，而不是讨论电视。
有时，我在研究中发现，在一致性批判及其人们在这些批判之间所作的联系中，会形成一种收视者贴切地概括为“电视游戏”的情形。在这种游戏中，收视者还会相互竞争，看谁能在观看时首先发现不合理的地方。这种批评的声音往往成为人们在收视过程中形成一致性观点的基础。毫无疑问，因为这种游戏重点就是要找出那些不合理的东西，所以也就往往成了人们的一种乐趣的来源。但同时，这种乐趣是从对电视节目的游戏中得来的，这种游戏也有助于他们不断再生一种意识，表明他们没有被不真实的电视节目所哄骗。
不论人们是否在批判性的电视收视中进行这种游戏，由于他们在电视节目中找不到足够合理性，这的确能使他们产生一种寻找合理节目的欲望，从而也使之成为让他们继续收看的基础，在我和一位女士座谈时，她对电视持续投入的标准的转移是很明显的，她说：
隔一会我们就收看一些很难说清好坏的东西……那是《花边》（Lace）吗？……不，不，它是《米斯特拉尔的女儿》。我们看它是因为它是有关一个艺术家的。太不幸了，我们居然会喜欢这样的电视。
这种情感在我访谈的其他人们中也会产生共鸣，在他们当中，一位收视者就描述了为什么不合理的节目反而能让人们乐于观看：
我喜欢看那些荒唐可笑的电视节目……也喜欢看这样的电视；其中的事情因为本来就是荒唐的反而会不再有其他做作的成份，而和那些自认为自己是真正的戏剧并在黄金时段播出的肥皂剧不同。这就是我为何过去经常收看（白天）肥皂剧的原因——我过去经常取笑他们。它们很适于观看，因为它们看起来太可笑太荒唐了。我不能想像人们会真正地认为这样的事情也会真的发生过。我也无法设想那些创造这种节目的人会一本正经地看待这些东西。但那不关我们的事，我说的是制造了这种节目的人——同是又使人们收看这种东西的人。如果他们诚实地试图告诉我哪些节目是精彩的，哪些节目是荒唐的，我就不会收看；但往往当他们写下某个作品时，他们看到人们好像在笑，于是他们就继续写道“这是我在生命中最白痴的一部作品”，我反而会去看。《王朝》、《达拉斯》、《猎鹰羽》（Fal Crest）及其他的晚间肥皂剧……我喜欢嘲笑这类事物。直到他们知道它是一种可笑的东西为止。如果他们试图告诉我它是严肃的，那么，坐着收看这种人们强迫你相信的东西将是一种侮辱。
通过质疑节目的合理性以及对这种合理性的质疑进行概括，电视收视者能够与叙事传统所刻画的现实保持距离。这一点反过来也使他们自己同叙事传统中传播的话语的意义和权力保持距离。为了获得这种与呈现给他们的社会现实之间在心灵和情感上的距离，我与之交谈的一些收视者经常用他们自己真实生活的体验，或他们自己的关于真实生活的概念，作为判断节目的合理性的标准。然而，事情对于人们并非就这么简单。如我前面所提及的，我也考察了在作出这种合理性判断时标准的一种转移——从真实生活的参照点向电视或电影参照点转移。很多在参照点方面呈现出这种转变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参照点，在他们对节目作出任何一种判断的过程中，实际已经发生变化了。另外，收视者首先会搜索节目的不合理性，他们会从电视所展现的现实出发尽力发现这种不合理性，而同时，他们也不会放弃这样的观念，即叙事传统中意义的发展过程应该构成他们持续关注电视的基础。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识别程式（1）
以我看来，第三种批判式收视活动是最复杂的，我称之为程式识别。不言而喻，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电视收视的历史。在这种历史中，人们试图找出合理的节目，并参与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活动。这种历史还包括人们对于所见所闻的进行一种批判性的判断，其中包括我说过的对具体刻画的合理性的质疑，以及对人们所发现的更普遍的不合理性模式的批判。
然而，在我访谈过并与之一起看过电视的某些人中产生了另外一种批评。他们在描述他们所看到的东西时，经常运用诸如“程式”、“可预测性”之类的术语；他们有时会认定一个并非是某个特定节目创造者的“他们”，但是他们相信这个“他们”的利益更为广泛地影响了节目。或者他们会用“事物”这一词来指称电视的内容，不是用来详细地描述他们在电视中看到或听到的具体内容，而是用来指称在不同节目中反复出现的内容。通过这些方法，人们形成了一种比先前提到的在作出其他种类的批判时典型被使用的语言，更抽象并具包容性的语言。这种语言的使用，不仅在他们自己头脑中，而且也在与别人的交谈中，构成了一种看待电视节目不合理性的独特的方法。这一点在许多访谈陈述的评论中表现得很明显。
例如，一位收视者说，他过去每个星期天晚上都收看《60分钟》这个节目，但现在“节目太相似了”，一个接一个都是相同的东西。几乎同样的，一位收视者说出的下面这段话也代表了其他收视者的心声：“大多数时候，当你还有一英里远时，基本上你就能知道将有何事会发生了，因为它太容易预言了。”接下来的仍然是其他收视者关于在收视文化中对程式认识的评论样本：
大多数节目是围绕程式制造出来的，我们很清楚，不久，当我们对程式很熟悉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产生厌倦的时候了。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表演型节目的原因，因为你不会知道下次会发生什么。
在电视里有些被操纵的东西，但我对此并无厌恶的意思，像搞笑的把戏。如果有些有趣的事情，他们告诉你，他们必须这样做，因为以别的方式你根本就认识不到这种可笑的东西，因为它根本就没什么可令人笑的。我不喜欢被人以这种方法侮辱。在节目中几乎没有智慧可言，或者几乎没有令人感兴趣的东西，还有些戏剧中合理的成份少得可怜，程式像是一直在盯着你的脸。
大多数电视剧都太程式僵化了。我曾看过几次《艾尔斯威尔大街》及《山街警察》之类的东西，它就像是那种你能预料到的戏剧，一个情节发生之后，接下来的四个情节……是完全能被料知的。
我看过《西蒙和西蒙》和《玛格那姆》，它们如果没有那些演员的话，它们简直就是太普通的节目了。如果他们换两个别的人扮演西蒙和西蒙，或者把汤姆·塞尔莱科（Tom Selleck）从《玛格那姆》中撤走，它就只是一种程式性节目了，还是让我们收看《神探亨特》并先个吃三明